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前排的一位男同学比我稍矮，双目炯炯有神，皮肤黝黑，平日言语不多，与同学交往时常常是笑一笑。他的名字叫欧从军。电阻符号是Ω，欧姆，同学们都称欧从军为Ω。他笑笑，默认了这个外号。我俩在同一小组，班级活动，卫生值日常常在一起。我每天散学后与他同路回家，两人接触多起来。真正让我俩成为好友的机缘是共同的爱好——数学。
我俩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育革命，教材是一改再改。我上初中一年级时，代数教材只有60页。68届小学毕业生当上小学四年级时发生文化革命，学校停课。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没上。进入初中时，用英文字母代替数据，如：
a+b=c
a,b,c代表多大的数值呢？在算术运算中都是阿拉伯数字，而代数只是符号，我脑子转不过弯，心里感到不踏实。常常与欧从军讨论这些问题。我发现他讷于言而敏于思，数理逻辑能力强，善于抽象思维。这激发我的上进心。我邀请欧从军上我家来做作业。我一个人住在长沙，没有家长，他也乐意来。我俩自己看教材学习，开动脑子，动笔解数学题。当解出一道题目时，如同突破了道关隘，心中无比高兴。这种学习方式培养了自学习惯，提高了学习能力。可惜当年没有教学参考书，也没人指导，只能做教材上仅有的几道题目，限制了视野的拓宽和智力的发展。我们把做好的数学题交给屈老师检查。他发现我俩的习题练习超出了他的教学进度，他对我俩倍加关爱。每次他仔细批改我们的作业，有错误当即指出，耐心解答。就这样一来一往，拉近了我们师生的心，关系变得和谐融洽。
由于文化革命的干扰，同学们的数学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人没学过小数和分数运算。我所在的韭菜园小学于1968年秋季把我们招回学校上课，我们已经毕业了，学校称我们为七年级。正是这半年的学习，我学会了分数运算。屈老师只好回过头补小学算术课程。这可害苦了我和欧从军。我俩通过自学超出了教学进度，现在老师反过来去教小学内容。原本是非常有趣的数学课，讲的内容是我俩早已掌握了的知识，如同嚼蜡，兴趣索然。上数学课思想开小差，不听老师讲课内容。渐渐地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是。
初二开学后第一堂数学课，屈老师用他那工整的板书在黑板上演算一道算术题，加减乘除，大括号、中括号、小括号集于一道题目中。这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就应掌握的四则运算。屈老师演算完后，稍事停顿，不无遗憾地说：这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的一道题，全班只有楚人同学完卷。受到老师的表扬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件事也反应当年我们这届学生的数学水平之低。
有次欧从军邀我上他家玩，走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一幅炭黑笔画的中年妇女的肖像，下边有行小字：母亲遗像。我才知道欧从军已经丧母。他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他父亲是汽车司机，在长沙汽车东站开长途客车。他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在外奔波，下午开车返回车站还须保养汽车，回家总是很晚了，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们的生活。欧从军从小承担家务活，洗衣烧饭他都干。全家人生活都依靠他父亲那份菲薄的工资，过着清贫生活。这样的家庭养育出像欧从军这样吃苦耐劳的男儿。我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欧从军思想比较传统。他克已待人，为人忠厚，性情随和，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1970年端午节他来到我家，与平日一样拿出数学书讨论习题。临走时他从书包中掏出两个粽子送给我。在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物质匮乏的年代，粽子是稀罕之物。文化革命破四旧，传统节日被取消，粽子也属于封建遗毒之类，商店没有卖。他家生活非常困难，节省下两个粽子，自己舍不得吃，送与我分享。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当时远离家人，独自在长沙生活，同学的关怀，没齿不忘。不谙世事的我接过粽子大口地吃起来。
欧从军有个比他长一岁的小哥哥，是个调皮少年。他哥俩性格迥异。他小哥哥在六中念书，惹事生非，参与群殴，用起子（螺丝刀）捅伤了十二中值勤排的队员，闯下大祸，被公安机关抓住了。在十二中学召开一次批斗大会，全校师生参加，在操场上临时搭了个舞台，参与群殴的学生成一字排开站在台上，每人胸前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了姓名。欧从军兄弟的姓名只相差一个字，同学们都知道他的哥哥站在台上。他很难堪，深深地低下头。我心里不是滋味，一时无法用语言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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