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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7日，我已招进厂五年了。入夜，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心里触动很大，继而有些兴奋。几年来，自发表基辛格访华消息后，爆炸性新闻不时发生，板结的社会好像在加速松动。第二天，大脑中仍然很激烈，不意中掏出纸笔，想给朋友写封信，抒发一番。 信是写给从我们知青点转走的一个朋友。写下了一番普通寒暄的语句后，心血来潮想起不久前在小说中看到的地下工作者的联络技术就想试试。继而蘸上了米汤汁在原字里行间写下了一番议论。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将天安门用“红场”作隐语。转年的一天，一位好心朋友悄然告我，公安部门上月来厂里调查，好像是与你有关。我虽惊异，但想不出能有我什么事。久而久之自然就不在心上了。 2001年，在一朋友家遇到一位在市检察院退休的老人。他说早就知道我的名字，并且兴致勃勃地讲了来龙去脉。原来他76年就在地区公安系统工作，当时参加一个反革命案子调查，其中为首的就是我。原因就是前面讲的那封信。朋友收到信时，正在恋爱，女的也是知青，姓易；他也许仅是卖弄，或者鬼迷心窍，曾将信给了阎某看。此后不知多久，朋友因与另一女知青关系密切，而造成了误会。阎女怒发冲冠，愤然中将此信交给了大队治保主任，在阶级斗争动向不过夜的年月，此信很快就到了地区公安局。公安局很快组成了专案组，搜集、调查，牵涉到案中的居然有5、6人之多，历时一年半。最后案件讨论时，负责人袁头执意要逮捕这些人，拘留审查。说者自己和其他两人，认为是几个青年人一般性的议论，不必要立案审查。这样，一拖又两三月（反正那时也不讲效益），到了79年某时，天安门事件有平反风吹来，此案就不了了之。 听了他的诉说后，我后怕了很久，虽然从来没当过反革命也见过反革命示众。并且知道拘留审查可以无限期拖延（有不判刑干坐十几二十年的），如果那样，我的命运之舟将会很惨! 如今，我只有两点需要总结：一、对朋友要深知其禀性，交情也有深浅，半斤人不能讲一斤话。二、本案负责人袁头，原在我们公社任副书记，50年代我姨是其入团介绍人，下乡时姨还专门与他打过招呼。他的“执意”让我明白了当时人心之叵测，阶级斗争之严酷，几乎无情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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