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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7日，我已招进厂五年了。入夜，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心里触动很大，继而有些兴奋。几年来，自发表基辛格访华消息后，爆炸性新闻不时发生，板结的社会好像在加速松动。第二天，大脑中仍然很激烈，不意中掏出纸笔，想给朋友写封信，抒发一番。
信是写给从我们知青点转走的一个朋友。写下一番普通寒暄的语句后，心血来潮地仿照起不久前在小说中看到的地下工作者的联络技术，就想试试。蘸上了米汤汁在字里行间写下了一番议论。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将天安门用“红场”作隐语。转年的一天，一位好心朋友悄然告我，公安部门上月来厂里调查，好像是与你有关。我虽惊异，但想不出能有我什么事。久而久之自然就不在心上了。
2001年，在一朋友家遇到一位在市检察院退休的老人。他说早就知道我的名字，并且兴致勃勃地讲了来龙去脉。原来他76年就在地区公安系统工作，当时参加一个反革命案子调查，其中为首的就是我。原因就是前面讲的那封信。朋友收到信时，正在恋爱，女的也是知青，姓阎；他也许是为卖弄，或是鬼迷心窍，曾将信给了阎某看。此后不知多久，朋友因与另一女知青关系密切，造成了误会。阎女怒发冲冠，愤然中将此信交给了大队治保主任，在阶级斗争不过夜的年月，此信很快就到了地区公安局。公安局很快组成了5、6人的专案组，搜集调查，牵涉到案中的有5、6人之多，历时一年半。最后案件讨论时，负责人袁头执意要逮捕这些人，拘留审查。说者自己和其他两人，认为是几个青年人一般的牢骚，不必立案审查。这样，一拖又两三月（反正那时也不抓效益），到了79年某时，天安门事件有平反风吹来，此案就不了了之。
听了他的诉说后，我后怕了很久，虽然从来没当过反革命也见过反革命示众。并且知道拘留审查可以无限期拖延（有不判刑干坐十几二十年的），如果那样，我的命运之舟将会很惨!
如今，我只有两点需要总结：一、对朋友要深知其禀性，交情也有深浅，半斤人不能讲一斤话。二、本案负责人袁头，原在我们公社任副书记，50年代我姨是其入团介绍人，下乡时姨还专门与他打过招呼。他的“执意”让我明白了当时人心之叵测，阶级斗争之严酷，几乎无情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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