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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读吧】高行健【知青公共频道】
人民网专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文章从诺贝尔遗嘱谈起，对比这次评奖的标准、规程等，得出如题的结论。结论认为：“这次文学评选，可以说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不论从评选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评选人组成看，诺贝尔基金会都必须做彻底改革。对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早就提出多次呼吁，这次文学评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呼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诺贝尔基金会需要诺贝尔奖金保持信誉，那就应该听取世界各国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呼声，趁早开始彻底改革。”
戏剧美学：
高行健第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是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剧中写待业青年黑子与少女蜜蜂相爱，但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无法结婚，在黑子迷惘彷徨之际，一个车匪利用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心理，与他密谋一起合伙盗车。结果他们扒上了由小概担任见习车长的一节守车，小概是黑子的中学同学，他也深深爱着蜜蜂，而当列车开出不久，蜜蜂碰巧也搭上了这节车厢。由此在车厢十分有限的时空中，围绕着黑子、小概、蜜蜂之间的恋爱关系，以及老车长与车匪的较量，展开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黑子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灵挣扎，猛然醒悟，他与车匪在搏斗中双双倒下，小概在老车长的指示下亮起红灯（绝对信号），列车安全进站。如果仅仅从剧情来看，这个故事并无多少新意：作品所着力描写的是像黑子这样的年轻人从内心的失落中重新找到理想与信念、重新理解做人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心路历程，基本未脱出“社会问题剧”的模式。但高行健却赋予这样一个有些老套的故事以十分新鲜的戏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他打破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作了现代主义戏剧技巧的实验和尝试。
《绝对信号》的艺术创新首先体现在一种主观化的时空结构方式上。情节的展开不单单依循传统戏剧的“现在进行式”的客观时序，即在通常情况下，戏剧总是会按照时间顺序来展现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在《绝对信号》中，却既展示了正在车厢里发生的事件，同时又不断通过人物的回忆闪出过去的事件，或把人物的想象和内心深处的体验外化出来，使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件也在舞台上得到展现。如黑子在车上与蜜蜂重逢后，舞台上经过光影和音响的变化而把时间拉回到过去，演出了他与蜜蜂的相爱、迫于生存的烦恼和他被车匪拉拢、怂恿的心理变化；又如当列车三次经过隧道时，舞台全部变暗，只用追光打在人物的脸上，分别展示了黑子、蜜蜂和小概想象的情景，使三个人之间的内心矛盾和盗车之前的紧张心态得到有力度的刻画，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在地揭示出人物内在的性格特征。由于这种打乱正常时序的时空表现，在舞台上便出现了现实、回忆和想象三个时空层次的叠化和交错，从而使整出戏呈现出异常的主观色彩，剧情的发展也更加贴近于人物的心理逻辑。与此相关的是，剧中增多了“内心表现”的成分，除了把人物内心的想象和回忆外化为舞台场面之外，还多次以夸张的形式出现了人物之间的“内心的话”，以人物的内心交流或心理交锋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如黑子和蜜蜂在车厢里相逢时，舞台全暗，只有两束白光分别投在他们身上，他们在火车行进的节奏声和心跳的“怦怦”声中进行心灵的交谈。又如车长和车匪在最后亮牌之前的心理交锋，舞台上的人物都定格不动，两人展开一番激烈的内心较量。
此外，这出戏在舞台语言方面也有许多创新，比如大量运用了超现实的光影和音响，不仅是为了调整场赴，还更加突现出了人物的主观情绪，如黑子回忆与蜜蜂恋爱时打出的蓝绿色光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小概回忆向蜜蜂求爱时的红光与光明而热情的号声，黑子在想象自己犯罪时的全场岗暗与无调性的嘈杂音乐，小概想象自己面对黑子犯罪的复杂心理时的白色追光与由打击乐器演奏的无调性音乐等等，都各各不同地深入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感受，从整体上为剧情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铺垫出了一层非常强烈的主观效果。
应该说《绝对信号》中的艺术探索还只是局限在技巧方面，尽管剧中对黑子这个人物的刻画隐约透出了一种虚无和反叛的倾向，似乎可以看作是后来《无主题变奏》等小说的先声，但在这个作品中，由于老车长的正面教育意义被过度地突出了，因而不可能给这种朦胧的现代意识留出充分展现的空间。《绝对信号》在80年代初期的文坛上出现，其最大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审美感受，与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东方意识流”小说相似，它是在形式与技巧创新的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向度，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过程的一个特殊环节。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瞬间》：高行健的新戏剧美学
中国的实验戏剧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具体哪一出可称为开山戏，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从时间上来看，高行健的《瞬间》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那部戏，全剧只有一个女性人物的独白，几乎没有任何动作。说话的女人自称“她”，自述与男人之间的腻烦情绪，当她感到寂寞难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四肢开始脱落。
这部戏里面，全部的戏剧张力是倚靠舞台灯火和独白时的台词，讲述个人从性的痛苦和成长的痛苦得到解脱后，自我成了非本人或他人可观察之物，也成了非本人或他人可言说之物。
高行健用这部戏阐释了他的新戏剧美学，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许多实验戏剧继续发展的空间。
【評價】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新聞公報中指出，高行健的長篇巨著《靈山》是一部「無以倫比的罕見文學傑作，也是一部朝聖小說」。劉再復說「它揭示了中國文化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但「知音很少，非常孤獨」。
除了西方的讚譽，港台文壇對高行健亦有極高評價。著名作家董橋錶示，高行健的作品極具創意，永遠不會重複自己，視野廣闊，氣勢不凡，成就是世界級。
曾經翻譯過高行健數個英語劇本的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方梓勳，指高氏作品著重人性描述，帶有個人主義色彩，有時亦會摻入佛學和禪的思想。戲劇方面，方教授認為故事性不強，但因為充滿人性，容易令觀眾投入。他估計，這可能並非高行健的本意，但觀眾會有同感。
台灣的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王吉隆則認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將西方現代文學技巧和東方精神融為一爐，並用自己獨特的藝術方式詮釋出來。
大陸學者對高的作品多持負面態度，特別是高行健獲得諾貝爾奬，被大陸官方認為是一個政治陰謀。大陸作家朱大可說“高行健的獲獎，在中國文壇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諾貝爾獎抵抗運動。”、“無論是余華、蘇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個，都比高行健更有‘資格’代錶中國當代文學的‘水準’。”旅美學者曹長青認為高的作品有如安徒生筆下的《皇帝的新衣》；而台灣的朱天文、張曉風則認為臺灣作家比高行健優秀的不在少數。成功大學教授馬森認為高行健獲此殊榮是一種幸運，他在《靈山》序中指出“那麼一篇小說，既不企圖反映社會和人生，又不專註於情節的建構和人物的塑造，還能剩下什麼呢？”。
臺灣詩人洛夫則認爲這些批評是「酸葡萄作用」（《對高行健的期待》，2001年2月5日《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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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1555次) 时间：2000年12月11日 01:37 来源：李彤 转载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8日在领奖大会上发表讲 话，讲话全文如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 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 是无神论者。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 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
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 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 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 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 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 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 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 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 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 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 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 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 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 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 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 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 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 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 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 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 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 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 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 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惨案后中国知识分子成 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 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 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 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 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 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 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 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 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 写，并不指 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 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 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 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 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 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
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 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 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 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 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 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 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 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 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 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 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 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 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 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 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chinesenewsnet.com)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 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 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 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 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 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 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 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 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 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 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 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 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 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 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 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 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 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 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 种文学：「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 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 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 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 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 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chinesenewsnet.com)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 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 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 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 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 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 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 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 (chinesenewsnet.com) 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 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 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 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 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 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 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 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 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 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 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 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 到足以汲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chinesenewsnet.com)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 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 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 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 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 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 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 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 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 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 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 要别人跟□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 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 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 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 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 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 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 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消云散，文学摆 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 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 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 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 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 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 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 生存的真实状□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 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 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 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 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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