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河轶事
湘北洞庭湖区每年冬修水利主要是挑堤,逐年加高加固。农谚有云:“长工难过三月三,堤身难上粪难担。”在自家生产队或大队挑堤修小水坝,堤身不高活不太累,且可早出晚归,还有点田园滋味,但那一年,大概是1971年年末吧,我们下放的岳阳县黄沙街区搞“兵团战役”,集中几个公社上万的劳力,到京广线西边的费加河进行冬修大会战,且一律自带钱粮,由生产队记工分。通知一下达,我们知青自然躲不过,被盖一捆,跟着出发。
挑堤民工分片住在几个生产队,自搭工棚,稻草铺地作床,一间工棚一溜过去睡十几、几十人。天未明就掌灯吃早饭,开赴河堤,一路雾气沉沉,一趟过去走到堤上都要七八里路,每晚收工回来已经要提着马灯找自己的窝了,因而在那个生产队住了近两个月,竟不知那队上有几间土砖屋几口水塘。晚间唯一的消遣,是洗过脚钻进被窝后,听地保讲书。地保是我们高中同班同学中公认的满腹经论的史学家 ,巧舌如簧,讲《薛刚反唐》、《万花楼》,滴水不漏。但他有一个不良习惯,每当讲到紧要处就打住,翻出自己的棉袄口袋装着寻什么。等不及想听下文又灵泛懂味的社员马上就递过数根“大红花”或“红橘”,八分钱一包的白壳子经济烟地保是不接的。为此我们才喊他地保,意为搜刮民脂民膏。
听书毕竟是晚间的消遣,白天挑堤,讲不得书,又累又枯燥。一担担湖泥沉甸甸,堤身又陡又滑,如此周而复始,身心不免疲乏,加之那广播里无休止的样板戏和语录歌,听得人头晕,于是就想寻点什么刺激,好捱时光。
要说寻点刺激,对我们这班角色来说,还真算不得什么难事。眼尖的地保不知是早有发现还是心血来潮,开始悄悄告诉大家,距我们不远的邻社的堤段上,有一位“上海女知青”,因为那水色子看起来不像是乡里妹子,要紧的是,她挑堤挑热了,脱去短袄毛衣,贴身穿的竟是的确良衬衣,而且那扣子是有机玻璃的!天知道这该杀的地保是怎么发现的,说不定专门借故到邻社的堤上走了一遭,就近细细察看过。
他这一发现,让大家顿时兴奋起来并睁大了眼睛:果然是有那么一个妹子,确实与众不同,身材丰腴健硕,乳房鼓鼓的,腰肢也纤细,挑得出汗了,脸色红扑扑的,想那汗也是香的,要挨近去跟她走一趟,多挑十担土都要得。
有人鼓动起来:要去问一下,只怕真是上海知青。上海虽隔得远,但说不定是投亲靠友。有位上海女知青在这堤上,以后的日子不是轻松多了吗?但谁去呢?素不相识,又没个缘由。向来搞恶作剧的雷*发言了。每到这种时候,办法总由他出。比如大家肚子里没有油水了,看到社员家的鸡婆在禾场上啄食,就馋,雷*就抓一把谷,拌上他不知从哪里搞来的谷酒让鸡婆吃,鸡婆吃了,在禾场上就两脚站不稳,就撒开翅膀打转转。雷*这时就会神色严峻地告诉社员,鸡婆发瘟了,留不得!社员当然害怕,赶快将鸡拎起,扔得远远的,雷*便尾随而去,将鸡捡回,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架两口土砖,将鸡烧了,和大家美美吃上一顿。行为当然极端恶劣,但肚子和精神文明发生严重冲突时,只能顾要紧的那一头。这回他提议,让小立妹子去!小立妹子当然是男的,生得威猛,骁勇过人,武斗时三四个角色拢不得边,不知为何叫他妹子。大家一致同意,小立也不推辞。他性格爽快,明知是恶作剧,雷*没安好心,为了大家看热闹,甘当一回牺牲品。
小立在学校就谈过爱,因为篮球打得好,一些女同学都明里暗里喜欢他,因而他于情场也颇有心计。他挑一担过去,就跟在那边社员的队伍后,第一趟并没有碰上那位女知青,于是他倒完土下堤时,装着鞋里进了泥,就在那堤边坐下脱鞋,不紧不忙,等到“上海知青”终于也倒完土下堤,才赶忙穿上鞋,挑着空担,大模大样地跟在她身后,到她那边上土去了,而且第二趟、第三趟都紧跟在她身后,而且看得出,他们聊上了,看上去,“上海知青”有些兴奋,也有些羞涩,小立倒是沉着冷静,瞅空还对这边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接上头了!一下子,这边知青快活起来,有人甚至生出些妒意,恨自己少了些胆量。
直到中午收工吃饭时,小立才过来。这家伙,硬是帮别人挑了十几担土。也不知那姑娘为什么没多长个心眼,提防一点这个“色狼”。小立说,那姑娘根本不是什么上海知青,就是邻社的回乡知情,区高中毕业,父亲是区里的干部,因而能穿的确良衬衣,扣子还是有机玻璃的。她来这堤上,也不是来当劳力,在家里闲着,便来堤上打打杂,放放广播,帮帮厨,偶尔也挑几担土。今天不知为什么,她挑得冇歇气。
恶作剧不可能总是热闹,既是回乡知情,那热闹也就多少打了些折扣。很快,大家便失去了兴趣。虽然小立仍不时往那边跑,甚至歇气时两人还单独坐到远远的堤下扯谈,大家也都不再在意,只认为小立这家伙老毛病又犯了,不过也没有什么,生活单调,寻点开心罢了。这样的好戏不会有后半场。那时的知青们想的一是填饱肚子,二是等待招工,讨老婆的事做梦都没有想过。
但小立妹子是永无招工机会的。在“杀关管逃”中,他老子属第一类,据说是随部队起义后又害怕,偷偷潜回老家,藏了几月被发现,就地被镇压了,那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我们以为,小立妹子和“上海知青”本不会再有什么故事,直到各自病退、顶职回城多年后在长沙街头又遇到小立妹子,我们找到家小酒馆坐下,他才娓娓向我道来,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有下文。
在费加河工地,因为大家渐渐没有在意,他们的关系竟急剧发展起来。“上海知青”姓黄,这里恕不提及她的名字。在工地挑堤近两个月,他们几乎天天接触,彼此竟有了真意思,或者说,临到挑堤快完工,要离开费加河时,两人都有点依依不舍。临别时,黄姑娘给了小立她家的地址,并邀小立到她家去做客。她父亲在区上当干部,常年不在家,因为是干部家庭,她家里的其他人也都很开通。我们回到队上后不久,小立就独自一人去了邻社她的家中。她父母兄嫂待小立如上宾,杀鸡打酒,盛情款待。就是这一次,黄姑娘把小立带到她家后山上僻静处,趁四下无人,居然野合。既有了第一次,两人就愈发大胆。十数天后,黄姑娘竟偷偷开出介绍信,带了钱粮,约小立到岳阳县城,找一家便宜旅社开了间房。那几天里,两人颠鸾倒凤,如胶似漆。至于将来怎么办,他们没有去想,也不敢去想。在那以后的近一年内,他们又数次凑齐钱粮,到岳阳,到荣家湾去偷偷幽会。但幽会不是婚姻。小立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养活她,如果这种私情败露,他这个黑七类子弟还将面临灭顶之灾。小立想到自己渺茫的身世,想到可怕的前途,只能狠心斩断这个情缘,劝她嫁人。商谈数次,哭了多少回,姑娘只有同意。临分手前,小立带她回了一次长沙的家,就在南元宫一处破旧的贫民窟中,她还带去了岳阳农村的糍粑、大布,对小立的母亲也恭敬有加。那次她哭得很伤心。回去不久,她就嫁人了。从此两人再无联系。
小立于1975年顶他母亲的职回到长沙,在伍家岭一家区办小厂当了一名普工,时年27岁。在他回城的前两年里,他再无心务农,一人流浪到云南、四川一带,去打人生米,给人修千斤顶。回城后某年的一日,黄姑娘突然来带长沙他上班的那个厂子,传达室说有个乡里人找他,他一时还想不起会是谁,见到她时,他几乎已经认不出眼前这个面黄肌瘦的农妇了。黄姑娘向他哭诉受到丈夫的虐待,说他们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养蜂生活实在艰难,她只身一人跑到长沙来也不知是为什么,大概也就是想见见他。他们在长沙城无目的地游荡,最后,他把她带到荣湾镇他一个朋友家,让她在那里住一晚。暮色中分手时,他把身上全部的钱粮都给了她,嘱咐她第二天一早一定回去,除此之外,他再帮不上什么忙……此后他一直心存愧疚,亦放心不下,数月后他专程到荣家湾去打听过她的下落,知道她已随她的丈夫定居在贵州某县城,在一家酱厂当了女工。他给她去了一封信,但不久原信退回,说是查无此人。在这以后他找了同厂一个女工结了婚。知青们回城后也都陆续成了家,地保还照样喷他的泡子,辵别个的烟抽,雷*还照样搞他的恶作剧。同学们直到今天还经常聚一聚,对地保和雷*进行揭发。偶尔提到费加河,大家便沉默了。小立也已经老了,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沉默中,他那浑浊的目光仿佛凝固了,又仿佛在凝视一个深邃的远方,恍然若失。他是在沉湎往事,还是在自责,我们都无从猜测。
(斗哥催稿,只好翻出多年前一篇旧东西拿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小芳的故事,并无虚构。小立始乱终弃,至今受到我们谴责。但如果他不下放,不是黑七类,应该就没有这个故事。当然,即使下放,也不应该一定就有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