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打“娄阿鼠”

刘起渝

怒打“娄阿鼠”，是我七年知青生涯中耐人寻味的一个片断。

那是1971年农历3月，我由邵阳市回到城步苗乡知青点，在赶场时遇上老知青刘志远，问我愿否随他去贵州搞副业。说着，他拿出一份盖有城步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大印的证明让我看，证明上赫然写着：“兹有我贫下中农刘志远数人，拟去贵省锦屏一带搞副业，敬请沿途各级革委会与革命群众放行为感”等语。老知青点子多，也不知他从哪里搞的这张护身符。我略为沉思，很快就答应了。回到生产队后，想方设法在生产队领取了150斤谷子，卖给粮站换得全国粮票后，将一直珍藏不敢轻易动用的一罐猪油与一包腌菜带上，第二天即随他上了路。

刘志远个子短小精悍，会些武功。我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文革中也练出了些胆识，刘志远一路上不断赞叹我与他合作真是相得益彰。

然而，原与刘志远约好的那个基建工程已竣工，工程队已转移别处。我俩决定慢慢前行，相信总会找到事做。好在持有县级革委会开具的铁证，自信不会被当作“阶级敌人”乱抓，心理上倒也踏实。

我之所以敢于弃集体工不顾而擅自卖粮随人外出，是因为我那时心情特别苦闷难以自拔。

我的父亲刘性刚，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于岳麓书院，在安化地下党县委书记熊邵安、组织部长熊启凡安排下在安化名校“英武中学”教书，大革命时期任农协宣传干事，上过井岗山。后受命打入黄维兵团，淮海战役后回安化寻找党组织，经熊邵安介绍任湘中游击支队一支队三团团副（熊老于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处处长）。听母亲说，全国解放后，父亲乡情太重，谢绝过中央领导同志刘宁一去北京任事的举荐。孰料这一机遇的错过，竟铸成弥天大错，1951年4月2日，父亲满怀喜悦回到久违的梅城大桥老家，竟被农民协会误为反动军官捕捉。待二叔赶到长沙找到父亲参加革命的证人熊邵安等前辈，在省军管会请得保释批文，终因交通不便耽搁，父亲竟然人头落地。闻此噩耗，惊魂未定的母亲只得含悲茹苦，凭批文在军管会办得返回四川老家放行证明，背着襁褓中的我，一担箩筐挑了哥哥启维、姐姐启蓉踏上了千里归乡路（我生于1950年8月25日，母亲系成都人）。1954年，在邵阳开车的五叔刘象生闻母亲带养我们兄妹万分困窘，遂上重庆要求将我收为养子带回湖南邵阳。孰料在那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年代，历史的阴影竟将我这烈士的后代误作被镇压对象的子女处置，羁绊着我的命运。

1970年冬招工是我离队出走的直接导火索。身体有毛病的知青招工走了，身体棒棒的我却传闻因患有肺结核被刷。原以为满有把握的我一再跑去县人民医院查询，被问得着了急的医生答复问题不在他们那，我又夤夜回邵，在地区人民医院放射科做了检查，的确身体无恙。待赶到县城找到招工人员，他们却神情尴尬含糊，吞吞吐吐地搪塞“这个问题不好说。”很快，我敏感到政审出了问题。果然，湘运总公司谬将我父被“镇压”写入政审材料。这以后每逢招工犹如过“鬼门关”。对此，备受文革冲击的红军前辈熊老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这后生小辈又拿什么来与命运抗争？绝望的我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常面对莽莽群山哀叹：身体有病尚可医治，“世袭”病源百无可医。冤屈的父亲怎知儿辈亦因他的革命经历在受难！

1982年，在时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党校副校长熊邵安、老红军熊启凡等一批革命前辈的亲切关怀下，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979）6号文件，下发了（1982）48号文件，为父亲彻底昭雪。这已是后话。

这天傍晚，我与刘志远肩负行李来到贵州省锦屏县灯寨区，眼见农户家炊烟飘起，欲在这里的一家小伙铺食宿。闻得我俩的邵阳口音，正与服务员闲聊的一位面容和善的戴姓中年人热情插话，自称祖籍湖南双峰县，湘西会战时为避日寇杀掠举家流落至此。戴诚恳好客，认定邵阳至双峰不过百里，应属老乡。正所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有聊不尽的家乡典故。这老戴一手拽着我，一手拽着刘志远，非要延请到他家做客不可。老戴当生产队长的哥哥亦如见亲人，戴父戴母更视我们为子侄，问寒问暖十分关切，在喜庆的气氛中，吩咐儿辈杀鸡沽酒款待。戴家还有一个儿子在贵州凯里运输公司开车。翌日，戴家介绍我俩在这里一个小水泥厂砌了七天保坎，工程竣工后又留我们玩了一天。眼见此处再无事做，我们给戴家留下3斤猪油、30斤粮票，千恩万谢了戴家人，欲往黎平县觅事做。时近中午，我俩秣兵厉马，拟在灯寨街上的那间小伙铺吃过中饭再走。

姓张，在隔壁开了一带有“赤脚医生”性质的诊所。他声称看我二人风度亦像是大口岸来的，故此过来相问。俗话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见他这等义气，又来自省城，我与刘志远暗忖这世上也许有面恶心善之人。为聊解旅途寂寞，我俩给他也上了一份饭菜，姑且边吃边聊。

张氏口似悬河，自称湖南医学院毕业，分配在附一医院工作，医术良好，只因犯男女关系错误被发配于此，引起我俩同情。此人许诺可为我们找到事做，又十分体贴地说出门在外钱粮艰贵，能省则省，不妨去他处暂栖。见其盛情相邀，所居铺面又临街，我俩便随他去了诊所，果见有些医疗器械及出诊箱等，我俩更踏实了。20多岁本是好结交的年龄段，当晚，我俩去附近农家买了一只鸭子，割了一小块猪肉，去供销社沽了些金刚刺蔸制的烈酒（当时供销社普遍卖这种酒，没有粮食熬制的酒卖）。我俩以为是像遇戴家人那样他乡遇故知，兴冲冲地招待了他一餐。那年头，这自然是一顿丰盛的美餐，那张氏乐得咂嘴咂舌手舞足蹈，苍白的脸上显出兴奋的红晕。

谈话中，他得知我与刘志远携有200多斤粮票、100余块钱。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张氏十分关切，说贵州这地方既穷且乱，大白天也有人“关羊”抢劫，不妨将钱粮交由他保管，况且此去黎平不通客车，路程百余里，中间须翻越两座没有人烟的大山，强人野兽出没，途中恐怕出事，待他为我们找到事做，再将钱粮完璧归赵，这样既安全也不枉相识一场。刘志远到底比我年长几岁，尽管他如何游说，始终没有答应。但当时贵州粮食奇缺，粮票每斤卖到8角，人们面有菜色却是事实。何况那里正处青黄不接期间。当晚，张氏让我俩睡在诊所内的一张床上，自言另觅宿处，酒嗝不断地蛇行鼠步去了。

锦屏不过弹丸之地，地瘠民穷，属下的灯寨区更不待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的中国乡镇大抵如此。我与刘志远这两张陌生面孔招摇过市，早引起本地人关注，但见我们与在本地有些声望的戴家人交好，倒也未见有麻烦。翌晨，我俩仍邀张氏到隔壁的小伙铺吃了一份五角钱的客饭，敬上飞马牌香烟，这在当时都算难得的礼遇，张氏连呼“好香！”要我俩在诊所内略等片刻，他去联系做事，一定待有个准音后再走。

等了两三个小时，未见张本人回来，却等来了两个所谓查户口的公安。大盖帽那时颇有点吓人。我俩很感蹊跷，哪有大白天查户口的？果然，两公安很快直奔目标：“快把投机倒把的罪行如实招来！”两公安一口一声“知罪否？”一口咬定我俩是投机倒把的粮票贩子，并言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亦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经过几天调查，已查明我们携带粮票300多斤由湖南入境，除去卖掉与挥霍的，身上尚有200余斤及百余元赃款。两公安不容分说，动手动脚，责令我俩将手高高举起作投降状面壁而立，从我俩身上掏出“赃物赃款”。我俩大声呼冤，引得路人围观，一时间群口喧嚷，有人说我俩是张氏的同伙，张以前倒卖粮票肯定是我俩提供的；有人说张嫁娲于人，我俩携带的黄挎包内各有吊板砌刀及衣裤上的水泥斑渍即是证明。我与刘志远亦不信邪火，硬是不肯让他们拿走我们的钱粮，相持不下之际，来了几名带红袖章者，推推搡搡将我们带到派出所。透过围观的人头，不远处小巷口伸出一张狞笑的猴脸，向我们这边探头探脑，我看得分明，正是那娄阿鼠！

到了派出所内，刘志远从紧身衬衣里取出城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的证明，述说了到锦屏搞副业的来历，两公安未置可否，但脸色有所和缓，几名戴红袖章者却虎视眈眈有意刁难，非要有当地人担保方能释放。那年头抓人关人乃寻常之事，弄不好鸡飞蛋打呷大亏！我见其中一年稍长者似有恻隐之心但又不便启齿的样子，便许诺给4斤粮票，申言离此五六里处有一家姓戴的老乡可以担保，戴家的一个儿子还是生产队长。那人欢天喜地打起飞脚去了。

锦屏苗人多，民风强悍，内部交谈多用苗语，两公安亦是苗胞，幸刘志远也能侃几句苗语，气氛稍有缓和后，我俩便在桌上瞌睡“闭门思过”，也不知何时能找来戴家人？昏昏糊糊几近黄昏时，忽闻院外汽车喇叭鸣叫，竟是戴家在凯里运输公司工作的儿子开着车领全家人前来保释。两公安和颜悦色退还了被扣钱粮，唯有戴红袖章的几名壮汉犹抱不甘心之表情，怏怏然看着我们离开。戴氏兄弟告知，此去黎平其实有客车可乘，至于那姓张的，乃远近闻名一街痞而已。

此时暮霭沉沉，眼噙热泪谢绝了戴家的挽留，我极想找那姓张的教训一顿。我这人恶小人慕英雄，对于这张氏鼠辈，血气方刚的我岂能放过？遂与刘志远相商去诊所内守株待兔，来一个鲁提辖怒打镇关西。刘志远性格善良软弱，受了这番折腾，气得长吁短叹饭都吃不下去，连说算了算了，不同意我这方案，执意要转换到隔壁旅店去睡，只求明早平安离开。我只得依了他，但夜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那娄阿鼠狡诈的鬼样总在眼前徘徊。旅店将要关门时，我复穿衣起床，恳请服务员稍待，又去诊所内看了。正巧那家伙前脚进屋我后脚跟进，我从背后一把揪住他头发便打，打了个天翻地覆，边打边骂：“看你这孬种还敢不敢陷害好人！”打得这家伙呼天抢地连连告饶，左右邻舍多对他投以鄙夷眼色。打到兴起处，索性连出诊箱与几样医疗器械也砸了。

光阴熬得白发生，一眨眼30多年过去，苦熬得一小份家业的刘志远兄于1998年特大洪灾过后不顾年过半百上屋捡漏不幸殉身，我辈则迎来工厂倒闭重谋生计。那年元旦，在省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打工时，于长沙的公交车上遭遇一伙劫人钱财还要伤人的歹徒，便由《十五贯》中的娄阿鼠联想到知青年代在贵州锦屏遇上的娄阿鼠，顿时怒火上蹿挥拳便打，在芸芸众生畏贼如虎的情势下又小试一回牛刀，为日益靓丽的星城长沙增添了一抹春色。呜呼！怎忘当年娄阿鼠，此生得失谁能知？

作者简介：刘起渝，湖南省邵阳市插队城步苗族自治县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