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是人生的黄金季节。
十八岁时我正汗爬水流在一家工厂的基建工地上挑泥巴。那一年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已下 乡两年多的我经不住城市生活的诱惑，偷偷跑了回来，经一位亲戚介绍，混进了一家土方队挑泥巴。我也和城里人一样，每日里早出晚归，走十多里路到南郊一家工厂去“上班”。我们这个土方队共有二十多人，上工时谁也不说多话，挖的挥汗如雨，挑的打飞脚起小跑，也没工夫说话。只有中午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吃钵子饭，才偷空说几句话。渐渐地我了解到我们这个队除了三、四个职业土夫子外，其他的都如我一般是没有户口的“黑脑壳”，有江永的、沅江的，还有靖县、怀化的，大家都是倒流回城的知青，因而显得亲热很多，说话也随便。有一天早上，我有点不舒服，免强吃了几根油条就往工地跑。由于“底子”垫薄了。快到中午时，肚里空了，肩上的担子似乎越来越沉。实在撑不下了，我只好向正在挖土的副队长请假。副队长瘦瘦精精 ，戴副眼镜，一点也不像苦力码子，倒有点像教书先生。他顺手抓起颈上的帕子揩了把汗，回头望望我，有些惋惜地说；“这时候回去就只能打七五工了，你忍一下，看能不能坚持到下工？我平日在乡下挑担子并不怯火，可此时此刻望见那根三尺长的扁担心里就发怵，无奈，只得谢绝了队长的好意。于是，这一天我就只记了个七五工，这七五工就是一天工分的七五折，倘不是饿得受不住，我是不愿吃这个亏的。
一天下午，有人忙里偷闲说了几句话，忽然一个眼尖的后生喊声：“王队长来了。挑起箢箕就起跑。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头发梳得油抹水光、戴金壳子手表的汉子正在厉声呵斥两个站在茶桶边喝茶的人。这不是南门口王秉老倌的满伢子王一泡吗？这小子从来读书不长进，偷鸡摸狗倒蛮利索，街道上动员上山下乡时，他本是下放对象，可他硬是顶着不走，办事处不安排工作，他就在南门口一带卖剁鱼、收荒货，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两年不见，他倒混得人模狗样了。我那天头上戴顶破草帽，脸也被太阳烤成炭团一般，王一泡一时没认出来，只见他板着脸颐指气使地在工地走了一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贼亮的三接头皮鞋在松软的泥地上压下一道道U形辙印。
下午歇憩时，我故意问旁边一个老土方：“王队长每天穿得相公一样，在哪里办公呀？”“他么，办公室就设在茶楼酒舘里。”他告诉我，土方队的业务，大都是王队长从茶馆里“侃”来的，尽管他从冒摸过扁担，却是队里工分最高的，每天还得拿津贴，工地上的事，都由副队长管。王队长只在收方时，才亲自出面和甲方结账。这位肩胛骨晒得油亮的汉子接过我递上的一支“岳麓山”后，左右顾盼一下，忽然压低声音说：“你莫淡看了这量土方，名堂多着呢，只要手脚溜撒，在皮尺上玩点花样，我们的工价就要高出很多，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所以大家都得供着他。”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干才能勉强糊住嘴巴，而王一泡四手不伸却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还没等收方结账，我就离开了这个土方队，一来因为街道上对“倒流”回城的知青抓得很紧，再则，我也没那么多粮票了，因为当土夫子的，都有一副好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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