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节我在靖县与家人团聚,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4月初我收到欧从军从长沙寄来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一条重要的消息:他已收到高中入学通知书。我立即独自赶回长沙,到十二中学询问有关高中招生的情况。学校给我的正式答复是这次升高中只招收1955年4月1日之后出生的学生,而我是3月出生,因此不能入学。今天看来是荒唐的文件规定,当时如同法律,必须贯彻实行。就大了十几天,我被拒之于高中之外。我成了一名待业青年。
我得到消息:聂宪进入长沙市十一中学上高中,他明明比我大一岁。我在路上遇见了他,我带质问的口气发问:你为什么也可以上高中?
他向我解释,他父亲是湖南橡胶厂的工人,湖南橡胶厂的工人宣传队进驻长沙十一中学。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只要工宣队说句话,聂宪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十一中学的高中学生。他还由十一中学推荐上了大学,学美术,这是后话了。
从幼儿园到小学,继而初中,我一直接受的所谓正面教育。在聂宪上高中的问题上,社会对我和聂宪采取了双重标准。这样的社会教育来得真真切切。当我迈进社会第一步,我对社会充满着畏惧,感觉前途灰暗。
半年后,我当了建筑工人。工地就在十二中,建设称为西三楼的教学楼。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远远地瞧见欧从军等好几位初中同学坐的教室里听课,我的心情跌至了冰点。还好,我只在十二中工地工作了很短的时间,就调至伍家岭长沙玻璃仪器厂工地了。我师兄弟蔡奇留在了十二中工地,蔡奇的父亲的省交通系统的工程师,他与我同时从十二中初中毕业。每周政治学习遇见他,他总是与我聊在十二中工地见到同班同学的尴尬。
我还有机会上学吗?我的求学之路就止中断了吗?我只能发出屈原式的“天问”!
没有人回答我!
我绝不服这口气!
我手我捧着那张初中文凭,粗粗的学识,浅浅的阅历,轻轻地步入社会。直到14年后我才获得大学专科学历,那时已近而立之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