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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双抢”正式开始了。老职工们早就习以为常，只有我们，像是临上战场的战士，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在仓库，领了一担新箩筐，一把磨得锋利的镰刀，走向金黄一片的稻田。田埂上，周队长给我们讲解了割稻子的要领，随后，男女老少一字排开，我也弯下腰割倒了第一把稻谷。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干了半上午，已是浑身湿透，戴着斗笠的头上，头发也湿漉漉的。腰又痛又麻，手上让稻叶划出了一道道的小口子。站起身来伸了伸腰，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汗。
刚才还连成一片的稻田里，已露出片片泥土，到处都传来脱粒机的“隆隆”声。田埂上，男劳力们往来穿梭，担着装得满满的谷子往仓库送，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开饭了！”正午时分，周队长一声吆喝。
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围在了脱粒机旁，个个都已是饥肠辘辘。送饭的聂爹在一碗一碗地舀着红烧肉，看得我直淌口水。
半斤肉，三大碗米饭，来不及细嚼就进了肚，又喝了一碗萝卜汤，抹抹嘴斜倚在田埂边小憩。
“来！抽壶烟。”旁边的张建军递过手中的旱烟袋。
我摆摆手：“这烟太呛，抽不了，还是抽我的吧！”，从衣兜里掏出一盒“曙光”牌香烟，递给他一支。除了林东亮，我和伙伴们都已学会了抽烟。其实林东亮也没坚持多久，很快也加入了烟民行列。
“累坏了吧！”张建军长吸了一口烟。
“唉！那还用说吗！骨头都要散架了。”
“也太难为你们城里人了，不像我们，从小就习惯了。”
“这‘双抢’要干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怎么也得到‘八·一前后。”他说。
从妇女堆里传来了钱婶的声音：“你再说一句试试看？”钱婶是队里有名的泼辣女人，外号“钱大炮”，不少男人都惧她三分。
“我说了怎么着，你还能把我吃了？”是周队长的声音。
“姐妹们！把他的裤子扒了。”随着钱婶一声大喊，一帮妇女朝周队长扑了过去，一阵撕扯后，只见钱婶跑到一边，手里杨着周队长的衣服，其中包括短裤在内：“看你还图嘴皮子快活啵。”
看样子周队长已经让妇女们给扒光了，周围的人一个个都乐得哈哈大笑，只有女知青和队里几个姑娘羞得满脸通红。
我在人群中搜寻着潘大姐，本以为她见到此种情景会生气，哪料到她竟然也和大伙一样，笑弯了腰。看来他们对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也难怪，在这种艰苦、单调重复的劳作中，人们往往只能从这类粗俗的玩笑中找到一些乐趣。
下午又送了一次饭，这叫“打腰餐”。直到晚上八点多，天完全黑了下来才收工，男人们还得往回捎上一担谷子，曰“收工担子”。
刚才还一派繁忙的田野静了下来，只有蛙鸣声此起彼伏，前面收工的人群已不见踪影，又累又饿的我落在了最后，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走上几十步就得放下歇歇。这还是周队长照顾我，按正常的重量减轻了许多，就算这样，这会儿也感觉好像走不到尽头似的。
一路踉跄着把谷子送到仓库，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食堂。
“哎哟！看来累得够呛吧！”正在刷碗的郭妈说：“赶快吃点饭，回去好好歇着。”说着从橱柜里端出给我留的菜。
喉头一甜，我赶紧低下头吃饭。
几天后，周队长安排我上“脱粒机”打谷子。俗话说得好：“条条蛇咬人”，站在踏板上，接过妇女们递来的“禾把子”，伸到转得飞快的滚轮上两面翻打，谷芒四溅，领口和袖子里进去不少，刺痒难当。跳下踏板，将领口和袖口扎住才好点，大热天的，还得长衣长裤捂着。附近一圈“禾把子”脱完，下来拖着脱粒机走上一大截，桶里也没有多少谷子。农场人少地多，粮食产量低，夏、秋两季加起来也就七、八佰斤谷子。
一天下来，双腿酸溜溜的，还得咬着牙担着“收工担子”回家。我担的分量比谁都少，乡亲们取笑我那是“红小兵担子”（“文革”开始后，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团体，小学叫“红小兵”，中学叫“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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