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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君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的入团介绍人之一。在那个年代所谓表现好的人一般调子都比较高，可是杨力君不这样，个子矮矮胖胖的她，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上有大而亮眼睛，总是笑着，对同学真诚热情，同大多数在文革中混着长大的人比起来，杨力君浑身透着成熟与干练。我们班在团支部的领导下，学习好，活动多，在学校很有名气。
1973年5月，我们高中毕业后一起参加了枝柳铁路建设，并在各自的知青连队担任学生干部。在怀化竹田时，我所在的连队离扬力君所在的连队驻地不远，工余时间，我们常常相聚。
1974年夏天，怀化的路基快要完工了，工地突然乱了套，许多连队同学相互打群架，拦汽车、爬火车回长沙或到附近的县城游荡，有的则在驻地偷鸡摸狗、打架骂人作恶多端。当地农民又气又恨，称修铁路的知青是长沙土匪，整个工地乱作一团 ，接二连三出了许多事故，莫明的亢奋使人觉得每天都会出大事。
一天，从杨力君的连队传来噩耗，一个同学爬汽车摔死了，紧接着第二天，在为摔死的同学送行的路上，因送葬队伍路过农民家门口时，与农民发生矛盾，一个同学惨死在农民屠刀下。连着两个同学死于非命，连队群情激奋，不知谁的主意，全连同学一呼百应，要集体返回长沙向市革委会请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为死去的同学讨个说法。长沙铁建指挥部的领导和带队干部纷纷到杨力君的连队反复劝说，耐心地做同学的工作，可是血气方刚的同学们认准了一个理，就是要回长沙去，干部们的工作徒劳一场，全连集体返回了长沙，只有杨力君不为所动，独自一人留在了连队。可以容纳160多人的工棚里安安静静地留着杨力君，19岁的她独树一帜，从容而镇定，在动荡和艰难中坚守着连队，坚守着自已，有如临危不乱地大将守在阵前，她的举动为全连同学所不理解。当年颇有些激进和任性的我也曾在心中暗暗佩服着杨力君，还试想过如果是我，能留下来吗?回答是:可能很难。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和杨力君交流起当年的情景和感受，她对我说，一年多的劳动和生活很艰苦很单调，每个同学都很想家。，她认为回长沙后，大多数同学们都会各自回家去，很难再聚集，再说在当地发生的问题只能在当地解决。正如杨力君所料，在长沙折腾了一番后，同学陆续返回了怀化工地，与死人事件相关的人该判刑的判刑，该处理的处理，连队的正常秩序在同学们的努力下重新建立，路基在同学们的脚下一点一点地延伸。然而杨力君与同学们的关糸有了不可言传的变化，她默默的承受着，用真诚和笑睑对待连队每一个同学。
现在的杨力君，还是我们班同学聚会的召集人，五十多岁的人了，那张圆睑上的眼睛依然明亮，总挂在脸上的笑容还是经常感染着我，和我们一群成熟的不再成熟，老炼的不再老炼的同学相比，杨力君曾经成熟干练的笑脸变得像孩子一样可亲可爱，她总是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同学，安排着我们在一起轻松愉快的时光。在她的笑脸中你绝对看不出她的生活有些不如意，爱人身体很差，很早就下岗了，她独实撑着家，她的笑睑给也有些许不如意的同学以安慰和温暖。她在一所大学当老师，她对我说，她的学生对她很好。能不好吗?我想，在学生面前她的笑脸一定闪烁着母亲的光辉，这个母亲对孩子亲切慈祥而又有原则，当她的学生是幸运的。
每次见到杨力君，我就想起那个夏天坚守在怀化竹田工棚里的她，她是我的同学，她是我的战友，她是我永远的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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