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下乡潮中，两子妹下乡的，经常看得到；三子妹下乡的，就比较少了；四子妹都下乡的，那就更少见了。放在现在，年轻人们会说那是你们喜欢农村的清新空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我想我四人的思想境界还是有待升华的。农村苦、累、脏，至今还是中国的“第三世界”。要解释这个问题，有A、B、C、D等多个讲法。而要准确地回答这个事情，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我四子妹都下乡，追本溯源，需要从我的父亲说开来。瞬间，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头……

我的父母生育了四子二女，一家八口，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中，头尾是女，中皆为子。我排行老四，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弟、妹。

老大，姐姐。1950年十五岁时，在长沙北门外稻谷仓的私立含光女中（现十三中）初中毕业。适逢朝鲜战争爆发，姐姐以青年团班团支书的身份，带头参加了“军干校”，后分配在中南军区某部。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武汉，在那工作、生活、成家立业。现居汉口某干休所。

老二，大哥。1949年9月，因父亲奉调由湘潭到湖南省公路局本部任职，所以全家迁居长沙。大哥在长沙读完高小，又上初中、高中。1985年在大修京广复线中火线入团，数次获得市、区嘉奖。1959年9月，从衡湘中学（现十二中）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后毕业分配至邵阳某中学任教。早几年退休定居广东东莞。子妹中，前面两个顺天时、逢地利，父母审时度势，所以学业顺利、工作顺当。而我们下面四个却时运不济，一个个奔向农村，身不由己地当了“下乡族”。

老三，二哥。1959年长沙市一中初中毕业后考入湖南土木建筑学校工民建专业。当时的一中旷壁成校长曾力主他读高中再上大学。因为她欣赏这个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校学生会的劳动部长的学生。我父亲当时的工资已由每月100多元降至每月的34.5元，没办法，只好忍痛割爱，让他和大哥分别就读中专学校和师范院校，因为在当时中专和师范类院校既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生活费。别无选择，我家当时一门心地只想尽快找一条生路，解决家里的实际困难。1962年7月，二哥毕业分配至长沙县桥头驿的湖南省地质勘探二三五队。此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神州大地的城市、乡村、机关、学校、厂矿和穷乡僻壤正一波接一波地反复吟唱、响彻云霄。二哥青春年少，时年十九岁。他努力工作，平日话不多言。中专见习期一年，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下井津贴、保密费、工作餐等补贴，一个月有近60块钱。自用有余，还可补贴父母子妹。因为有文化，工作勤劳、肯干，下队半年后，就被提拔当了班长。他们班有二十多号人，都是小学文化的居多，当中有很多是复员军人，其中几个宁乡人结成一派，自持工龄长、资格老、出身好，对二哥照章施工、抓管理颇为不满。平日里有名有姓不叫，而是直呼二哥为“毛头”。对于“宁乡帮”的这几个刺儿头，二哥也总是息事宁人，只要不太出格，也就不理会。有次下井掘进，“宁乡帮”不听调度，停下风钻不干，几个人在旁抽烟、喝酒，导致当天全班半停产，影响了月掘时度。升井后，二哥向分队部上报了此事。分队部调查落实后，对为首的汪姓大块头给以了记小过的处分。事隔一个多月后，二哥去长沙城公干回到宿舍后，发现自己的被子不见了，脸盆、口杯也不见了。问旁人，吱吱唔唔地都说不晓得，“怕是小偷拿了吧”？小偷要被子还说得过去，口杯、牙刷也要？何况一个宿舍十几个人都没丢东西，唯独偷了二哥一个人的。被子最后在厕所边找到了，但污渍点点，已很脏、。二哥怒火攻心，立马找“宁乡帮”责问。汪块头倚仗“宁乡帮”人多势众，不但不认错，反而嚣张地说：“丢了你的又怎么样？你看见了，哪个证明？”二哥血气方刚，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平日里小心谨慎、言语不多的他，劈手就是一巴掌，又把汪块头的被子也丢到厕所里，进而和追来的汪块头打了起来。“宁乡帮”扯阴架，二哥和汪块头都打出了血，两个都鼻青眼肿。分队部知道后，调查处理意见是：双方都有错，二哥不该先动手打人，两人都写出深刻检讨，每人扣发半月工资。二哥记小过一次。风潮就这样过去了，二哥也以为没事了。一个多月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上下传达。“宁乡帮”经高人指点，汪块头等人告状到大队部，否认先动手扔二哥被子一事，反口狡辩二哥动手打人搞阶级报复。阶级报复？分队部处理意见明显不是，大队部也心知肚明，但汪块头接二连三的跑来闹，大队部也不得安宁。在这种政治气氛中，大队部人事科作出决定：1、二哥作精简处理，退回长沙市；2、汪块头调出二三五队。二哥差一个月就要转正，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刚刚捂热，真是舍不得呀！但有理讲不清，只好拿了三个月的遗散费，灰溜溜地回了长沙。街道办事处的刘主任和劳动科的彭科长还是热心，很快安置二哥在北区区委长桥农场当了临时工，每月工资26块。

老四，即笔者。1963年7月在长沙市七中高二十四班毕业，高考时自我感觉不错，但终究榜上无名。知道自己落榜后，反倒心里平静了。因为事情早有预兆。那是1961年10月，我刚上高二一期。我父亲解放前后一直在湖南公路界，他是属于元老级的。十月初，我父亲听说湖南公路技工学校又在扩班，所以特地找了老上级，也是地下湖南省工委的老领导，时任湖南省交通厅的张副厅长帮忙，想让我插班进该校。张副厅长面对老下级二话没说，打电话询问以后，写了一张便条。父亲带我找到了位于劳动路的学校。找到校长室，校长见条后蛮热情，要我们去体检。第二天拿了体检合格表到学校。校长不在，但交代别人要我们到后去找政工科。政工科一位吴姓科长冷淡地接待了我们，拿着体检表翻来复去地看，看来看去，突然说：“体重不达标，不行！”我当时十六岁，体重99斤，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技校又不是飞行员学校，招的都是初中生，三年毕业后，哪个都会有百多斤重。看样子，这是话里有话。上面有条子、打过招呼，硬拒绝不行，只好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只好走了。事后，我父亲又找了张副厅长。张副厅长说，他们不买我的帐，我现在也是讲不上话了。事隔几十年后才知道，那时的南下干部已全面接替工作，原地下省工委的干部基本上都靠边站了。在那个讲政治成份的年代，无论成绩各方面等都不差的我，之所以不能上大学，可能和进技工学校的情况一样，很大部分原由也是那个方面未能通过！1963年7月底我从武汉回长沙。那时我父亲已调往零陵（现永州芝山区），我母亲带我弟、妹二人住在武汉。和二哥会合后，我借住七中母校。其时，一些没被学校录取的同学，有的去了岳阳君山，有的去了永州江永县，喻沛苍就去了桃川农场。我们两兄弟游走在街头、岳麓山……“我爱大清国，大清国不爱我” 。家在哪里，我们已无家可归。零陵父亲处我不想去，虽然父亲是工程师，也是技术主管。但单位的青工小伙称呼我父亲一般都是喊“老傅”，而那些转业干部，尤其是兼有党员身份的，更是直呼我父亲的姓名。况且我两兄弟去的话，不说单身宿舍住不下，就是老父亲那每个月的34.5元工资也难以维持我们父子三人的日常开销。8月底，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的母校没有舍弃我，七中的贺益恩校长特批我三十块钱作生活费。在长沙我是呆不下去了。岳阳是血吸虫区，去不得！我哥俩选择去了江永。听说桃川农场是国营的，我们还梦想着在那兴许会发放点工资。1963年9月28日，我们两兄弟一起到了江永桃川农场，开始了又一轮的艰苦、磨难生活。

老五，弟弟。武汉市二中毕业后，1965年9月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老六，妹妹。武汉市八中毕业后，1969年2月去了湖北监利插队落户。至此，我们四子妹前仆后继，一个个地都去了农村。

有人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好一派诗情画意，说得好听！远离亲人、人地生疏，与农民口中夺食，知青生活没有几个是光明的。要不然有权有势的人鲜有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农村的？街道居委会那些马列主义老太太干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亲属办招工，办招兵，办招干，办招生，就是不办“光荣下乡”。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四子妹齐刷刷地下乡插队，无外乎我们有一位“好”父亲。他是湖南和平起义的亲历亲为者，但官方文书档案上却大字标注——历史反革命。1965年搞社教，他被遗返回农村，结束了他一生的革命、工作生涯。

文革结束后，我父亲平反、复职、补发工资、退休，一气呵成。虽然春天来迟了，但他终究等到了这一天。逝者长已矣！敬爱的父亲，虽然我们因您而遭遇过许多的不公平，但也因先有了您才有了我们的存在。我们是凡人，不能左右历史，但我们永远爱您，您是我们的好父亲，愿您在天国安息！

“度进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海两岸齐携手，中华复兴定来临。”

谨以此文，纪念湖南和平解放六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