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近世100多年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儒学、儒家，乃至儒士都被激进的批判者斥作守旧、陈腐的代名词，而随着新思维逻辑的普及，“肉食者鄙”的观念被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士大夫自身的优点和价值也被贬损殆尽。

   而曾国藩恰恰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先是光环黯淡，进而声名狼藉，最终已是本色丧失。但当我们拂去意识形态的遮蔽，又享受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便越发感到当今社会缺少的，恰恰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精英阶层。

   在这样的时刻，还原曾国藩的真实，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更是还原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

   核心提示  不同于数十年后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的民族之战，19世纪50年代的中华大地上，国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这场战争的主角，一方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团练，另一方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天国“天兵”，这两方之间有着众多的相同点，比如民族、文字，甚至狂热，只不过这狂热的方向却是如此的南辕北辙。

   歌德说，他是时代的产儿，如果早生20年或晚生20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20年或者晚生20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团练虽然早就有，只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才真正走上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传统的团练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天朝将士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两肋插上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干王洪仁?、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同商定破敌之策。会后，李秀成依据干王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使这把插在天京近边的利剑灰飞烟灭。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前述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于与太平天国的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①的确，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它本身的失策、失和、失误、失政而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发展、喘息、调整、进攻的绝好时机。这种失误既有军事上的，又有政治上的，既有战术上的，又有战略上的，既有前线的，又有朝中的。

   1855年初，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遇到了麻烦，石达开主持的太平军西征与曾国藩主持的湘军东征，在九江、湖口一带针尖对麦芒般遭遇了。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局促的战场上，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同时派军乘虚西进，第三次占领武昌，使湘军第一次东征的成果完全丧失。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先是大将塔齐布病亡，再是罗泽南战死于武昌城下，马继美死于南昌，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湘军水师驻守南昌、临江，也是师久无功勉强盘踞而已。太平军中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一位封建文人也忧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个州县，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难以打开局面，湘军的使命似乎要宣告终结了。

   就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天京变乱。自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而想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做真正的天朝领袖。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洪秀全自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杨秀清在主政的三年间充分展现出了天才的军事、政治才干，天国的建设还算井井有条，特别是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天王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大都是为天国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后来韦昌辉滥杀过多，为洪秀全所杀，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大局。但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异姓兄弟，石达开忠而见疑，负气出走，先是到安庆，最后于1857年10月率10余万太平军远征，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