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第二封信: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第三封信: 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第一封信: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录入者附注:毛泽东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人物解读李庆霖】
李庆霖先生去世了,让人们不禁回想起往事,无限感慨。刚才看到一个帖子,把李庆霖尊为“知青之神”,俺觉得太过夸张了。跟帖中也有许多奇谈怪论,还在不失时机地神化毛,真让人哭笑不得。李庆霖先生对于知青,客观上是个有功之人,理当为此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有必要对他进行一番客观的认真的解读,粉碎那些想乘机为文革、为毛、为知青下乡运动涂脂抹粉的企图。
一、李庆霖的信,证明了文革的彻底失败。
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是要“砸碎旧的官僚体制”吗?看看李庆霖的信吧,尽管人民政府被夺了权,改名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新生的官员们,同样是鱼肉百姓,欺上瞒下,官僚体制本身没有受到半分触动,只不过是打倒了一批被叫做“走资派”的人而已。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如何如何大民主吗?李庆霖没写大字报,他也不敢写,如果他写了,他一定会被套上“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李庆霖这封信,撕去了罩在文革头上的所有美丽的面纱,将其丑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李庆霖的信,揭露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来面目。
这一点不用多说,多看看那封信就可以了。后面还要讲到另一个人对上山下乡的评论。
三、不要神化李庆霖。
有人说李庆霖写这封信是“为民请命”,俺认为不是。李庆霖的信,充其量也就是一封“上访”信,是为自己的儿女请命。当然,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知青命运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当年李庆霖写的这封信,也并不是通过正规的信访渠道递上去的,也走了“后门”,否则根本不可能上达天听。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了。李先生信中所写,句句真实,不敢有半点夸张,也不敢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半点不满,只是诉说自己的孩子在农村的遭遇。当时为自己儿女申诉写信的大有人在,但根本就递不上去,走不到省级知青办就被打回当地了。只有这一封走了“后门”的信递上去了。
俺还要说说毛公的眼泪。有篇文章讲到毛公在游泳池听着李庆霖的信,流下了眼泪,人们不禁感慨道: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哪!俺要说,你先慢点感动!这眼泪流没流,俺是不知道,但俺知道,他老人家早就知道知青在农村的日子不好过,并不是从这封信的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现在人们喜欢用“作秀”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俺是不想用这个词的,但还是忍不住想起了这个词,真是罪过。
还是再说李庆霖吧。李庆霖得到了三百元,从此大红大紫。过了两年,在批邓的时候,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反潮流要出以公心》,文中明确表示他写那封信就是出以公心的反潮流之举。当时俺们在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在一起议论:这人怎么吹牛都不觉得脸红啊?俺们从那封信里,怎么都读不出个“公心”来。当然,这个时候的李庆霖,早已身不由己,成了一根政治棍子了,对此不必责备李庆霖先生,当时的政治环境确实毁了一大批杰出人士,包括演样板戏的浩亮、刘庆棠,打乒乓球的庄则栋等等,这对于他们个人是悲剧,对于中华民族也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