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了,我们下乡有五年了。这一年有的知青招工走了,还有的投亲靠友转点到离长沙比较近的县去了。年龄较大懂事早的知青哥哥姐姐有些也结婚成立了小家庭。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也不怎么响亮了。我们不就是和普通农民一样的天天出工挣工分,年终能分到口粮以维持自己生存的基本要求吗?
新下乡的大批知青确实是响应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镀完金后再招工回城去。而我们这些老知青大部分都出身不好,尤其象我的父亲当时是被群众管制的“四类分子”,招工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是否也可以转点到离家近一点的农村去呢?
那一年,我生了一场病,康复后我天天都去寻找回长沙的便车。我的运气真好,让我真的找到一台去长沙的“湘运”公司的大货车,我当时什么行李都没带,只身上了车就离开了靖县,哪知这一走我从此就离开了和同学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五年的知青点,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靖县。
那一年,我七哥在宁乡县龙凤山公社社办工厂当业务员,他向公社负责人提出将我转点到他们公社,龙凤山公社的负责人也想长期留下七哥在他们社办工厂工作,也就帮我办理好了我的转点到宁乡的接收证。我将接收证寄给了在靖县队上的学礼同学,没几天他就去飞山公社办理好了我的户口迁移证寄给了我。
那一年,七哥他们接到了为柳州制钉厂生产一台100KVA盐溶炉变压器的业务,我也随同他们几个工人师傅一道去了柳州现场制作那台变压器,我携带了几本电工基础方面的专业书,边工作边自学电工方面的知识,偷学会了变压器的生产工艺和修理电动机的各项技能,从此开始了打“机械流”的另类生活。
几个月后,因为七哥的业务不好,不能继续满足公社社办工厂的要求,宁乡龙凤山公社就以此为理由,不同意我将户口落在他们那里,我也只好将户口放在口袋里,成了一名在长沙城内的“黑户”。这样没户口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于是我想到了在平江县工作的二哥。
我家二哥自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了湖南省森林工业局当国家干部,因家庭出身等问题,后来下放到了平江县林业局工作。县里的国家干部是要经常下到公社里去蹲点办队的。这一年他正好在平江县献冲公社新江大队办队,该队也下放了一批平江县城的知识青年。很快他将我的户口迁到了平江县献冲公社新江大队第六生产队,我随即去了队上和几个平江县城的知识青年一起共同生活。那里也属于山区和靖县差不多,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务农生活!
1971年林彪9.13事件之后,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二哥在文革中向领导写了大字报,加上家庭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因此他遭到了林业局领导的打击报复,将他“清理”出国家干部队伍,“劝退”回原籍。
我家在解放前在长沙河西岳麓山乡购置了十三亩田产,平江县的组织部派人到了岳麓山乡联系好,将我二哥全家五口人转回长沙郊区岳麓公社,我趁此机会,以随兄生活的名义,也将自己的户口从平江县献冲公社一并迁回了长沙郊区岳麓公社。
我和二哥一家人迁移到了岳麓公社后,被安置在苗圃定居。苗圃坐落在岳麓区有色工校后面的渔场边上,只有几十亩旱土,十来户农民,由公社直接管理,吃返销粮,我和二哥一家又开始了与农民一样的干起了农活,靠挣工分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