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贺古道与零陵 隋唐繁荣篇
进入隋唐后，中国南北大一统的局面已经稳定，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内陆经济为主的模式，中国的中部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潇贺古道也就由军事通道逐渐变成了一条经济的主动脉。大量的物质由中原经过潇贺古道流向南粤，再由海上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而岭南佳果，南洋珍稀也由这里日夜兼程运向长安，古道上人来车往一片繁忙的景象。
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出口的商品中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瓷器的运输又是瓷器贸易中的一大难题，因此潇贺古道的畅通促使了中国最早的出口瓷窑--“长沙窑”在湘江畔诞生。长沙窑的产品通过湘江沿潇贺古道运到广州走向了世界。至今在潇贺古道沿途的考古发掘中还不时有长沙窑的文物出土。
作为潇贺古道上转运站的零陵（此时称永州）也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此时的湖南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在湖南，永州（零陵）与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并提，在经济上几乎具有相同的地位，永州（零陵）在当时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见一斑。
就农业生产而言，永州一带“荒地大都开垦，”生产的粮食除自足外，还要供养广西全境的屯兵。至唐玄宗开元初年，有“人家储粮皆及数岁”之说。
此时永州的采矿业和冶炼业中有银、铁、锡、铜等多种金属产品。
而手工业特产中有永州产的细葛布、道州产的细麻布、零陵出产的香料。它们成为了京师中富贵人家的时尚用品。史有“永州贡细葛、零陵香，道州贡细苎”的记载。
交通的便利和丰富的物产更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商贾云集在唐人街上，（此遗迹有幸一直保留到现在）成为南方的一大商业中心。
然而鼎盛的繁荣与深刻的阶级矛盾并存，开元盛世之后即刻带来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的崩溃即在眼前，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永州的繁荣，山川的秀丽，百姓的疾苦交织在一起，孕育出灿烂的永州文化之花，一批横亘古今的伟大作品横空出世。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著名文学家元结任道州刺史，此时道州由于“安史之乱”由开元年间的四万余户，锐减到不足四千户，人民已经是穷得吃草根树皮了“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 而官吏却频繁而严厉，甚至不惜施用重刑催缴税赋。同年“贼”攻永州却绕开了道州、元结说：这不是官府“力能制敌”，而是道州人民实在太穷，连“贼”都不愿来抢了，当官的人，你们这样急敛暴征，岂不是连“贼”都不如了吗？为此写下《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篇撼动天地的诗篇。杜甫对此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同
公元761年，历时数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历经离乱之苦的元结感到“地辟天开，蠲除妖灾，瑞庆大来”在江西乘兴写下了《大唐中兴颂》。公元771年，元结请颜真卿书碑，六月在永州浯溪摩崖刻石。
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颜真卿是唐楷的巅峰书家，二公合作撰书《大唐中兴颂》，自是珠联璧合，更重要的是，元颜二公都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逼面扑来，以致后世将《大唐中兴颂》的元次山文、颜鲁公书，与这境象清绝的山光岚气，并称为“三绝”。因而《大唐中兴颂》又被称之为“三绝碑”，成为摩崖石刻中的经典。
怀素(公元725～公元785)，生于零陵，长于零陵，圆寂于零陵。怀素自幼对书法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无钱买纸练字，特在寺旁空地上种下许多芭蕉树，用蕉叶代纸练字。经长期精研苦练，秃笔成堆，埋于山下，人称“笔冢”。其冢傍有小池，常洗砚水变黑，名为“墨池”。
怀素书法，继承张旭笔法，而有所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其草书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永州现存怀素的作品有《瑞石帖》、《千字文》、《秋兴八首》等。他书写之字若行云流水，李白曾以诗赞之为：“草书天下称独步”。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国子监司业阳诚贬为道州刺史。
当时道州每年都要寻觅身高不足二尺的侏儒作为特产“矮奴”进贡给朝廷。阳诚到任立即奏罢“矮奴贡”。阳诚的奏章正气凛然，掷地有声，这篇奏章和后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此写下的古风——《道州民》中写道：“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无矮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发表的残疾人“人权宣言”。开为残疾人争取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先河。后人为纪念阳诚，将他奉为福，禄，寿三星中的福星。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杰出文学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直到公元815年離開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在這期間，柳宗元在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柳河東全集》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創作于永州。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三说”等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一直广为流传，为永州的文学建立起一座至今还无法逾越的丰碑。
以上从元结到柳宗元的一系列作品，作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经典广受人们推崇，可以说是“前人之述备矣”。然而本文在此特别提出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经典之作是在公元760-公元820年这短短六十年的时间内集中涌现的这一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用“有关永州的经典的代表作”这样一种逻辑条件，来衡量一下永州（零陵）几千年来出现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就会发现，除这一段时间的作品外，在其他的历史年代里符合此逻辑条件的作品并不多。
我们知道，宋代也还有许多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北宋宰相寇准，北宋宰相蔡京，北宋名臣范纯仁，南宋宰相张浚贬官后或到永州任职，或到永州居住。著名文人如欧阳修，陆游，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到也曾到过永州游历。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有关永州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纵向相比，无论是从
流传的深远程度还是从影响力来看，都远不如唐代的作品。如果横向相比，欧阳修的“画图曾训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比其代表作“醉翁亭记”；陆游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比其代表作“钗头凤”，“示儿”也都还有相当的差距。
北宋的伟大的理学家周敦颐出生在永州，在中国理学的发展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南宋的开创了以“经世致用”等为灵魂的湖湘学派的湖湘文化之祖—胡安国在永州也做过几年知州。但是他们撰写理学著作和讲学活动的主要所在地均不在永州，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出有关永州的部分，只是周敦颐在他晚年隐居庐山莲花峰时，以家乡营道之水“濂溪”命名堂前的小溪和书堂，以示对故乡的回忆，如是而已。
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游历过永州，“徐霞客游记”中的永州部分，对零陵，双牌，道县，江华，宁远等地的风貌做了详细的描述，算得上是“有关永州的经典之作”，不过对于“徐霞客游记”中大量的有关其他地方的文字描述，此部分能否作为其代表作尚存争议。
从“有关永州的经典的代表作”的这一角度看来，我们可以说公元760到公元820年是其井喷的六十年。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这正好就是湘江下游的“长沙窑”迅速兴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后，又迅速消失的历史年代，而这又正好是潇贺古道由繁荣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这之间的历史关联自是不言而喻的。
俗话说，长江后浪赶前浪，我们不能说，后人的名气不够前人大，更不能说后人的才气不够前人足，而自唐以后再没有产生出有关永州零陵的伟大作品，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零陵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零陵衰落了！不处在经济发展的前哨，不处在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没有极度繁荣和极端贫困强烈对比的零陵，可以产生在外地发展的人才，可以作为旅游，探险的胜地，而要产生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品就显得底气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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