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人的童年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是金色的，我的是杂色的。
所谓金色的记忆到8岁时便戛然而止了，来得那么突然，以至于让我第一次铭感了世态的炎凉：我尊敬的老师对待我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我挚爱的同学指点着我说“国民党”。那年我父亲因“隐瞒历史问题”被投进监狱，一去17年。而我自幼失怙，家道突然贫穷，从童年即陷入了人生的挣扎。
或许是因为少年心性，我并没有玩世不恭，堕落成街头小混混。我照样接受着正面的教育，拼命吮吸着真善美的乳汁。现在想来真的是觉得很侥幸。
还是说说童年的那些事吧：
最喜欢的老师：王光前。王老师比我们也就大个十三四岁吧。他有两件事我不会忘记，一是他练毛笔字，他狭小的房间里贴了一幅对联：磨穿千尺铁砚，写秃万丈狼毫。这幅对联让我震撼。二是三年级上了一堂课，是关于鲁迅的。作业中问为什么鲁迅先生要鞭挞旧社会（大意），我答曰：是因为政府不录用他。王老师把我叫去，指着他用红笔划了横线的“录用”两个字，笑着给我单独上了一堂课，纠正了我的幼稚的错误。在长沙小学语文界，王光前的名字是无人不知的。97年我曾在一所民办学校供职，该校聘请已退休的王老师任副校长，负责小学部。我们师生共事一校，朝夕相处，数十年后再聆恩师教诲，实为人生美事。
最讨厌的老师：XXX。相信每个学生在自己漫长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两个老师是不喜欢的。其实这位我最讨厌的女老师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她只是讲课时比较不注意自己的口水唾沫，也只是生气时不怎么控制自己的行为。她喜欢在教室里边念课文边游走，这样就不止是前排，而是全教室的学生都“雨露均沾”了。如果你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被她察觉后你就遭殃了。她会粉脸羞红，杏眼圆睁，直瞪瞪看着你，直到你羞愧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老老实实低头。如若不然，还有厉害的。有一次我破天荒地顶了她一句嘴，她立马使出了擒拿绝学，只用三根指头便捏住了我右臂肘弯处的麻筋，我顿时全身不由自主，被她牵小羊似的拉到后面的办公室。有一段时间我老是怀疑，是不是当老师的都学会了这一招，用以对付那些顽劣的学生呢？
最喜欢的同学：巴湘。他家住在肇家坪东头的一个小院落里。父亲是机关干部，母亲好象是教师。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这是一个富有知识分子气息的平静的生活宽裕的家庭。巴湘曾经神秘地对我说他家里有蒙古人血统，我虽然将信将疑，但巴湘的性格还真的有如心里装着一匹野马，不是行为，而是心灵狂放不羁。他好象总是处于拼命阻止自己去翻墙越牖作出快意之举的精神状态。我喜欢巴湘，是因为他的豪爽大气，有一颗金子般纯净的心，也因为他父母的仁慈宽厚。当时我的家境甚至窘到了三餐不继的地步，所以我没少在他家里蹭饭。他家的书柜、他姐姐的歌声、他妹妹有如公主般的美貌都教我着迷，成为我童年灰暗生活中的一缕光芒。小学毕业，巴湘和我们班的李年辉、徐明亮、另一班的金世明（金丝猴）考入了一中，我觉得一中不适合我，和班上同学叶国镇考上了二中，从此，我和巴湘的小学情谊就打上了句号。文革期间，我们几个同学在橘子洲相聚，三四年的不同经历，前途渺茫的环境，让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变得沉默寡言，欲言又止。后来李年辉提议巴湘唱个歌吧。曾经是红领巾歌舞团演员的巴湘很随性地唱起了胡松华的“啊，喜马拉雅山”，伴随着歌声，我们的目光都迷离在湘水的波纹之中...后来，他比我们幸运，分到了火柴厂。再后来，那已是很多年以后了，在一次偶遇中，徐明亮告诉我，巴湘筹备婚事，在粉刷新房的时候，从高高的人字梯上摔下来，颈椎以下高位截瘫！让我深深内疚的是，我竟没有去看过他。为什么？是不是我的心灵已经麻木？不知道地址不是理由。究竟为什么？我无言以答...
最害怕的同学：汤建高。8岁以后我痛恨暴力。汤是个身板强健的人，一个明白自己拥有力量优势的人会忍不住要经常证明一下。我就被他证明过一次，所以我怕他。他还有一手绝技，玩扎子。他的手掌大，能轻易把桌上的麻将一把抓起，他的反应敏捷，能在沙袋高高抛起的短暂时间内把麻将横竖直竖，明翻暗翻，最后又是一把抓。这两件事别人都只能望风披靡。但在一件事上我和他较上了劲：雕模子。60本一套的连环图《三国演义》是最好的模本。我们把喜欢的图页用纸描下来，再用雕刀（一般用断钢锯皮磨成）镂刻，然后底下垫白纸，在上方拿牙刷蘸墨水在梳子上横刷，揭开模子后，那一个个英武的形象便阴拓在白纸上，成为我们得意的作品。我和汤建高互不服气，长期较量，基本打了个平手。这也使他对我另眼相看，但我始终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我实在不想再被他证明一次。若干年后，我们相遇聚谈，说起我怕他的往事，两人哈哈大笑。
最喜欢的游戏：游泳。除了雕模子、吹笛子、玩弹弓枪等，四年级以后，游泳这件令老师和家长谈虎色变的事情却成了我们集体偷欢的最大刺激。汤建高家住二里牌，附近有许多水塘。胆大妄为的汤早就学会了游泳，他把其中的快乐告诉我们，谁能挡得住这种诱惑呢？于是从开始的一两个到后来的一大群，我们都悄悄地从学校溜出来，经过浏城桥、南元宫、新军路就到了二里牌，扑腾扑腾下了水。戏饱游酣之后，天色已近黄昏，我们匆忙逃窜，回到家里，不敢让家长用指甲划手臂，生怕一道白印露了马脚。但黑油油的皮肤又怎能瞒过细心的家长？于是终于“东窗事发”，在一次集体游泳事件发生后，全班留校，人人检讨。汤建高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只差开除的极刑了。
最可笑的事情：四年级读了曲波的《林海雪原》，对里面土匪特务的黑话特有兴趣。李年辉也和我一样。于是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写了一张小纸条，捏成团，偷偷扔给了李年辉，恰好被上课的邓建铭老师瞥见，抢上去夺过纸条，打开一看，不禁莞尔一笑。原来上面写的是：年辉师兄：隆冬已至，天寒地冻，多穿棉袄，注意感冒。谢谢你的书。善哉善哉。完全是模仿神河庙老道的条子！邓老师展开纸条，当众宣读，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臊得我面红耳赤，把头埋在课桌上，不敢见人...
还有很多的童年之最，如最喜欢读的书是马卡连科的三卷本《教育诗》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情感内核，一种人道主义的东西；最喜欢的电影是捷克影片《毁灭的发明》还有英国片《巴格达窃贼》及苏联片《三海旅行记》，后者的主人公最后回到俄罗斯故土，五体投地，亲吻泥土的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最喜欢吃的是妈妈炸的糖糕，最大的野心是放假挣钱买一把小提琴，最灰心的是从四码头cen板车直到过了新河才赚了5分钱，全部买了炒蚕豆一路吃回来，就这样快乐地埋葬了自己可笑的野心。还有...
每年六一，这些儿时的记忆就会翻腾起来。今天又翻了一遍。没有可炫耀的东西，但它却只属于我。
巴湘、年辉，你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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