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7日伟大领袖发表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提出教育要“亦工、亦农、亦军”。这成为指导教育界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又称为“五七指示”。领袖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

1、学工

进驻长沙市十二中学的工人宣传队是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湘运）的工人。十二中的学生学工就在运输公司的汽车修理厂。这家工厂与我家的院子只有一墙之隔。学校分连队组织学生到这家工厂学工。我学工安排在修理苏联制造的载重六吨的柴油卡车班组。带我的师傅是专门修理汽车发动机，他技术好。我第一次走进车间，师傅安排我钻到汽车底部的检修槽沟中，拆卸发动油底壳。先用套筒板手拧开固定油底壳的螺丝，再取下它。干了半天弄得满身油污。发动机的零件拆下来后，我用小推车装载它送到一个大碱水池旁，蒸气冲到池中，碱水在沸腾。我用铁钩挂着一个零件放入池中，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拖把来回擦拭零件上的油渍。难闻的烧碱气扑鼻而来，让人作呕。清洗干净的零件运回来，师傅动手安装，这是技术活，我只能站在一旁看。两周学工时间我有收获，知道汽车发动机的结构，如气缸、连杆、气门、火花塞、离合器、油路、电路等。

学工期间我们排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廖勇是个不安份的学生，见到汽车手发痒，想动手开车。有次他见到厂区内停了一辆本厂的卡车，司机离开时没有取了车钥匙。他爬进驾驶室，脚踩油门，启动了发动机。汽车突然间朝前开动，他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心发慌，向左乱打方向盘，汽车一头撞上了车间外侧的大立柱。万幸的是没有压人。厂方对此大为不满，召集全连学生，一位厂方负责人训斥了我们。廖勇受到学校记个处分。毕业后他参加工作，真正当上了汽车驾驶员，这也许是一种缘分吧。

2、学农

十二中的学农基地设在长沙东郊黄花镇。基地不大，一次只能容纳200人学农。全校以连为单位，轮流到基地学农，每次为期一个月。我所在的8连于1969年11月赴黄花基地学农。那天一早背着背包到学校，工宣队从运输公司借来一辆卡车运送师生的行李，师生则整队步行前往。在途中与结束学农的7连相遇，大家招手致意。中午我们到达目的地。

黄花是一个小镇距长沙城区20余公里。没有一条街道，有家供销社，是主要的商店。镇上的标志性建筑是那个破败不堪的汽车站。车站处于公路三叉口，一条柏油公路长沙连接浏阳，呈东西走向，车站对面还有一条沙石公路通往平江县。沿着这条沙石公路走200米就到了学农基地。它是一座废弃农场，小山坡上建有五、六栋平房。厨房在山坡底端，侧面有口水井，它是基地唯一的饮用水源。29排男生分在两间房间，进门一瞧，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设备。房间一侧黄土地上铺着稻草，大家解开背包打地铺。一切因陋就简，没有垫被，就把床单铺在稻草上，睡觉时将衣裤叠着当枕头。当时已进入冬季，晚上特别冷，睡在单薄的被子中，冻得缩成一团。就餐是8人一桌，没有食堂，没有餐桌，没有座椅，大家站在厨房前的大坪中，8人围成一堆，地上放着两大钵青菜，手上端着饭钵，乎乎拉拉地吃，几分钟就解决了。没有肉吃，人人感到吃不饱。伙食虽然很差，从来没有剩过饭菜。如果遇到落雨天同学们只得站在屋檐下就餐。最让同学们不习惯的是学农基地不供应热水，女生尤其感到困难。每天傍晚，女同学拎着水桶到厨房求大师傅开恩，讨一瓢热水。没有热水对我影响不大，冬天用冷水洗脚我习以为常。学农的一个月中我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换过一次衣，我估计其他人也差不多如此。学农基地没有电，晚上一片黑暗。我盘着腿坐在寝室的煤油灯下写信，寄到远在靖县的父母，告知我学农的情况。在信中我让他们不要发信来，黄花的学农基地地址不明。我有一个月与家里音信全无，这是很少发生的情况。

深秋的湖南农村已进入农闲季节，没什么农活干。学校仅组织我们到周边的生产队搞过几次轻微的劳动。有次我们到一个生产队请队长讲课，他向我们讲解用波尔多液浸泡水稻种子可以防治害虫。他与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就这些等于对牛弹琴。学校不能让学生闲着。每天清早让学生出操，列队沿公路跑步。上午学习领袖语录，下午召开讲用会，还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

寒流突然袭来，气温骤然下降，下着毛毛细雨。天还没亮，哨声大作，惊醒了睡梦中的学生。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听到老师在室外高声喊叫：紧急集合！寝室内什么也看不清，来不及点燃煤油灯，大家乱成一团，抓到什么衣就往身上穿。我的衣服都叠着做枕头，的伸手就能拿到。只是袜子找不到了，穿着胶鞋跑出寝室，站在操坪上排队。过了十余分钟人才到齐。连队领导对这次紧急集合的军事演练做了一番讲评，全连师生顶着凛烈的寒风，听他讲了足足半小时。天空朦朦亮，这时我才看清身边的聂宪同学光着脚站在泥泞的地上，冻得全身发抖。

同学们回到寝室，互相交换穿错的衣服，个个都是瑟瑟发抖，嘴唇发乌。紧急集合如同一场恶作剧，难道这样才能磨砺人的意志？

部分同学感冒了，病魔在侵害学生的健康。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气温继续下降。基地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学位决定提前结束学农。听到可以回长沙了，同学们个个喜上眉梢。立即动手打背包，准备冒雨急行军回家，快快离开这倒霉的学农基地。雨不停地下着，迟迟没听到集合的哨声，大家等得很焦急。忽然间有人见到来了两辆大客车，大家吹呼雀跃。工宣队从运输公司调来两辆客车接我们回家。200余师生上了车，车箱内挤得如沙丁鱼罐头。一想到提前几天回长沙，同学们全然不在意这些了。

1970年4月，学校组织去黎托乡参加春季插秧劳动，名曰支援农业生产。黎托乡地处长沙东郊，人多田少，劳动力过剩，本不需要城里人来帮助春耕。我和欧从军、聂宪等几个男生安排住进一家农户，户主见了我们面无表情，没有一句表示欢迎的言语。他指着堂屋内的一张床，示意这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见到有床睡，比在黄花学农基地条件好多了。不在呼主人的态度，大大咧咧地打开背包铺好了床。四个男生挤在一张床上过夜。农户很穷，屋顶盖的是稻草，堂屋有门没门板，晚上门洞开着，这真是夜不闭户，好在有条狗看门。住了几天发现床上爬着几条白蛆，看了感到恶心。原来堂屋隔壁是猪圈，蛆沿着土墙缝隙爬到了我们的床上。

清早生产队长在门口唤我们起床，到秧田中扯秧。吃过早餐，再下田插秧。同学们都是初次参加插秧劳动，不会干农活，秧苗东倒西歪地插进田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插到。生产队派一位老农在我们插过的田中补苗。社员们见到我们干的农活，摇头叹气，只是不敢当面指责学生。水田中的蚂蟥不时叮咬着同学的小腿，吓得女声大声叫喊，在平整好的水田中乱跑。社员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用手拍蚂蟥，它就掉下来了。这时腿上鲜血流出，只能用混浊不堪的田水洗去。

我们一日三餐吃饭不限量，敞开肚子吃。菜的品种单一，只的阿笋。天天吃阿笋，同学们编出顺口溜：“阿笋叶，阿笋片，围着阿笋打转转。”（“转”字读着去声）。大家未曾知道当地农民口粮不足，以红薯充饥，省下大米供我们吃。当老师将这情况告诉我们后，再也没有人发牢骚了。

3、学军

相对学工、学农而言，学军简单多了。1970年，秋高气爽的季节，十二中8连学生，挎着水壶，带上干粮，列队，步伐整齐地行进在一年前走过的长沙至黄花的公路上，我们对路边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走到马坡岭忽然间听到哨声，大家立刻跑到公路边卧倒地水沟中，这是在防空演习。解除防空警报后，大家整好队，继续前进。临近中午，队伍下了公路，朝山坡发起冲锋。到了山顶，大家在草地上围坐一圈，吃自带的干粮。下午排着队，唱着歌，打道回府。这种学军活动如同秋游，有利于学生的健康。

学工,学农,学军是你们当时的必修课,我确得也好,是一种锻炼,也是社会阅历的积累,只是莫搞多哒.

楚人的记心真好,佩服!

在中学时，我们也有过一次下农村的经历，不过那时不叫学农，就是下乡锻炼，差不多一个月。

65年4月下旬，全校停课，全部到黄花公社（除学校的球队外），搞不清具体地点，我们还是走去走回的，去时背背包，回来时行李用车运，走空手。近几年曾路过黄花若干次，想找找看，不过根本搞不清方向哒。

那是我第一次下乡，第一次收油菜，第一次站在水田里扯秧插秧，第一次见识蚂蟥（居然还学会了穿蚂蟥的技术，以致回家后在沟里抓哒一条又如法炮制哒一次），第一次跟同学们一起睡统铺、吃农家饭，也是一个月没有洗澡，每天只是站在塘边上擦擦（后来到北方读书，发现河南同学也是这样），等等。

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第一次见识跳蚤，回家后家人用碘酒涂在跳蚤砣上，点一下我数一下，共148下。

51前后早稻全部插完。所以，什么时候插早稻，这个时候就有印象哒。

当时已是四清后期，文革前夕，阶级氛围已很浓，到乡里去，就是锻炼的，包括背着背包走起克，都是当成对自己的磨炼，并不觉得苦，特别象我们这种出身的，那时候的教育已使我觉得不能有吃苦的念头。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劳动跟四年后完全不可比，简直就是玩一样，刚进初中的人，也只能是玩玩，尽管如此，临走前我还去看哒一下我插的秧，都还活过来哒。

因是第一次去，也觉得有些新鲜、好玩。毕竟跟红五类们同呷同住同劳动，那一段时间也没有受岐视的感觉。

  学工学农又学军真是这样的，楚人兄记忆过人。

  我们学校学工在新华印刷厂和汽电，只有一个星期，在印刷厂是在打包车间，工人打好包，我们用平板车拉走码放好，在汽电好像是一个机器夹住零件转，但转速很慢，可以用手拿下来，但觉得很重，究竟是什么工种，我都无法想起了。

  学农在农科院，参观养猪扬、良种田，深更半夜紧急集合上山抓"特务"...... 最难忘是去乌山公社双抢，白天暴日晒、蚂蝗咬，晚上打地铺、蚊子咬，一周后患急性黄胆肝炎回家住院四十天!今天上学的孩子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