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春 祭 2
上接《青春祭》1
（四）：被捕
我与莲莲婚后住在长沙城里，与父母住在一起，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新婚生活总是分外甜蜜的。
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生活的压力更大了。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们搬回了乔口镇。莲莲的父亲让出一间厢房，让小俩口自立门户。
进入一九七O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我又在劫难逃。我被当作 “阶级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
在乔口地区，我参加过以我为主或参与陪斗的万人大会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下面就闻风而动往阶级斗争上靠，外面一敲罗打鼓，我就要作好上台挨斗的准备。毛主席发表一首“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下面庆祝了三天。我又被斗个半死。
最恶毒的—次是：一九七O年三月七日，乔口地区领导又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我，因我一直拒不承认反革命之罪，他们明知莲莲接近临产，却在开万人大会的头天晚上派人来长沙城里抓待产的莲莲下乡陪斗，派来的人就住在我家里，我父母迫于压力也只好含泪清好衣物准备让莲莲天亮就坐船下乡陪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莲莲临产发作了，而且是难产，婴儿先生出来的是—只脚，我的母亲只好卸下一块门板，邀抓莲莲的人一道抬着莲莲跑步送到了医院，是儿子的诞生才让莲莲躲过了这场生死之劫，如果婴儿迟出生几个小时，莲莲被他们抓了下乡陪斗，后果真不堪设想。
一九七O年四月，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宣布正式逮扑。
我入冤狱之后，我的岳父家和叔岳父家都被挖地三尺，寻找我的“反革命罪证”（当然一无所获），更可耻的是，当地将我的“材料”寄到莲莲哥哥所在部队，莲莲的哥哥在部队已入了党，正准备提干，因我的连累而被清退复员，莲莲的哥哥的美好前程就无辜地被断送了。
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可鄙的是：当地—个年轻得势的当权者，刚刚退役末婚，见莲莲年轻貌美，自视是权贵又是帅哥的他对莲莲百般诱逼，甚至捏造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加刑十年的谎言，劝莲莲离婚改嫁于他，莲莲坚贞不屈地说：“我生是恒的人、死是恒的鬼，恒就是加刑—百年，我也终身等他，我相信他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浩劫中, 莲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扫干净，带着两个孩搬了进去。
为了谋生，她从医院揽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手，起早摸黑，强迫自已每天劈一万根医用竹棉签以供养孩子的生活。农村旧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莲莲每天劳作至深更半夜，为自谋衣食从无休憩。尤其是夏天，旧猪舍蚊蝇成群，—抓一大把，莲莲在身边点五六根蚊烟都无济于事，只好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这又凉快蚊子又咬不到，这也算是莲莲无奈中的—大发明吧。
我有五兄弟姊妹，因我之连累，我父亲被关进“学习班”达一年之久，弟弟分别被下放到萍圹九江公社和彬洲、妹妹被下放到南县，一家七口人仅靠我母亲三十余元工资度日，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尢其是我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祖父，为省口饭给儿孙们吃，常常瞒着父母到左邻右舍家中乞讨，好在邻居都同情我的一家，常给他老人家一个馒头一碗饭，家里很少吃油，更数月不见猪肉。
一次我妹妹下乡所在地的干部来我家，说我妹妹下农村后表现很好，病了还跪在田里割禾，他们准备将我妹妹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我父母为了让女儿少受苦，借钱买了点肉招待南县干部，我的祖父吃了点肉汤，碌碌饥肠突遇上油水，竟大泻，一病不起，不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死时睁眼大呼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啊。直至我平反回家才知道再也见不到劳苦一生的祖父了。未能给老人家尽孝送终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五）：监外执行
我被扑后，当即押送到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道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个睡，每人占地不足—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二两米），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专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纲。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我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周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国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我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从此再没人来提审了。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扑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将我押交我下放地望城县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现行反革命”了，
身份变了，但生活没变，每天与同事们一道出工，同事们见我坐牢后身体差了，都处处关照。经常有人买了烟偷偷塞在我的被子里、还有人几次蒸了肉饼放在我的床下。（我估计是珊珊放的）
乔口鱼场派我到樟木桥分场喂猪，具体对我进行监菅是鱼场人事股罗股长。
罗股长是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当地旧社会著名的三根讨米棍之一，文盲、参加过抗美援朝。罗股长工作极为认真、吃苦、肯干，什么累活脏活苦活他都争着干，平日对同事也极肯帮忙，在他身上的确同时有雷锋和焦裕绿的影子，口碑甚好。然而对我却前后两重天，过去亲如兄弟，现在却疾恶如仇，每次批斗会上捆绳子捆得最紧的是他。而事后在劳动中他却宁肯自已不吃饱也要让我吃饱。他说他不恨我这个人，他切齿痛恨的是我丑化了他心中的神---毛主席。
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从几十个大鱼池中用两根竹棍捞猪草，由于鱼池喂鱼灌有人粪、猪屎、糠并等，又脏又臭，不久我腿上生了个大毒疔，首先是奇痒奇痛，随后是出水化脓，最后烂到深可见骨，足足烂了两个多月，但罗股长仍逼我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臭水里捞猪草，为了反掉我的“娇气”，罗股长也天天陪我浸在酱油色的臭鱼池水里一同捞猪草。还说我同你一样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水里捞猪草，我不生疔你生疔，这说明你是没改造好太娇贵了。可能是以毒攻毒吧，这毒疔未经任何治疗,烂了近三个月竟自已愈合了。不过留下一大块伤疤至今还痛。
罗股长的确是位好人，我从不恨他怨他，他过得比任何人都苦，全身补丁垒补丁，从没穿过一件好衣服，不抽烟不渴酒更从末进过餐馆，真是劳苦一生。
罗股长对党的事业更是勤勤恳恳奋不顾家，他很少回家，一天到晚都在猪舍，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也可能是长期不回家造成生理上严重的性饥饿吧！有一次罗股长竟对正在发情的大母猪实施强奸，不幸被来清扫猪舍的女知青当场撞见了，因为罗股长平日很受人尊敬，对女知青也从无不轨，大家都同情理解这位苦行僧，没有人讲他什么。第二天，罗股长不见了，人们都以为他回家了，也没谁放在心上。
其后几天，人们发现吃用的井水有股越来越浓的异味，用手电往井里—照，才发现罗股长己投井自杀几天了，据说捞上来时头被撞得刷把一样（可能是倒栽在潜水泵上了）。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乔口地区组织过一次以我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敌人大型游斗，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X、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乔口小镇像过节样热闹非凡，各乡各村的人也动员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XX（乔口渔场书记）”，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臂高呼“打倒谭XX”, 连谭XX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XX。”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人群中却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反革命真不知死活，这样一边斗他，他还敢高喊打倒谭书记；也有人说他真有骨气，有勇气，他敢这样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还有村民往我的口袋里塞钱塞烟，现场乱成一团。我被匆忙押回鱼场了。这次游斗就此流产了，从此我再也没享受过这种土豪劣绅的戴高帽游斗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世华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粮。
我谢绝了知青和同事的好意，跑，当然可以躲开苦难，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烂下去，人民总有重见光明之日。但是，跑、不是正好被人说是畏罪潜逃吗？我无罪所以也无畏。我决定不跑。
收监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湖堤上一间守湖棚里，周围很远都没有人，连狗都没一只，要跑完全不费力，我点燃一堆火，把所有衣服翻出来洗净烤干，把被包捆好，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狂风恶浪。
未等天明，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这都是阶级斗争中正争取火线入党的积极份子，他们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他们见我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无罪要跑什么，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问我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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