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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后的业余生活极端匮乏，除了发上一些政治宣传资料外，只能从广播里听听“八大样板戏”。我带的几本小说，翻来倒去的看了好几遍，一到晚上，就只是打打扑克吹吹牛。前一阵，实在是无聊，玩起了小孩的把戏——吹银壳子。每人每次出二分钱，国徽朝上排成一溜，轮到谁吹得只剩下一枚国徽就赢了。
别人都有输有赢，唯有张宏吹技超群，十几枚钢镚，他头轻轻一摆，一口气全能吹翻。输得最多的是林东亮和杨建成，这一阵子他俩好几块钱已经到了张宏的口袋里。
“哈哈！我又赢了！”张宏喜滋滋地把桌上的钢镚扫到了手里。今晚他又赢好几毛了。
“不玩啦！”陈铁军拍拍手站了起来。其他伙伴也陆续离开了桌子。
张宏意犹未尽：“再玩一会儿吧！”
“不玩了不玩了！”彭新民道：“还是来一段《沙家浜》吧！”
这些年中，“八大样板戏”人们都耳熟能详，上至八十岁老人，下到几岁小孩，谁都能哼上两句，何况我们下了工就无事所所，平时没事就来上一段。
彭新民演胡传奎，张宏尖着嗓子唱阿庆嫂，我当仁不让是刁德一，来了一段《沙家浜》第四场“智斗”。
正唱得兴致高涨，门口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知青模样的人。
“好热闹啊！”他站在门口说 。
“你是…”孙海潮迟疑道。
“我是对面大同公社的，听说农场来了不少长沙知青，今晚没事过来看看。”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我热情地招呼道。
“你们队里有多少知青？” 坐定后他问。
我递给他一支烟：“新的老的加起来有十四个。你们公社呢？”
“我们七0年下到沅江的有好几百人，分到生产队就只有一两个了。”
“那你们有食堂吗？”赵玉萍问。
“哪有！都是自己开伙。”
“粮食够不够吃？”
“哎！别提了，下乡时还有点补助，后来就与农民同工同酬了，十分工才一、两毛钱，一天吃一顿饭是经常的事。不光这些，甚至有女知青还遭到一些当地干部的凌辱。”他略带伤感地说，顿了顿又道：“也不是说农民全对知青不好，但知青受欺负绝不是个别现象。”
一席话，听得伙伴们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现在是由国家每月补助十八块钱，三十斤粮食。至于以后会是个什么情况，谁心里也没数，想想还不会到他说的那种地步吧。
他口才非常好，聊着聊着开始讲起了故事，讲完《秋山一阵红》，
又来了个《第二次握手》，伙伴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也乐此不疲，到后半夜，鬼故事又上场了。这下可好，他坐在窗户边，窗帘随着微风在他脸上“呼哧呼啦”，煤油灯光忽明忽暗，他的脸也突隐突现，加上他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讲述，听着听着，本来四散坐着的伙伴们开始互相靠拢，女生们更是都挤在了一个床角落里。听到恐怖之处，全都瞪大了眼珠子，凝神屏气，连大气也不敢出。
到凌晨，故事会才结束。
后来他又来过几次，每次讲鬼故事是必然的节目，而我们每次都吓出一身冷汗，好长时间夜里都不敢一个人出门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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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男知青别往这边看啊！”钱大婶冲我们喊道：“我要方便方便。”
跟妇女们在一起摘棉花，本来她们开着一些粗俗的玩笑，弄得我们就很不自在，钱大婶又来了这么一出，更是一脸的尴尬。连平时什么都不在乎的彭新民，也晃晃脑袋，伸伸舌头做了付鬼脸。
“钱美华！你别胡搞行不行？他们都还是一些小年轻你不知道啊？”潘大姐生气的说。
“我不就是逗逗他们嘛！还说得这么认真。”她讪讪地说。
“你们别理他。”潘大姐转头对我们说。
摘棉花算是比较轻松的活，但有一样恼人，棉朵里长着一些一寸来长、胖嘟嘟的棉花虫，收工回家，衣服里还不时爬出个几条来。
黄昏时分，抬着棉花袋回家。远远望去，家家茅屋顶上炊烟袅袅，收工的人们，从田间各处悠然地往家走着，一派恬淡怡静的景象，与城市间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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