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曾经迭起，知青都已老去。
1998年，两位曾插队内蒙的历史学博士，以时间为界，各著知青史一本（《初澜》、《大潮》），合称《中国知青史》，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学术著作十年前未能广泛传播，时至今日，98版《中国知青史》已是芳踪难觅。200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从故纸堆里淘出这段尘封的、属于知青的“无悔青春”再次出版。北大教授印红标指称，这是中国内地知青书里最好的一本。
中国的知青轨迹：
1954-1958：向荒地进军 =》 1958-1968：知青群体形成 =》
1967-1973：上山下乡 =》 1974-1976：曲线回城 =》
1977-1980：拨乱反正 大返城
中国知青史 • 初澜（1953 - 1968）
作 者： 定宜庄
出 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定 价： 38元
ISBN： 9787801707833
出版日期： 2009.02.
版 次： 1
定宜庄，女，
1968年秋，北京10多个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被批准插队的中学生打着一面红旗，徒步前往锡林郭勒盟，以表达他们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
阿巴嘎旗白音图嘎公社前不久接收了一批知青，分到3个大队，乌格尔木大队没有分到一个，牧民很生气，队长跑到公社和旗里面去闹。徒步而来的知青在锡林浩特听说此事，赶到阿巴嘎旗，坚决要求去乌格尔木大队。经旗里批准，他们如愿以偿，牧民、知青皆大欢喜。
多年以后，《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定宜庄：“你们举着理想主义大旗上山下乡，我特别羡慕你们当年的激情！”她微微一笑：“我从来没有理想主义，插队的时候，理想主义早已被打得粉碎了。我从插队到现在已经非常厌倦这个词，这个词在我身上已经不适用了！”
定宜庄搬进了贫下中牧郝鲁洼夫妇的蒙古包里。“插包不是我想像的贫下中牧有多少优秀品质能跟他们学，可是我确实感到了一种亲情……”定宜庄坦言。每天早上，定宜庄去放牧，郝鲁洼亲一下她的额头和脸蛋，拥抱一下：“姑娘，天冷，出去小心呀。”额吉帮着轰出羊，搂过她来，抚摸一下头：“孩子，小心呀，早点儿回来喝茶！”“每天像举行仪式一样……”定宜庄难忘这份亲情。在她知识分子家庭里，是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的。如今，她也会用这种方式对儿子和学生表达亲情。
“我当时一个特大的理想就是上医学院，毕业后当医生！”机会很快来了，自治区招收工农兵学员，她被牧民推荐到内蒙古医学院学习，审查很顺利。牧民为她送行，纷纷送来奶食品……但是，入学通知书迟迟没有发下来。“我急了，你想呀，当大学生和在当地插队当一辈子农妇，有天壤之别呀！”定宜庄跑到旗里询问，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定宜庄找到盟里，一位提干的知青是她父亲学生的孩子，他说了实话：“你别找了，也别问了，你的名额被粮食局长的姑娘顶替了！”定宜庄学医的梦想就这样被打碎了！
1974年，北京在内蒙插队知青中招收中学教师，这次总算如愿以偿，定宜庄回到了北京。之后，教书，结婚。1977年，恢复高考。定宜庄领了报名表，但是孩子刚出生，她只好忍痛放弃。意想不到，半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次高考。“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放弃了。”定宜庄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看书，上班路上，回忆所看的内容，到学校再看一遍。上课最后10分钟，学生做题，她跑到教室后面看地图，记地名。做饭时，书就放在旁边，见缝插针地看几页……高考成绩下来，定宜庄在海淀区名列前茅，1978年，定宜庄终于圆了大学梦，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得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硕士学位，1991年，攻下了历史博士学位。1993年，定宜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有记者问定宜庄：“作家写了那么多知青作品，你为什么现在才写知青史？”她说：“因为历史是学术，10年才能成就一个史学家，文学家靠感性，所以常常走在史学前头。”定宜庄说，多数知青当年上山下乡没有选择，是完全被动的，境遇很悲惨，首先是没有文化，有几个人有机会上大学呀，大部分奔波着找工作。“我们有知青的阅历，拿到了
中国知青史 • 大潮（1966 - 1980）
作 者： 刘小萌
出 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
定 价： 62元
ISBN： 9787801707840
出版日期： 2009.01.
版 次： 1
刘小萌，男，河北完县（今顺平）人。
“大潮涌来——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黑泥黄沙红壤，山川田野莽原。”
1973年，初中文化程度、在内蒙插队5年的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县（今顺平县）当起了农民。从牧区转到农村是没问题的，那边是放羊，这边是种地，都属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范畴。一年以后，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外来户能在农村当干部，一是因为知青有文化、能吃苦，二来没有社会关系，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干。两年后，刘小萌被县里推荐去了保定技工学校。此外，离家近了，当时保定“武斗得乱哄哄的”，坐火车不用买票，刘小萌居然因此回了7次北京。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刘小萌“根深蒂固地想上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刘小萌考进了河北大学历史系。数理化荒废了那么多年，学理科是没法想的了。学中文的父亲建议子承父业，他不情愿，一心想离政治远点儿，“文科里面，历史离政治最远。”他压根没想到，十多年后，他又会在清史之外，自觉自愿地研究起知青史，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纳回跟当代政治无法剥离的境地。
因为研究知青史，刘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队伍里一度受到排挤，成稿的论文和书稿也迟迟不能付梓，同时，他还不能荒废本身的专业。“我当时是副研究员，专业上有压力，评职称那会就特别忙，天天熬夜，4个月写了40万字，那时候还没电脑，全靠手写，手老麻，后来凭借着论文《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评上研究员，庆幸没耽误。现在我隔几年就拿出一段时间来做知青研究。我老在反思，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环境来做点事。起码，在知青史上，大的问题、大的事件目前还没有没写出来。书稿不能及时刊发其实也是好事，放在那里就会老去修正它，希望它能尽量减少局限性。中国当代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但是知青史这一块，现在我们跟国际上还是接得上轨的。”因为不接近学术主流、长期独来独往，同事管刘小萌叫“独行侠”，他自己苦笑，说大概是当知青时放羊的潜在影响，强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学术上边缘化，和思维观点上的自由主义。
他没有知青情结。他怜惜所有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人，比如他的妹妹刘小茁。刘小茁15岁时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就塌了，万幸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照顾哥哥，妹妹放弃了回城，永远地扎根在河北保定，47岁提前“内退”。刘小萌给许多知青做的口述录音，都是妹妹帮助整理。刘小茁把这些说话南腔北调，声调忽高忽低的录音耐心地整理成文字，不为别的，就因为她也是“知青”。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已经三十余年，大规模的知青返城也早已结束于1979年，延续下来的仿佛是知青的宿命：大部分知青幸运地浮上了二元社会结构的上层，在城市找回了似乎本该如此的“天赋人权”；少数下乡知青扎根农村，结婚生子，成为了几乎永远无法摆脱身份的“乡下人”；回乡知青则理所当然地重复着他们祖祖辈辈的农民生活……
《炎黄春秋》主编吴思说，“知青容易把自己的经历神圣化”，虽然那是一段蹉跎了的青春。曾经的知青刘小佈说，“边缘化了的底层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那些长期默默地接纳和“再教育”了知青的农民……
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在中国那一代一千七百多万失学、失业的人群身上烙下了一个特殊的印迹——“知青”。倏忽之间，远去了几乎半个世纪，一部分知青已经不再敏感于旧事，另一部分知青，仍然容易被这根叫做“知青”的火索顷刻点燃。不管怎样看待这段往事，也许只有把它投射到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上，才能显示得更为清晰。
青春的记忆不该，也不会被遗忘，而且，应该记住的也不能只是知青自己。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