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棒   作者：GY    

    (1)牛掏

    注：牛掏（“音”）～靖县对用来牵牛的藤条的称呼。

文化革命中就认识马棒了。那时我读初三，他是初二的。在那个年纪，初三、初二算是差了一个“档次”因此，尽管只后一学年，我们把他当小孩子对待。

1968年下乡了，我们同在乐群12队。

乐群12队在偏远的到顶山上，海拔约800米，离公社本部是18里羊肠小道。冬日的生产队经常是被埋没在浓雾中。偶遇晴日，远处的群山只有峰尖伸出茫茫的雾海，变成星星小岛。日头升起，又流淌入生产队前的山谷，顺着山势，冉冉攀缘。

下乡五年，没有一件农活对我来得容易。样样都要学，而且要认真地学，否则学不会。

马棒则不然。来到这深山老林，他好似如鱼得水。下乡后的第一个春天（69年春天），他和饼干就成为我们知青组的主要劳动力，只有他俩有资格做犁田的技术活。马棒是我们知青组年纪最小的男同学，但在做农活时，却好象比我们大了好几岁。

马棒除了做农活能干，做其他事也一样能干。下乡不久，他就和我们生产队最能干的副队长仁福以及富农宏举的儿子开规学会了放“夹子”，马棒的夹子夹到过麂子（黄羊？）、竹林猪等野味。为改善我们的生活立下汗马功劳。

马棒是我们知青组里第一个学会破篾、编箢箕、鱼篓的人。

我曾无数次问过自己：无论学什么为什么对他来说显得那么“容易“，而对我却来得这么难？

一个偶尔的机遇，使我找到了答案。

下乡的第二年春天，我也终于获得生产队的同意，开始学犁田的技术活了。一天早上，正准备出去犁田，却找不到牛掏，急得我团团转。刚下乡那阵，牛掏都是社员给的。那天。社员都已经到远处去了。正当我不知所措时，马棒回来了。看见我这个样子，说了一句：“跟我来吧！”就径直朝“枫木运”内头走去。

“枫木运”内头是一遍杂木林。到了那里，马棒一下就相中了一根比小指小的藤，立即从腰中抽出砍刀，将藤割下，然后利索地用砍刀将藤刮干净。当他把牛掏递给我时，前后也不过十几分钟。

那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马棒是干中学，心中没有一个怕字。我想象，当他第一次必须准备牛掏时，他肯定是自己先走进大树林去找。而我呢？我是先问社员哪里有这种藤，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想让他们带我去砍一次，做一次样子给我看看。

如果我也曾悟出过生活的哲理，唯一成型的是：“大凡成功的人，必是敢干的人”。马棒就是这样的人。

(2) 三轮车

马棒下乡不到三年，便被招工到安江无线电厂。

安江是靖县与长沙间的中转站。马棒那里便成了我们生产队，甚至大队知青来回长沙的落脚点。安江无线电厂在安江市郊，离长途汽车站有好几里地。每次路过安江，都是马棒踩一部三轮车来接。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又踩着这部三轮车去送。每当我说：“马棒，让我来踩一下。”他总是说：“你掌控不了这种三轮车（人在前面骑的那种）。”

有一年，我和小娅在他那儿。他说晚上到阮英刚那里去听小提琴。虽然我对听小提琴很有兴趣，但想到又得靠他踩三轮车，就说不去了。但马棒坚持要去。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月光佼佼。我和小娅坐在他后面。虽然是冬天，风是凉飕飕的，心里很是爽快。

那天晚上，阮英刚和他一个拉大提琴的搭档拉了很多西洋大小提琴的曲子。虽然是玩，但是他们却是全神贯注，如醉如痴，兴趣越拉越高。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难忘的一次音乐会。

(3)马棒的父母

和马棒的父母都只见过一面，但我的印象很深。

马棒的母亲是地质学校教电工的。个子高高的，快言快语，给人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她描述马棒从乡下回来吃饭的样子。她指着桌上的大搪瓷菜盆（可当小脸盆用的）说：“刚回来那一向，他每天要qia咯大一盆子！”

马棒的父亲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于他的母亲。他带一副眼镜，后脑也秃了一些，给人一种老干部加知识分子的感觉。也不错，他是地质学校的教务长。

和他闲聊时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世界太小了。当他提及他在湖大地下党时，我说我父亲也是湖大地下党的。当他问及我父亲名字时说，那时他是学生，我父亲是教师，只听说过其人，但没有过往来。

马棒的父母都去世很早。每当想到马棒，我都为马棒感到遗憾，本来他有一个多好的家，本来他可以享受更多生活的快乐，本来他用不着这么早挑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如果这些本来都存在，他也许今天还和我们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