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老妻是湖南省望城县之农村人氏一，与共和国同龄。

一九六五年文革中，我在下放地某鱼场被打成“小邓拓”监督劳动，单位上派我在湘江边上埔捞江河鱼苗，而我之老妻当年只十七岁，就住在湘江边上，其貌甚美，至今我还时时记得她穿件鲜艳的红衣拿根竹杆在稻田里赶麻崔的清纯倩影，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尽菅天天挨斗，处境艰危，但年轻人的青春燥动仍让我深深地暗恋上了她。当然仅仅暗恋而已，挨斗的“小邓拓”是没有爱的权利的。

捞苗工作非常辛苦，天不亮就要到江中去洗捞子，深更半夜也要架船到江中洗捞子，有时江中飘来的死尸也会冲到捞子里。

一天天没亮我一个人到江中洗捞子，上岸时不小心踩翻一块江堤上挡浪的大麻石，当时只觉得右脚巨痛，勉强跛上堤借灯光一照，只见右脚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血流如注并可见森森白骨，当地的村民见状，当即请来一位附近的老人，这位老人用草药给我止了血.敷药包扎了，并交代我要禁口（如不能吃鱼和南瓜等）。其后这位老者每天都带着孙女来给我换药送菜。纯朴的村民根本不菅我是不是“小邓拓”“现行反革命”。这位慈善的老者是一位自学的从不收费只助人医伤治病的老中医，我伤后从未进过医院，在这位老者精心的草药冶疗下，我的伤慢慢好了。而且以伤为媒，他的孙女后来冲破重重阻力成了我饱经风雨历尽艰辛患难与共的妻子。

一九七O年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而在万人大会上作为阶级斗争的耙子被正式逮扑并投入洙江茶场劳改。

我入冤狱之后，我岳父和叔岳父家都被挖地三尺寻找我的“反革命罪证”（当然一无所获），更可耻的是当地将我的“材料”寄到我妻兄所在部队，我妻兄在部队已入了党正准备提干时因我的连累而被提前复员，我妻兄的美好前程就无辜地被断送了。（至今在家务农）。

我入冤狱后，我妻子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敉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送来一千斤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我妻子钱粮—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可鄙的是：当地—个年轻得势的当权者，刚刚退役末婚，见我妻年轻貌美，自视是权势又是帅哥的他对我妻子百般诱逼，甚至捏造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加刑十年的谎言劝我妻子离婚改嫁于他，我妻坚贞不屈地说：“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他就是加刑—百年，我也终身等他，我相信他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浩劫中,我妻子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埽干净带着两个孩搬了进去，为了谋生，她从卫生院和医院揽来劈药棉千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手，起早摸黑，强迫自已每天劈一万根竹棉签以供养孩子，农村旧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那有今天的空调电扇，我妻每天劳作至深更半夜，为自谋衣食从无休憩，尤其是夏天，旧猪舍蚊蝇成群，—抓一大把，我妻在身边点五六根蚊烟都无济于事，只好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这又凉快蚊子又咬不到，这也算是她无奈中的—大发明吧。

我有五兄弟姊妹，因我之连累，父亲被关进“学习班”达一年之久，弟弟分别被下放到萍圹九江公社和彬洲、妹妹被下放到南县，一家七口人仅靠我母亲三十余元工资度日，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尢其是我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祖父，为省口饭给儿孙们吃常常背着父母到左邻右舍家中乞讨，好在邻居都同情我家，常给他老人家一个馒头一碗饭，家里很少吃油，更敉月不见猪肉，一次南县我妹妹下乡所在地的干部来我家，我父母为妹妹少受苦而买了点肉招待南县干部，我祖父碌碌饥肠突遇上肥肉，竟大泻一病不起，不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死时睁眼大呼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啊。直至我平反回家才知道再也见不到我最敬爱的劳苦一生的祖父了。未能给老人家尽孝送终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我妻子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我是以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的，我和我的亲友从未仃止上诉，坐了四年冤枉牢后，公安部门才根据我提供的详尽材料找到我不是丑化毛主席的证据（见到我同学下颌的确长有—颗肉痣并供认与我好玩互相画过漫画）才极不情愿并留有尾巴给我平反了。

我终于出狱了，但我下放地所在单位望城县XX鱼场却不肯接讷我，鱼场那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用知青血泪染红顶戴的谭书记拒不安排我的工作，更不补发我坐冤枉牢的工资，说什么“当年抓你有理，是大好形势的需要，今天放你也有理，也是大好形势的需要，你要感谢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至于要工作要工资你找县里，谁放的你你找谁。”我找到县里，县里菅抓菅放但不菅工作和工资，无奈之下我单身返城了，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回到长沙却成了吃黑市粮的黑人黑户。

为了谋生，也为了感念妻儿的劳苦，我没日没夜的做苦工，挑土、拖板车、搞冷作、烧电焊、做水工，我不辞辛劳什么苦都吃过，因家中亦十分穷苦，我作为长子已深深连累和愧对家人，我在城郊一菜农户租了一小房，架块竹板作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因为长年批斗和四年狱中折磨摧残了我的身体，因为天天烂菜叶没什么营养，在超强体力的劳作中我终于病到了，不得不进了医院，一检查：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900多，医生只喊我别动赶快住院，我有什么条件住院啊？我拖着疲软的双腿慢慢地走回了蜗居的郊外小屋，我父母也只能望儿悲叹并买来半斤墨鱼给我营养。

为了怕妻子着急，也为了怕传染给妻儿，我没告诉妻子我病了，但不知怎么我妻子还是听说我得了肝炎，没几天我妻子竟带着孩子到长沙来了，她请村上人搞了条小木船，连家中简陋的几件家俱都搬来了，我埋怨她不该来，因为肝炎是会传染的。妻子说：“怕什么，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

妻儿来了，我之蜗居才有了生气。我病了无法出门打工，妻子更累了，没日没夜地劈竹棉签，我没条件住院，妻子到处寻医问药，终于从—位老中医打听到一种用田基方、夏枯草、茵陈三味草药组成的三草汤治肝炎好，又便宜，只几分钱一付，妻子天天熬三草汤给我当茶喝，在妻子一年多精心护理下，我再未进过医院，我几近病危的乙型肝炎竟神奇地痊愈了。至今近三十年从未复发过。

—九七九年，我父亲因肺癌病故，我父亲单位同意我顶职，但我下放地XX鱼场的谭书记却卡着我户口不放，最终我父亲单位的劳资课长只好从劳动局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给谭书记，就是说我招工回城用了两个招工指标，另一个给谭书记招工自已的亲戚了。谭书记才放我一条生路，下乡十七年，我的户口终于回到生我的长沙城了。

我回来了，但妻儿仍是农村户口，仍是没口粮没一切配购物资的黑人黑户，而且孩子一天天大了，没户口根本无法入学，当务之急除了谋生外就是想方设法搞她母子三人的户口进城，我到处打听、多方奔走，四处碰壁。曾记得有位派出所所长，我借钱送去上千元礼物，礼物他全收了，讲的话却是“难啊难，我尽力吧。”第二天他却音讯全无地调走了。

终于有位好心人指我—条捷径，叫我老婆装病，装癔病，只有癔病是无法查证的。我经半年多的准备：到三四家市级大医院找熟人（买）伪造癔病病历，找公安部门的人送礼拉关系，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层层级级写报告申请解决妻儿户口农转非，终于市公安局一位友人（这位友人出于同情拒不收礼，我曾送去500多元烟酒，第二天他给我汇来6OO元，世上还是好人多）通知我：“四天后市公安局将来人到你家目测你老婆病状，来人着便装，什么也不会说，你也什么也不要问。”

得此大有希望的喜讯，我们也忙开了，为了装得像疯言疯语神智不清的癔病患者，我妻子闻讯后四天没有吃饭，披头散发，饿得面黄肌瘦，房里摆上粪桶，臭气掀天。

四天后果然来了—位着便装的中年人，问了我的姓名后，只说看看你爱人吧！我将他让到房里，房门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捂着鼻子走近床边摸了摸我爱人的手，饿了四天当然手脚冰凉，我爱人只睁着无神的蒙笼双眼望着来人呆笑，这位目测者一言未发地叹声气走了。

七天后接派出所通知市公安局已批准我妻儿三人户口从农村转来长沙落户。我爱人也在来人走后开始进食稀饭，调养半月才恢复过来。为搞户口我求亲告友借了上万元送礼，虽债台高筑，值得。从此我和我的一家才逐步走上正常人的生活，小孩也终于可以在长沙入学了。迎来了新生活曙光，我们更加勤奋，也更加恩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