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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与李渔简介　
《闲情偶寄》中国戏曲理论专著，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戏曲论著。清代李渔撰。康熙十年（1671）刊刻，后收入《笠翁一家言全集》。《闲情偶寄》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8部，内容较为驳杂，戏曲理论、养生之道、园林建筑尽收其内。而涉及戏曲理论的只有《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故后人裁篇别出，辑为《李笠翁曲话》。
　　李渔汲取了前人如王骥德《曲律》中的理论成果，联系当时戏曲创作的实践，并结合他自身的创作经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戏曲理论体系，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高峰，为戏曲理论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树立了一块里程碑。李渔的戏曲理论以舞台演出实践为基础，因而能够揭示戏曲创作的一般规律。他认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批评金圣叹评《西厢记》只是文人在案头把玩的《西厢》，并非优伶扮演的《西厢》。李渔提出了“结构第一”的命题，含有命意、构思和布局，把结构放在首位，依次为“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全面广泛地论述了戏曲创作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对结构、语言、题材等论述尤为精辟。
　　李渔提出结构第一的原则，同时又提出“立头脑”、“减头绪”、“密针线”等一整套理论，都是针对当时戏曲舞台上的弊病而发的。李渔主张结构谨严，情节紧凑，组织得天衣无缝，这不仅在当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至今仍具艺术实践意义。关于语言，他认为要赋予它舞台艺术的特征，是写给观众听的而不是给人看的案头之作，在这个原则下，他提出了曲文应当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宾白应当语求肖似，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文贵洁净，声务铿锵等一系列独特见地。谈到题材，李渔认为贵在创新，以脱窠臼为第一使命，既然剧本名为传奇，就是因为其事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绝不可亦步亦趋，东施效颦。至于导演和表演，李渔也发表了很多中肯之言。总之，李渔是元、明以来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为中国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渔，清代著名的戏曲创作家和理论家，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又号笠翁。人称“东方莎士比亚”，代表作有《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均为我国戏曲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亦署新亭樵客、觉世稗官、觉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等。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祖籍浙江兰溪，生长于江苏如皋。他出身于药商家庭，自幼与市民阶层接触密切，对他以后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早岁他尚存入仕之心，但几次应乡试均落第，遂不复作此念。清军入关后的一段时间曾避居山中，蓬衣垢食，不以为苦。他原本家境不错，但经过历年天灾人祸，家道日衰，逐渐过上了卖文为生的生活。顺治八年（1651）他移家杭州，与当时名流俊彦过往甚密，他的戏曲小说多作于此时。由于其文名渐大，后来又自主戏班，专事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一些达官贵人纷纷请他演戏。他也乐此不疲，经常携带妻妾出外打抽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尽览九州风光之作，也使自己成为广有资财的戏班主。康熙元年（1662），他从杭州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芥子园是他在金陵的别业，命名取“芥子纳须弥”之义。与此寓所一起，还设有书铺，刊行了不少戏曲小说及其他杂著，如著名的《芥子园画传》，这一切说明他是个具有商业头脑的文人。晚年他又举家迁回杭州，“买山而隐”，但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时常向友人求助，终于在穷困中死去。
　　李渔在中国戏曲史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李渔简介
　　李渔(1611—1680年)，原名仙侣，号天征，后改名渔，字笠翁，一字笠鸿、谪凡。

作者李渔

　　李渔祖籍在浙江兰溪下李村，生于雉皋(即今江苏如皋)。李渔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和小说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茶事有多方面的表现。
　　《明珠记·煎茶》的剧情中，三十多名宫女去皇陵祭扫，途经长乐驿。这个驿站的驿官叫王仙客，听说他的未婚妻亦在其中，便侨装打扮，化妆成煎茶女子，打探消息。王仙客坐拥茶炉煎茶，待机而行，恰逢其未婚妻要吃茶，他便趁机而得到了会面。在其中，煎茶和吃茶成了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茶，成了促进王仙客和其未婚妻情感的重要媒介。
　　李渔小说《夺锦楼》第一回“生二女连吃四家茶，娶双妻反合孤鸾命”。说的是鱼行老板钱小江与妻子边氏有两个极为标致的女儿，可是夫妻两却像仇敌一般。钱小江要把女儿许人，专断独行，边氏要招女婿，又不与丈夫通气。两从各自瞒天过海，导致两个女儿吃了四家的“茶”。“吃茶”，就是指女子受了聘礼。明代开始，娶妻多用茶为聘礼，所以，女子吃了“茶”，就算是定了亲。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述了不少的品茶经验。其卷四“居室部”中有“茶具”一节，专讲茶具的选择和茶的贮藏。他认为泡茶器具中阳羡砂壶最妙，但对当时人们过于宝爱紫砂壶而使之脱离了茶饮，则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
　　他对茶壶的形制与实用的关系，作过仔细的研究:
　　“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幽便可忧，再幽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
　　李渔论饮茶，讲求艺术与实用的统一，他的记载和论述，对后人有很大的启发。
[编辑本段]
《闲情偶寄》目录：
　　词曲部
　　结构第一
　　词采第二
　　音律第三
　　宾白第四
　　科诨第五
　　格局第六
　　演习部
　　选剧第一
　　变调第二
　　授曲第三
　　教白第四
　　脱套第五
　　声容部
　　选姿第一
　　修容第二
　　治服第三
　　习技第四
　　居室部
　　房舍第一
　　窗栏第二
　　墙壁第三
　　联匾第四
　　山石第五
　　器玩部制度第一
　　位置第二
　　饮馔部蔬食第一
　　谷食第二
　　肉食第三
　　种植部
　　木本第一
　　藤本第二
　　草本第三
　　众卉第四
　　竹木第五
　　颐养部
　　行乐第一
　　止忧第二
　　调饮啜第三
　　节色欲第四
　　却病第五
　　疗病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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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闲情偶寄》赏析

《闲情偶寄》恐怕没几个人喜欢读，因为这世上有趣的人实在不多，尤其要像李渔那样有趣的人，少之又少。

　　这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大家都觉得人生难免有许多大事可做，要不拘小节，更不可沉湎于风花雪月不可自拔；然而我们的人生总是那般无味，跟嚼蜡一样。大家虽然有些感触，却立刻要被自己的这种想法吓退，以为自己算是堕落了，立刻便警醒过来。于是这本书在很多人看来便成了奇书，因为它是发他人所不顾之事，叙他人所不屑之状。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凡称得上奇书的，也仅仅是奇而已，大家姑且观之，却是不会信之。这是当然的事，在我们孔孟之道大行其是的民族，人们虽然觉悟不很高，手段不很了得，却也以“舍生取义”为荣，以“纵横天下”为任。我们总以大德为先，小行次之，倘遇竹肉竞陈的时候，犹洪水猛兽避之不及，纵然内心欢喜得不得了。

　　君子是不会寄情声色的，但君子是世间最无趣之人。我不知道君子的具体标准若何，却也知道中国的君子，总是板着脸孔不苟言笑的。李渔毕生独爱声色，所有才情均在这里面显现。照现在的标准，李渔是典型的封建残余，不思进取，把自己的风花雪月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自然，君子的行列里他是算不上了。他爱女人的小脚，喜狎妓，他游历四方，把四方妓女的小脚拿来比；与恶趣的士大夫所不同者，是他觉得女人的脚仅仅小巧并不能评定为美足：他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得见女人脚小不及三寸又能步履如飞，觉得惊喜，因为他确信“小脚之累不可有”。书名里有“闲情”二字，内容也确是闲得可以。单凭这一个“闲”，这本书要被许多人从正经书的书目里删去。我们常听的一句话，就是“我哪有空读那闲书呀”。这样的标榜有时候真令人难堪。殊不知，闲情得之实属不易；风花雪月，非人人可以讲得，更非人人可以讲得好的。要闲，你先得心安理得。世间心安理得者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这第一个条件就不合格了。第二，还须知足。知足者当然也不多，所以这第二个条件符合的人也就寥寥得很。第三，还得真的超凡脱俗。我所说的超凡脱俗，并非清高，而是说能在极平常的生活中活得极快乐的一种心态和才情，这自然要有一双非同寻常的眼睛，看出非同寻常的美来。——其实我也列不出太多的条件，只觉得这些是至少要的。这些必要条件中最难达成的恐怕是第三条。这又使我想起我们常常谈论的艺术家来。我向来对那些一套套搬理论而竟然被称为艺术家的人嗤之以鼻，他们固然是高高在上的，然而正是高高在上令他们丧失了成为真正艺术家的资格。我们古人对于隐者有一句话说得极好：“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套用到艺术上来。在声色犬马中都悟出艺术来的，才令人钦佩。

　　李渔在《闲情偶寄》的凡例里说自己著本书有“四期三戒”。一期“点缀太平”，一期“崇尚俭朴”，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其中“点缀太平”和“警惕人心”是旧时著书人的行话，我们不必理会：“崇尚俭朴”和“规正风俗”则是确然可见的。而最能见出李渔的有趣来的，正是在“崇尚俭朴”四个字里。用李渔的话说：“凡予所言，皆贵贱咸宜之事，既不详绣户而略衡门，亦不私贫家而遗富室。”其实李渔在书里，更多的是在眷顾贫者，苦中作乐的意见随处可见。在卷六“颐养部”里，分“行乐”“止忧”等六个章节。关于“行乐”的意见，李渔把人生可能有的几种境遇都写在里面。“贫贱行乐之法”中述一故事：一显者旅宿邮亭，时方溽暑，帐内多蚊，驱之不出，因忆家居时堂宽似宇，簟冷如冰，又有群姬握扇而挥，不复知其为夏，何遽困厄至此！因怀至乐，愈觉心烦，遂致终夕不寐。一亭长露宿阶下，为众蚊所啮，几至露筋，不得已而奔走庭中，俾四体动而弗停，则啮人者无由厕足；乃形则往来仆仆，口则赞叹嚣嚣，一似苦中有乐者。显者不解，呼而讯之，谓：“汝之受困，什佰于我，我以为苦，而当以为乐，其故维何？”亭长曰：“偶忆某年，为仇家所陷，身系狱中。维时亦当暑月，狱卒防予私逸，每夜拘挛手足，使不得动摇，时蚊蚋之繁，倍于今夕，听其自啮，欲稍稍规避而不能，以视今夕之奔走不息，四体得以自如者，奚啻仙凡人鬼之别乎！以昔较今，是以但见其乐，不知其苦。”显者听之，不觉爽然自失。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是阿Q 的两百年前的鬼。如果李渔的意思仅限于此，还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对此事的看法是：“由亭长之说推之，则凡行乐者，不必远引他人为退步，即此一身，谁无过来之逆境？……‘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取而较之，更为亲切。”李渔是深知精神胜利是人类的本性，然而人们总是用不得法，相较者总是为他人居多。李渔的“更为亲切”四字，可见他的精神胜利法还是比较高尚的。不唯如此。我们这些读鲁迅长大的人，对精神胜利深恶而痛绝之，以为这是人性里最堕落的秉性。然而李渔的这一句话，细细品味，更有所得——精神胜利若用得“得体”，还是好东西——他对生活的艺术理解之深可见一斑。篇末言“此皆湖上笠翁瞒人独做之事，笔机所到，欲讳不能，俗语所谓‘不打自招’，非乎？”这种自我解嘲读之令人哂然。

　　较之前几卷而言，故事里已有“警惕人心”的意思在里面了，虽然正如李渔自己说的：“劝惩之意，决不明言”。前几卷里，多是家居琐细，妆奁器玩，居室饮食，花草树木，无所不及，而且所述极为详尽，将自己的独特的审美情趣融会其中，令人叹为观止。正如尤侗在序里所说的“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真是风花雪月，乐不思蜀，读者眩目于其人生的丰富有趣而不知返。不能不提的是，作为戏曲家的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将其毕生接触的梨园洞天描绘出来。尤侗说：“度其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我不懂戏曲，故不敢妄言优劣，但想来总是不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