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都市报文体副刊中心主任 龚旭东）
挖掘古代文明的土把住湖南文化的根 自先秦以来，地处中国腹地的湖南就被视为蛮荒之地，这种曾经流传甚广的说法明显带有以中原正统文化视角为中心的鄙夷意味。长期以来，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忽视了湖南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成就，觉得似乎只有到近代湖南才忽然出现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奇观。20世纪中叶以来,湖南对古代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征集和整理、研究，使我们终于能够依据文物考古的辉煌成果自豪地说，古代的湖南决非一片不毛之地，湖南的古代文明和文化传统是灿烂辉煌的。
依据目前湖南旧石器遗址的考古成果，湖南原始人类的活动时间已可推至近50万年前。在众多新石器遗址的考古成就中，湖南道县玉蟾岩，澧县彭头山、八十垱、城头山等遗址的发掘整理意义重大，发现了一万年以上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以及目前国内最早的古城址、陶制品、生产工具等，它们及上千处已发现、数十处已科学发掘的新石器遗址，证实湖南先民们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原始农耕文化，在华夏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率先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开创了湖南作为鱼米之乡、天下粮仓的远古渊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南早期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具有着独特的地位与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以更加宽阔的视野与理念，重新认识和研究湖南古代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
本报一贯秉承文化立报的人文关怀宗旨，热爱、珍惜本土文化传统，自推出“寻找家园深处的珍藏”、“寻找民间灵性之光”、“根与源——历史文化名人湖湘之旅”三大系列文化报道，追寻湖湘大地上留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湖南文化传统实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这些基础上向更深远的层次掘进，从有字的时代进发到无字的时代，从地上的文化遗存掘进到地下的文明遗存，彰显远古湖南文明的辉煌，进而探寻湖南文化的根基与源头，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也是我们“湖湘文明溯源之旅”大型系列文化报道的用意所在。
说我们老祖宗的那些事，让我们追溯祖上荣光。
郭伟民
重建湖南上古史 湖南在汉代以前有历史吗？古代文献的记载若明若暗，成书不晚于战国的《逸周书·王会解》提到过“长沙鳖，其西，鱼復鼓鐘鐘牛”。《战国策》中，纵横家苏秦曾对楚威王说过一段话：“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这是能够从文献史料中稽考的湖南最早的历史。传统史家对于早期湖南的书写，只能从这种语焉不详的叙述中开始，再往前，完全是空白一片。
自人类诞生以来，数百万年的悠悠长河中，偌大一个远古的湖南，难道真是渺无人烟？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的过去发生过什么？几乎成为思想家无法绕开的命题。而身在湖南的人，不会不对这一片热土有一种寄托，也不会不对生长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的过去产生好奇。
如今，湖南的考古学家说，我们已经用考古的方法，重建了湖南的上古史。
追溯湖南人的源头，自然要从最早有人类活动的时代说起。
那个最早的时代叫旧石器时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就陆续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存，这些遗存集中发现于湘北澧水流域和湘西水流域，在那里河流的阶地上不经意的一块石头可能就是数十万年前的人类所遗留。这是一个洪荒的远古时代，人类茹毛饮血、追逐于山林川泽。湖南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最早的遗存距今约50万年，而新石器时代的发生不早于距今15000年。人类在一个冰雪消融、大地复苏的季节——末次冰期结束后的一个间冰期——走出山洞，来到原野筑巢而居，开始驯育家畜、种植水稻、制造陶器、开垦农田，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一万年的历史朝我们走来。
道县玉蟾岩的考古，拉开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序幕。在这个山洞里发现了距今14000年前的陶器和水稻，陶器是中国最早的陶器，水稻是世界最早的水稻。这是在湖南上空划过的一道天光，照亮了东方大地。有了水稻，农业获得快速发展，于是就有了定居村落，安定的村落和农业，使得人口迅速增值，在这以后的数千年里，湖湘大地热气腾腾，一派喧嚣之声不绝。
一项项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湖南的历史：彭头山与八十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聚落环壕和围墙（距今8000－10000年）；高庙白陶和神秘宗教独步天下（距今7000－8000年），给那一方沉静的山水平添了一股灵气；城头山古城横空出世，耸立的城池将文明的大旗高举（距今6000年）；鸡叫城壕渠和水利系统见证了湖南在那个时代的绝代风华（距今4000－5500年）。史前的湖南，完全以不亚于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与中原地区相比，湖南上空那一道光环，自然是分外鲜丽夺目的。可以自豪地说，这些改写历史的考古发现不仅为构建湖南的远古历史提供证据，而且为改写中国乃至世界的远古历史提供了重要素材。
然而，就在中原出现第一个中原王朝之际，湖南却变得黯淡下来。当中原腹地夏、商、周相继粉墨登场的时候，湖南只有一个小国，蜗居于沩水边的炭河里，不过，他们却有罕见的创造能力，把青铜器艺术发展到一个神奇的高度，人面鼎、四羊尊、?卣、大铜饶等无不惊世骇俗。如今这个小国的历史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生存的年代大约是商末周初，这个时期，周天子把楚国先祖熊绎分封在荆山，一个只有不到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楚人却是靠了这块土地，一步步走出荆山，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几乎统有全部南方的泱泱大国。湖南在这个时期成为楚国稳定的后方，是楚国人才、物资的储备基地。遍及三湘四水的楚国古城和庞大的墓群能够充分反映这一点，这个时期，湖南正式成为国家政权控制下的一方土地，数千年来地处“蛮荒”的化外之民皈依了王朝，湖南各地出土的楚文物和楚简，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佐证。
秦统一以后，湖南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秦朝在湖南设立了洞庭郡和苍梧郡，郡下设县，从此开始了湖南步入大统的历史，在国家的史书中，也渐渐有了关于这里的记载。里耶秦简的出土，则是在湖南楚简和《史记》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自汉以降，考古工作即是证经补史，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而文物则是死去的知识，这话颇有道理。靠知识和文物的流传，人类才得以延续，文化才能够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对于消失了的过去，文物和考古是最能以实物说话的，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过去，了解过去才能把握现在，也才能展望未来。欲了解人类的过去需要考古，欲了解湖南的过去，更需要考古。
我们与一贯具有文化担当精神的三湘都市报联手开办“湖湘文明溯源之旅”系列专版的意义，正在于此。 （编辑 李兰香）
(本文来源：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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