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勃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赤壁怀古》是苏东坡的名篇，人们只要一说起“赤壁大战”就会记起这首词。这首词写得恣肆汪洋，大气磅礴，使人想起三国时代的英雄气概，浪漫情怀。这首词是苏东坡四十七岁时在湖北黄州写的。黄州赤壁不是三国周郎赤壁，苏东坡其实知道，所以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但他还是写了，因为他当时就站在黄州赤壁岸边，思绪万千……可苏东坡为什么会将如此深厚的历史情感和人生意味投给偏远的黄州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苏东坡，本名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眉州眉山县人（今四川成都南五十里左右）。父苏洵，母程氏。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皆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后人称之为“三苏”。豪放派词的开创者。

      苏东坡的母亲程氏出自名门，知书达理，苏东坡儿时就由母亲启蒙读书，一次，程氏教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时，不禁叹息。东汉范滂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却被小人陷害，范滂被害前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兼得！”东坡读完这段故事随即说道：“要是我也学范滂，母亲会允许吗？”程氏回答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就能做范滂的母亲。”可见苏轼少年时就显出了以天下为己任，虽遇危难终不悔的心意。

      苏东坡二十一岁时与父亲、弟弟一道入京参考。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拍案叫绝，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再会谈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苏东坡的。”欧阳修当然是谦虚之词，但也足见苏轼文章之妙，欧阳修之善于识才。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轰动京师。不料其母程氏突然病故，兄弟二人随父回四川奔丧，依例为母亲守制。到嘉佑四年守丧期满，苏氏父子三人再次进京，通过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宋英宗早知苏轼文名，想招入翰林，可宰相韩琦认为苏轼还太年轻，资历也太浅，此事只好作罢。嘉佑五年，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扶柩还乡，依例守制又是三年，等再回到京师，王安石已开始变法。

      时北宋内忧外患，内忧是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弊政甚多，财政入不敷出；外患是北有契丹，西北有新起的羌夏，割地献金，岁无宁日。这些都得使王朝统治步履沉重。神宗皇帝英年即位，很想有一番作为，便力求革新，重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对变法革新一面有紧迫感一面又与皇上一样有着急于求成的心理，他举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旗子，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提出一系列新法，在全国以雷霆万钧之势强力推行。但他在政治用人上，简单地以对变法的态度划线，顺我者升，逆我者贬，使许多打着支持变法的投机分子得到重用，他们使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变了味，这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苏东坡对王安石“危言大话”本来不满，又见到变法中许多弊端，便多次上书提出反对意见。其言行引起变法派的强烈不满，于是，有人联名攻击他，有人乘机陷害他。王安石也视其为反对派主要人物，指使人开始弹劾他。

      苏轼明白强谏只能是自己获罪，于事无补，遂决定避开斗争中心，自请离京外任。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命为杭州通判，此后又辗转密州、徐州、湖州。在地方官任上，东坡救灾扶贫，颇多善政。他虽离开了政治斗争的中心，可在地方看到新法的弊端，又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元丰二年（1079）苏轼奉调到湖州，又一再上表给皇帝，使得朝中革新派极为恼火。李定等谏官摘取东坡诗中的句子，说他“衔怨怀怒”、“包藏祸心”，讽刺政府，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死有余辜。于是刚上任三月的苏东坡就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这场冤狱目的是要打击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保守派，苏轼显然被划入此列。幸有仁宗皇后临死前对皇帝说“苏东坡因写诗获罪，这全是小人陷害，他们在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曲解他的诗来定罪……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天神会动怒的”，才使苏东坡在这年岁末获赦，并被配往黄州，任黄州团练。

      “乌台诗案”对苏东坡打击沉重，他因言惹祸，被贬到这荒僻的黄州，一住就是四年，还不得不为口腹奔走道途。他感叹自己道：“自笑人生为口忙。”这年因小妾生子，东坡还即兴写下《洗儿》一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字里行间流露出看透人生与厌倦官场的情绪。但仔细品味又会发现，诗中实际广含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报国无门的窘境。放逐的生活使他心灵产生蜕变，思想和文章的风格都有所变化，除本文开头的《赤壁怀古》，还有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都是此时的作品。苏东坡那种随遇而安、安详自足的心境，实是表露无遗：

      “壬戍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寄蜉蝣与天地，眇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就是苏东坡，他把被贬黄州的磨难当成了享受，他在本地交游，读书作文，豁达的心境享受着这里的月光和美酒。山川之美既来自于自然本身，更来自于人的内心感受。只有超越荣辱得失的人才能保持乐观的心境，也才能享受这自然美与生活美。苏东坡是一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村野乞儿的人，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当官时不得意忘形，被贬时可以苦中求乐。东坡有着恬淡旷达的胸襟，所以他能享受到这种美。

       苏轼一生几起几落，他第二次被贬地是惠州。惠州即今广东惠阳，是重要政治犯的流放地。苏轼想北还已无望，就把家人安置在宜兴，只带了三子和侍妾来到惠州。生活更加困顿，但东坡还是想吃肉，于是每天只能叫屠夫砍一块羊脊骨。说：这骨头间还是有点肉的，煮熟了，趁热滤干捞出，泡在酒中，放少许盐，烤到微焦就吃。在筋骨结合处剔得一点点肉，如吃螃蟹，很有意思。最后还笑道：“如人们都照我这样吃羊骨头，狗就没得骨头啃了，它恐怕会不高兴吧？”

       不久，苏东坡又被贬到第三个地方——琼州，也就是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即所谓天涯海角处。这里已是历代贬官最远的地方，可东坡在此依旧活得多姿多彩。他开荒种地，辛勤耕作，更可喜可贵的是他的创作也极为丰富。

       在艰难困苦中还能保持达观与幽默，在逆境中仍不失轻松和愉快，这只有了悟人生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境界。

       苏东坡随遇而安却并不是随波逐流、随风摇摆。所谓随，就是顺从；遇，就是遭遇，随遇而安就是指能顺应环境，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满足。于苏东坡来说，这只是对个人境遇而言，至于他的理想抱负他的政治原则，他是毫不含糊的。这也是他屡遭厄运的原因。

       元佑元年（1085），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反对变法，倾向保守派，对苏轼的才华颇为赏识，于是诏其回京。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轼连连迁升，直到三品翰林，翰林学士知制诰，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不想，这一次苏东坡却站到了保守派的对立面。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东山再起，他们纷纷要求尽废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苏东坡则认为尽管变法有不少弊端，但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否定。为此他多次与执政的司马光当面争论。朝廷斗争一下转到以他为中心，竟然有人将他比做第二个王安石。攻击和弹劾他的状子越来越多，虽有高太后保护，东坡依然感到了处境又一次步入艰难，他不得不再次请求外调。终于元佑四年（1089），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东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早已有伏笔。元丰七年（1084），神宗对苏轼是“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命其改任汝州团练副使。东坡赴任途径南京，不计前嫌，特意拜访退居在家的王安石。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意见，王安石坦诚反思已认识到的新法中许多不足之处，东坡也从这些年观察中觉得新法并不是当初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推广应用。情到深处，两人惺惺相惜，相知恨晚。于是就有了上面苏轼在朝廷对新法的新态度，就有了对昔日患难与共的保守派朋友司马光的尖锐矛盾。

       这就是苏东坡，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日子可以随遇而安，可现在当大官了，可以享大福了，他却“不安分”，却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但不拉帮结派，不结党营私，反而支持自己过去的“敌人”来反对自己过去的“朋友”。他这样不合时宜地一再违反“做官规则”当然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有了他的昔日好友章淳当宰相后不论他在杭州干得多好还是要将他一贬惠州再贬儋州的上述经历。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时，年过花甲的苏东坡才与许多被流放的人一样接诏内迁。回首往事，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幸的是他在归途中染病，于元符四年（1101）病逝，终年六十六岁。

       在人们印象中，苏东坡当然不是一个“心似已灰之木”的苏东坡，而是一个老当益壮的苏东坡，“谁道人间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一个重情重义的苏东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一个豪气万丈的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个柔情似水的苏东坡，“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是一个有着赤子童心的苏东坡，“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村野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是苏东坡被贬后，倒霉后，吃尽苦头后说的话。这是怎样的胸襟，很难让今天的人理解。不过有史为证，除了会王安石的故事，还有那个一再整他的“好友”章淳。当东坡遇赦北归时，章淳却被贬到雷州半岛。东坡得知后给人写信道：“好几天我都很感叹，这么大年纪浪迹天涯，心情可想而知。好在雷州海康一带虽然偏远，却无瘴气。”还对章淳儿子说：“不要再提过去，多想想以后吧。”

        郑板桥说：“东坡一生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的好处。”林语堂总结苏东坡，琢磨半晌，觉得也只有“赤子之心”能概括他的人格了。确实如此，宽厚与大度，不仅是一种待人的态度，而且是一种胸襟、一种境界。我们今天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当然要有进取心，但更要有迎接困难与挫折的心理准备。世上没有总是一帆风顺的好事，风风雨雨、坑坑洼洼，甚至有可能受到冤屈遭到打击。这既包括“仕途”，也包括“钱途”。不要一没有提拔，或挨了批评受到处分，就指天骂地怀恨在心，就灰头土脑一蹶不振，；不要办企业、做生意、炒股票一亏了本赔了钱就缴械投降卷铺盖，就寻死觅活想跳楼。应该怎么办？一是不要丧失进取心，找出失败原因，改正错误，储蓄力量，冷静看待自己的才干，创造条件，以待有用之时；二是对个人境遇要想得开，看得远，善于处穷，隋遇而安。这就要学习苏东坡的虚怀若谷、能容人又能容事的胸襟。人们常把“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的后半句错写成“无毒不丈夫”。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大丈夫，绝不是心狠手辣的人，也不是心胸狭小的人。我们做不到苏东坡那样赤子童心，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大丈夫，即做一个宽厚又大度的人。

骨架兄好文!

我顶,我加精!

与人为善,与世无争;

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欣赏宋词，喜欢苏东坡的诗词，他的每首诗词都是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又反映出苏东坡的生活。

   现实生活中，我们遇事或困难或难以处理之事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期望和现实的矛盾常常事与愿违，心情便浮躁....... 如果我们也能像苏东坡胸襟一样，那便笑对人生了.....

   苏东坡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古人，胸襟广阔，浪漫情怀，为国分犹为民谋福，他的一生聚散无常，沉浮不定，却能随遇而安。 他写道“人生到底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呵呵，看透人生了，人生飘渺如同鸿飞，学会豁达的面对每一人生段，乐观面对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