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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究
上月末，楚人将我们几位同学的聚会发到靖县知青园地，引来一些网友的兴趣，寨牙老团兄和原在机床厂工作过的放牛娃、若谷等人，对照片中的一人很好奇（站在中间的那位），他们认出他是胡兄，都说他“几十年不见还是老样子，几乎没变，”还说他“……现在还是那么瘦，不过精神不错，还是那么文质彬彬。”他们说得对，那人确实是胡兄，首次在湖知网上现身的。
胡兄是我附中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初中我们虽不同班，但相互认识。他有一米七几高，瘦削，皮肤白皙，举止文雅，戴着副眼镜，从镜片后不时透出几丝的儒雅和书卷气。1969年元旦过后，我和他一道下放在铺口同乐的舒一生产队，1969年秋他被招进湖机，与寨牙老团兄、放牛娃、若谷等共事。
天浪子这样评价他：“胡兄是个文人，当年知青都要家里寄腊肉，他却让家里寄报纸，当年他的各种专题的剪报几大摞，是舒家一景。真乃身居茅屋，胸怀天下！”天浪子说的没错，胡兄嗜报如命，我们刚下到队上，就是在他的提议下，订了一个季度的人民日报。那时只有两种报纸可订，除人民日报外就湖南日报了，湖南日报是抄人民日报的，故我们选择了人民日报。
当年的铺口只有一所一个人的小邮局，报纸和信件都不送下队的，都放在邮局里，要本人去取。小组取报的任务就交给胡兄了，也是他自告奋勇要求去的，好在我们队就在公社附近，穿过几丘田，往上翻过马路就到了供销社和邮局了。那时邮件由从县城开往新厂的客运班车带过来，班车经过铺口时，就将一个邮包递下来，邮局里的那位师傅把邮包带回邮局后开包。
这趟班车是中午一点左右到铺口的，公路两旁的各队见这班车开上来就收工了，班车的喇叭声成了收工号了。胡兄收工并不直接回队，他要去邮局取报纸的，往往是邮局里的那位师傅提着邮包前脚跨进邮局的大门，胡兄就后脚就跟着进来了，看着那师傅开包。邮包里有信件、包裹、报纸等，师傅递给他一份人民日报打发他，他还不离去，打开报纸浏览一遍，认为是重点新闻的就在那里阅读起来。他之所以这样做，一个是原因是先睹为快，另一方面是想等师傅把邮包清理完后，看有无我们的信件。可以这么说，他是人民日报在铺口最早的读者了，比公社干部还早读到，但人民日报到铺口要花三四天的时间，我们看的也就是三四天前的旧闻了。
我们小组吃中饭时，胡兄就会将报纸上的新闻大致讲一下，那时国内新闻无非是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学大寨学大庆这些老一套的内容，都不爱听。我们只关心国际消息，越南又打下几架美国飞机，西哈努克又上哪个省玩去了等。晚上，他挑灯看报，还不时的把一些重要内容摘录下来，甚至将整篇的文章剪下贴到他的剪报辑里保存。
三月二日晚传出珍宝岛爆发中苏冲突，大家都很激动，他翻出带来的一本分省地图，凑在鼻子面前在黑龙江省找珍宝岛这个地名，找来找去找不到。过几天，人民日报来后，才从报纸上了解到，珍宝岛不过是黑龙江上的一弹丸之地，从那时起，有关苏修挑衅的报道吸引着我们，每天打开报纸就看打起来没有？
这段时期，我们组上有七人去修312公路了，只留下15岁的张小弟守屋，报纸也交代他去取，他是隔几天去邮局取一次，爱看不看的，取回就丢在屋里，社员来串门，顺手拿去卷烟的也不少。等我们回来后，胡兄做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将报纸一清理，发现缺天少页的不在少数，心痛了半天。
在312公路上，大队大多数知青都来修路了，在与大家的闲谈中，胡兄开口闭口就是报纸上是怎么怎么说的，唯报纸是正确的，如有人怀疑的话，他会引经据典与之辩论，非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可。所以，有的知青背地里称他为学究先生或白面书生。
到了四月中，大队把我和胡兄胡弟及陈女生四人分到舒家二队去了，因我们都不会做饭，他免为其难的挑起做饭的重担了，为他半年后进湖机的食堂打下了基础。分组后我们的经费紧张，报纸没能继续订下去了，他对报纸的那份情缘实在难割舍，垦请父母寄报纸来，就有了天浪子的“胡兄要家里寄报纸，不让家里寄腊肉”这一说。寨牙老团说胡兄不吃肉的，难怪他不要家里寄腊肉来，原来他是不吃肉的。他不吃肉，这我倒是不清楚，因我们在乡里时没有肉吃。
报纸少了，并没影响到他的晚自习，他正好看自己带来的各地文革动态资料。下乡时，他带来了两大捆文革资料来，都是16开的，每捆都有一尺多高，十余斤重。这些资料，是他在工联总部搞文案工作时收集到的，全国各地造反派的都有，好多他都还没来的及看，所以带下乡来，准备作长期的研究，现在终于可静下来细细阅读了。
正当他专注研究文革资料时，舒二队的一社员慕名而来了，此人三十岁左右，脸面光亮，胡子眉毛稀少，谈吐间可看出他也读过几本书的，他想了解山外的文革动态，所以向胡兄借些资料看。那些东西是胡兄的宝贝，读书人有“老婆可借书不能借”的说法，胡兄当然不肯借给他，但容许他来我们知青屋里看，于是他天天晚饭后就到我们房里来看资料，还不时的向胡兄打听各地的文革形势，这正问到胡兄的饭碗里去了，胡兄也乐意向此人介绍全国山河一遍红的大好形势。晚饭后我和胡弟大都时间串门去了，屋里就胡兄和这社员，这人坐在我铺上看资料，聆听胡兄的高论，我没当回事。直到几天后，房东偷偷的告诉我们，这人曾患有“菠萝风”（即麻风病，当地人称菠萝风），我们都嚇了一大跳。那晚上，我把被子和床单抖了几十遍，还没睡踏实，好像浑身上下都发痒。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一致通过不许他进屋的决定，当然这决定得由胡兄来宣布，是他的那些资料引他来的。
胡兄着手研究各地形势还没半个月，县里就下发通知了，要收缴文革造反派的文件和资料，这是针对知青来的。胡兄这两大捆资料本就醒目，何况我们队上还有位大队干部，这位干部要胡兄把这两捆资料直接交到公社去。闻讯而来的社员纷纷来向他索要资料，他们并不是想看这些东西，而是看中这些纸张可卷大量的喇叭筒。胡兄这时也大方起来了，与其白白的上缴，还不如送给社员落个人情，于是他将一些薄纸资料分送给社员，剩下的仍有一捆多上交公社，公社收下后只留他写了半天的说明材料，就再没找他的麻烦了。当年九月，湖南机床厂来招工，队上一致同意推荐他去，公社也没有为难他，他顺利的进了湖机，临走时只惋惜那些资料不复在了，早知道这么快就能回长，不带下来该多好啊。当然，如能留到现在，更了不得哒。
他去了湖机三年零三个月后，我也离开了铺口。我们再次见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那时他已调到上海工作了，在上海成了家。前几年他内退回长照顾老母亲，我们接触多起来了，他变化不大，仍文质彬彬的，但话中喜欢评论一些社会现象，对报纸上说的那一套不太相信了，身上时常流露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忧患意识。
这次聚会，他曾关心的问我们退休后的收入是多少，我们说出了一个数，他感到很惊讶，比他在上海的还少，他不相信。上海是个大都市，工资水平高，湖南工资水平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点道理他还不清楚？你叫我怎么说他？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