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春 祭 3
（六）：劳改队
押送我上路的是鱼场两位基干民兵，我戴着鱼场自制的土手铐徒步上路了，目的地是长沙市看守所。
一到长沙城，我左顾右盼，长沙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我更想家，想我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并受连累而下乡了的弟弟妹妹。过去就是死刑犯临刑还能见上亲人一面，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们。
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的，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终于人性战胜了“阶级斗争”理性，他们也流泪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我的家中只有老祖父在家，白发苍苍的老祖父闻讯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泪眼相看泪眼，无奈的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民兵押走了。
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是我与祖父见上的最后一面，不久，我敬爱的老祖父在思念与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这两位押送的民兵回渔场后也因阶级立场不坚定而受到处分。
市看守所只是临时关押犯人的中转站，在这里犯人很多，一样很挤，无人提审，我所在的监房有十多人，什么人都有，都是已判了刑等着劳改队来车起解的。在这里犯人可以通知家属送衣物来，我因深知家里很苦，所以没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
—天，看守打开牢门喊一个犯人领家人送来的衣物，几个看守站在门外，一件件仔细检查后将衣物一件件递进来，犯人都站在门里看，当时送来的衣物中有一大包烟丝等违禁品，明明看着看守将烟丝等违禁品收去了。等看守走后，犯人中一个姓石的却拿出一大包烟丝，这包烟丝正是看守当场收去的烟丝，众日睽暌之下也不知他怎么偷到手的，从此大家都叫他石神偷。
石神偷人也义道，偷来的烟答应大家共享，但有烟无火也只能望烟兴叹。在烟的吸引下，这时我也不顾监规，展现了县看守所学来的绝技--钻木取火。
钴木取火其实不难，用一根稻草芯包上烂棉花，外面再包一层黄草纸，搓紧，脱下脚上的木拖鞋在木板床上用力紧搓紧压卷成了筒的棉花草纸条，不几分钟即可闻到一股糊味，赶紧扯断棉花条轻轻扬几下即冒烟了，吹燃后再点燃一条烂布搓成的绳子以保存火种。当然这条出烟的烂布绳子总是吊在马桶边上，让臭气掩盖燃布条的焦糊气。吸烟人数一次只许两人，其他人围着打掩护。
有一次，看守终于在门外闻到了焦糊味和烟味，突然冲进来突击查监，什么都翻转了，连马桶都用棍子搅了几遍，竟什么都没查到，只是石神偷苦着脸捂着肚子喊肚子痛，看守还马上送来了去痛片。原来石神偷将烟和火都塞进了裤档，看守当然不会到犯人裤档中找火，而未熄的火却把石神偷的肚皮烧了个大水泡。
几天后, 我被押解到了位于湖南省茶陵山区的咪江劳改茶场，这是湖南省的模范监狱，规模很大，高墙电网之内分别关押有男犯、女犯、就业犯、据说汪精卫的秘书和潘汉年都关在这里。铁网之外有茶厂厂房、有工人宿舍区、有茶山，更有美得醉人的青山绿水。
进狱之初, 几十个犯人按高矮排队，我幸而排在后面，管教干部一个个点名并问各人有什么特长，我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叫出队列，灵机一动，我也谎称自已学过电工，因此我被分配在电工组，这比其他犯人有更多的轻松、方便和“自由”，这给我日后的投寄上诉提供了机遇。
随后是一个个剃光头，一件件衣服和提桶脸盆上都被用红漆写上“劳改”二字。一个个犯人都编上号码、并交待犯人之间不许喊姓名只许喊号码，更不准谈论案情。总之，在当时的中国，连火化国家主席都只准用假名字，犯人更没有半点人的尊严了，更何谈基本人权。
我在监内是著名的只服法不认罪。每周一次认罪服法犯人会上，我都大谈要认真服法，监狱是执法的国家机关，服法是对国家的尊重，这正是林付主席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至于我不认罪，因为我无罪可认，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当然我的每次发言都遭到管教干部的训斥，但我小心冀冀, 从不违反监规，他们也无奈我何。
然而不管我如何小心冀冀 , 还是出事了。
中国的监狱鱼龙混杂，政治犯刑事犯是混合关在一起的。当时睡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大右派，这位老先生是湖南日报第一任主编，人称钟教授，这位老先生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无论唐诗宋词元曲，他信手掂来出口成诵，也无沦世界史、中国史、文学、美学，包括各种政治理论他无不精通。这位老人慈眉善目，一付长者和学者的风度，我非常敬仰这位大右派老师。睡在我左边的却是粗俗不堪的惯偷曹流子，人以群分，这样的人我从不得罪，只疏而远之。
钟老可能家人十分挂念孝顺，经常有家人寄衣物和食品来，钟老从不吝惜，次次都给大家分上一点。
有一天，左边的小偷却偷上了右边的老右，大家都气愤不过，嚷嚷着要报告干部，钟老却息事宁人，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有什么困难互相帮一下就是，硬是不准报告干部。当时曹流子也在一边装模作样地大骂小偷缺德。
我气愤不过，当晚趁曹流子去洗澡之机，我从曹流子床垫下找出脏物还给钟老先生了。钟老嘱我不再声张。曹流子发现脏物不见了也未作声，但他已猜到是我所为。
第二天下午，我到建筑工地布设电线准备晚上加班，我把整个工地电线全架设好后，特地合上闸门试了电，所有灯全都亮了，—切正常，我才在看守押解下关了电闸回监房。而小偷曹流子是架子工，晚上架子工要参加建筑工地的施工，结果，天黑关上电闸开灯，只见兰光一闪，灯没亮电线却烧糊了。这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事故，我当然成了新一轮阶级斗争耙子了。
没有人找我谈活，只是从管教干部的眼神中我看出自己成了怀疑对像，从干部信任的犯人小组长口中，我听说干部正在上报给我加刑。
我急了，决定冒险与曹流子谈—次话，摊牌。
一天中午，我请干部所信任的犯人小组长（改造中的积极份子忘了其名）先躲在犯人大礼堂的舞台幕布后，我把曹流子单独喊到大礼堂舞台幕布边，首先我承认东西是我寻出来还给钟老的，我讲钟老是位好人，被偷了还息事宁人不准大家报告干部。曹流子说我不恨钟老，我只恨你多事，我把两根电线绞在—起只是给你点小小教训，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讨我的嫌。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犯人组长向管教干部真实地汇报了躲在幕布后听来的—切。曹流子受了处分，我也被管教干部一顿臭骂：“你好大的胆子，在看守所还敢私设公堂，搞起包公破案来了，你心目中还有没有管教干部，还相不相信政府，还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骂就骂吧，我一声不吭，只要不加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入狱后，我父亲受株连也被关进了“学习班”，限制人生自由达一年多。
一九七三年，我找机会寄出—份三万余字的申诉材料《狱中来信》，我父亲刚从“学习班”出来，收到我寄来的《狱中来信》后，我父亲用四个通宵写成三份共百余张大字报分别贴在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和长沙县县委门口，标题为《狱中来信》的大字报极为轰动，每天上万人围观，影响极大。促使市县为我成立专案组复查。
我的上百次申诉、坚决斗争和家人的泣血抗争，加之专案组也找到了周耀，查验他下颌上确长了颗大肉痣，终于，我的冤案平反了，判刑七年的我只劳改四年，在一九七四年经县人民法院复查，作出了“撒消原判，予以平反”的复查平反决定。
时因四人帮仍然横行无忌，国家仍然处于极“左”之浩劫中，平反并不彻底，为证明他们抓有理放也有理的一贯正确，县法院在平反复查决定上仍留有所谓“在一九六一年曾有过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等错误言论，但尚不构成罪行”等语，更谈不上蒙冤入狱应有的国家赔偿，甚至连坐冤枉牢的工资都没补发。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平反出狱了。
我出狱了，但为我而心力交猝的父亲却明显地苍老了、衰弱了，才四十多岁的父亲己是满头白发。
（七）：回城
我终于出狱了，但我下放地所在单位乔口鱼场却不肯接纳我，鱼场那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用知青血泪染红顶戴的谭书记拒不安排我的工作，更不肯补发我坐冤枉牢的工资（每月工资28元，扣除每月牢饭钱15元后，每月应补工资十三元）。
谭书记说：“当年抓你有理，是大好形势的需要；今天放你也有理，也是大好形势的需要，党为你落实政策了，你出来了，要感谢党的政策英明伟大，要老老实实做人。至于你要工作要工资你找县里，谁放的你，你找谁。”
我找到县里，县里管抓、管放，但不管工作和工资。
我是个宁折不弯，不愿求怜告乞的人。无奈之下，我单身一人返回长沙城了，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回到长沙城却成了没有户口吃黑市粮的黑人黑户。
为了谋生，也为了感念妻儿的劳苦，我没日没夜的做苦工，挑土、拖板车、搞冷作、烧电焊、做水工，我不辞辛劳，什么苦都吃过。
我父母家中亦十分穷苦，我作为长子已深深连累和愧对家人，我在长沙城郊一菜农户租了一间小房，架块竹板作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因为长年批斗和四年狱中折磨，摧残了我的身体；因为天天烂菜叶没什么营养；在超强体力的劳作中，我终于病到了，不得不进了医院。一检查：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900多，医生只喊：“别动，赶快住院，要小心肝昏迷啊！”
我有什么条件住院啊？我拖着疲软的双腿慢慢地走回了蜗居的郊外小屋，我的父母也只能望儿悲叹，买来半斤墨鱼给我营养。
为了怕妻子着急，也为了怕将乙型肝炎传染给妻儿，我没告诉莲莲我病了，但不知怎么莲莲还是听说我得了乙型肝炎。没几天莲莲竟带着孩子到长沙来了。莲莲父亲找村上人借了条小木船，连家中简陋的几件家俱都搬来了。
我埋怨莲莲不该来，因为乙型肝炎是会传染的。莲莲说：“怕什么，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
莲莲来了，我之蜗居才有了生气。我病了无法出门打工，莲莲更累了，没日没夜地劈医用竹棉签。仅靠一把菜刀和她柔嫩的双手，维持一家四口人的黑人黑户生活。还要想方设法给我治病。
我没条件住院，莲莲到处寻医问药，终于从—位老中医处打听到一种用田基方、夏枯草、茵陈三味草药组成的三草汤治肝炎好，又便宜，只几分钱一付，莲莲天天坚持依时按刻熬三草汤给我当茶喝。在莲莲一年多精心护理下，我再没进过医院，几近病危的乙型肝炎竟神奇地痊愈了。至今近四十年从未复发过。
—九七九年，我父亲因晚期肺癌开刀住院，我父亲单位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出于对我一家的同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马上办理我带工龄回城顶职，但我下放地乔口鱼场的谭书记却卡着我户口不放。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劳资课石科长三次亲自带人到鱼场找谭书记商调调我回城，谭书记拒不同意。
最终，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劳资课石科长只好从劳动局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送给谭书记，就是说我招工回城用了两个招工指标，多给谭书记一个招工指标让他招他的亲戚；同时我也通过关系，找到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县委书记杨伯槐，杨书记亲自打电话指示鱼场放人，谭书记才放我一条生路。下乡十七年，我的户口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返回到长沙城了。
我回来了，但妻儿仍是农村户口，仍是没有口粮、没有一切配购物资的黑人黑户，而且孩子一天天大了，没户口根本无法入学，当务之急除了谋生外就是想方设法搞莲莲母子三人的户口进城。
我到处打听、多方奔走，四处碰壁。曾记得有位派出所所长，我借钱送去上千元礼物，礼物他全收了，讲的话却是“难啊难，我尽力吧。”第二天他却音讯全无地调走了。
终于有位好心人指给我—条捷径，叫莲莲装病，装癔病，只有癔病是无法查验的。
我与莲莲经半年多的准备：到三四家市级大医院找熟人（买）伪造癔病病历；找公安部门的人送礼拉关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层层级级写报告，申请解决莲莲母子的户口农转非。
终于，市公安局一位友人（这位友人出于同情拒不收礼，我曾送去500多元烟酒，第二天他给我汇来6OO元，世上还是好人多）通知我：“四天后市公安局将来人到你家目测你老婆病状，来人着便装，什么也不会说，你也什么也不要问。”
得此大有希望的喜讯，我与莲莲也忙开了，为了装得像疯言疯语神智不清的癔病患者，莲莲闻讯后四天没有吃饭，披头散发，饿得面黄肌瘦，房里摆上粪桶，臭气掀天。
四天后，果然来了—位身着便装的中年人，问了我的姓名后，只说看看你爱人吧！我将他让到房里。房门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捂着鼻子走近床边，摸了摸莲莲的手，饿了四天，莲莲当然手脚冰凉，莲莲只睁着无神的蒙笼双眼望着来人傻笑，这位目测者一言未发，叹声气走了。
七天后，接派出所通知；市公安局已批准莲莲母子三人户口从农村转来长沙市落户。一家人欣喜欲狂。莲莲也在来人走后开始进食稀饭，调养半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为搞户口进城，我求亲告友借了上万元送礼，虽债台高筑，值得。
我回来了，经历了十七年大苦大难的我，经历了十七年泣血抗争的我，终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长沙城了。
回归了的我，已经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债台高筑。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啊。
然而，等待我的是另一种伤痛和奋争。
我回城后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上班，这是一家几千人的国营大公司。苦难的我终于端上了金边饭碗。
上班第一天，公司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刘志恒，祝贺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的一切我们都了解，你的《狱中来信》我们也看过，我们是同情你的。这次为了调你回来，公司下了大决心，党委为调你回来开过几次会。公司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调你回来，石科长三下鱼场，为调你动用两个招工指标，这都是党委决定的。公司还从没有为招一个职工费过这么大的力。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你会努力工作的。但今天不谈工作，公司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爸爸病很重，晚期肺癌开刀，癌块已无法切除，你爸爸对自己的病情还不清楚，我们都瞒了他。你的工作任务是：公司指派你到医院去专职护理你爸爸，不管时间长短，你爸爸什么时后病好了，你再来上班，这段期间，你的工资公司照发，奖金按职工平均奖发。这里先给你200元困难补助。”
从水深火热一下子感受到人间温暖，从沉沉黑夜一下子见到了云开日出，在捆打跪斗中都从不流泪的我不由得泪流满面。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才是共产党，我终于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公司党委书记又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你爸爸是个好干部。在公司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你们生活那么苦，他从不多拿多占，也很有工作能力，你要好好向你爸爸学习。”
谈话第二天，我拿一把睡椅，带上简单的衣被，在医院的父亲床边，开始了连续六个月，夜不解带的招扶陪护。
这时，我的父亲己非常衰弱，为我的冤狱泣血抗争、因贫困生活的重压、因疾病的折磨，我的父亲已如风中残烛燃尽了自己。
因为癌块连着肺动脉血菅切除不了，手术后癌细泡全身扩散，手术伤口长出菜碗大的息肉，刀绞锯裂的剧痛折磨着饱经风霜的父亲，全公司的干部和职工都多次来看过父亲，无不伤心落泪，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父亲还在忍着剧痛与同事商谈工作。
我衣不解带、食不知味、夜不安寝，望着剧痛折磨中的父亲，我心如刀绞。我心中默默祈祷：父亲啊！您才五十多岁，正是人生大有作为的年龄啊！您不能走，这个家不能没有您啊！您劳苦一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作为长子，因蒙不白之冤，不但没为您分担过—点生活重担，不但没尽一天孝心，反而连累您挨斗 、受辱 、受苦，怎能不令人肝肠寸断呢？今天在您以生命作代价的奋力拼搏下，我平反了，出狱了，回城了，为了重整受害至深的家园，正需要您的指引和帮助啊，您怎能撒手西归呢？如果伤病能够替代，我真想代您承受这您不该承受的—切。
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我父亲厌倦了这想不通的痛苦人世，以死亡求解脱，我父亲撒手西归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我父亲生于1924年，系独子，上无兄，下无弟。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帮着祖父在乡下开过饭馆、做过鞭炮蚊烟，也走村串乡贩卖过布匹百货。起早贪黑，历尽千幸万苦。
一九四四年日军侵华，我父亲在逃难途中被日军掳作挑夫，全家人差不多急疯了，三天后父亲找机会逃了回来。抗日战争中，父亲赖以生存的微薄家产被日军烧光抡光，全家老少流离失所，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全家来到了省城长沙。
一九五四年，我父亲进入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当营业员，因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后调入机关业务科工作并正式转干为业务科干部。基于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磨炼，父亲工作能力很强，在公司里业绩卓著,口碑甚好。
在那物资紧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业务科是掌管票证的部门，但父亲从不循私。有段时间肥皂牙膏紧缺，要凭票，而家里的票证有时要济助乡下亲戚，全家人用盐漱口几个月，父亲在公司掌管票证，竟—张牙膏票也不肯拿回来。
还有—次，一位厂方业务人员来看望我父亲，我父母都不在家，这位业务人员临走前放下一件短尼大衣说送给我父亲的，当年，我全家人都从未穿过尼子衣，我不懂事的弟弟穿在身上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回来后硬是从弟弟身上脱下尼大衣，当晚就送还给这位业务员了。
正是父亲的一身正气，奠定了我今后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生宗旨。我在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任职二十年，天天和钱打交道，宁可清贫、分文不贪。我能两袖清风地退休，安享晚年天伦之乐，全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弹指一挥间，四十四年风风雨雨已经过去了。今日，老妻贤、儿孙孝，虽粗茶淡饭，但衣食无忧，再无捆斗和冤狱了。我还玩上了电脑，在博客中吐真情、抒胸臆。我知足了。
但每年的十月七日，我不能不想到我埋葬在苦海里的青春岁月。从十九岁到三十六岁，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代啊！人生有几个十七年，青春不再，血泪深深、苦难难忘。我能不悲歌一祭吗？
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文中人名、地名、单位名均为真名，长沙工业品供应公司即今日晓园百货大楼之前身。）
又：我之一生，颇多传奇经历，此之所述，十不足一。我想以我之经历，写成小说，但我只初中文化，心有余而力不足，诚邀著书不为稻梁谋的朋友合著，愿为那段历史著书立说的朋友可来邮。我邮箱是：asd99999@hotmail.com
恒（抱朴子）
真名：刘志恒
二OO七年十月七日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