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农民的十大纠葛
奇幻、悲壮、荒诞却又合情合理，一部社会学的中国教科书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基调是改革开放，美编是655个市长，创作团体则有近6亿城里人和7亿多乡下人。他们演绎着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纠葛。
文/胡赳赳
在中国城乡的进化史上，二元对立的矛盾呈尖锐化、扩大化、剧烈化之势，但又纠结不已，混杂共生，迅猛迁变。它们包括：城市/乡村；工业/农业；水泥/耕地；进城/留守；暂住证/祖籍；回迁房/宅基地；消费主义/谋生主义；全球化/空巢化；出国大军/进城大军；市民阶层/农民工阶层；新经济/集贸市场经济；磁悬浮/村村通公路；英语/方言；第三产业/养殖大王；国企/乡镇企业；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西部、老边穷、欠发达；新新人类/三峡移民；引进外资/承包责任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低碳减排/退耕还林；勒紧裤腰带支持工业/城市反哺农村；小资/小武；章子怡/赵本山；比基尼/基尼系数；忧郁症/因病返贫；乐活族穷忙族御宅族/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富人生二胎/从超生到只生一个好；煤老板/矿工；充满新奇事物/只有新鲜空气；喜吃农家菜/想做城里人；成功人士养二奶/捏脚供弟弟读书......
身份纠葛：后现代的农民
农民是谁?务农者、进城务工人员、打工族、民工、农民工、第三产业服务者、保姆、农贸市场供应商、小商贩、劳动力市场散工、装修工、走鬼、送外卖与快递。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难以定义农民身份。户籍制度在统计学上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直接划分成两类数字，于是72750万农业人口就构成了叙事的主体：他们是农民，尽管可能生活、繁衍、奔波在城市。
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赠予城市的光荣建设者称号、造城的一份子。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将被架空，但同时又是城市人口爆炸和拥堵的填充物。
农民的身份，从来没有这样难以确认过。于是，在后现代的城市，他们变成后现代的农民，用农民的智慧存活、融入城市。他们花两块钱排队下载手机铃声、老乡是主要人脉关系、富裕者也炒股票供楼买车、穿戴过于求工、乐于交流或传授务工与致富经验、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嫉妒比自己混得好一个层次的人。农民的身份，从来就这样轻易为城市人辨识。
经典回放：孙志刚事件、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政治纠葛：乡村与公民社会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政治的着眼点与关注点。直选、海选村长的推行难度并不在于上级政府，而是在于当地利益的切割与再分配，以及村民们意识与观念的未更新。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就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学者于建嵘也提出了农村权力真空化的问题，演变为宗族管理且有黑社会化的问题存在。
教育部门鼓励大学生毕业回乡当村官。最近媒体报道，一位女大学生，在才艺表演、竞选演说和承诺发给每户村民冬季取暖费后，成功被村民们选上村长。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值得提倡的。
早在1920年代，梁漱溟就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其理念为：“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此后多少学者钟情于乡村实验，从费孝通以降，到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组织结构缓慢地发生变化，似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修复的功能，在革命、改革、运动等等时代潮流中并未饱受冲击，而是如一句偈语所言：“老牛慢吞吞地走，地球很有耐心。”
乡村治理图变，离公民社会或城市人希图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经典回放：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经济纠葛：消费新农村
从无地可种到有地不种，中国农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城务工两大历史潮流。农业税费的改制取消，行政打白条的减少，农业科技的发展一度促使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年收入的增加。
也就是说，农民开始变得有钱了。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农民工发现，回家继续务农是个不错的选择：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生态自然，种种菜、养养猪，一年的收入不比打工少。
从杭州机场通过市区的高速路沿途，一排排气派的小洋楼都是农民盖的，他们养花、养菜，是华东富裕的农民阶层。在2009年新年，某个小镇上，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在除夕夜放了半宿的烟花，还是腰包有钱。
中国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说不好，但农村正在拯救中国的城市经济。一方面，两千万失业人口可以返乡务农，形成就业的蓄水池；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农民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决策者的想法是，只要产品对路，只要他们有钱花，消费就能持续，中国经济就不会垮。
因此，电视下乡、节能电器下乡、电脑下乡、银行下乡，一时间消费新农村成为一则手机短信的续句：俺们刚刚花得起钱，你们又捂住钱包了。当然，也有外电记者报道，当洗衣机被买回去时，全村人都会来参观，把它当作富有的象征。但因为没通自来水，户主需要拎水来洗衣服。
另外，农村土地扭转正在决策层形成共识，并有推进之势，而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下一个30年的动能。
经典回放：茅于轼山西龙水头村小额信贷实验；国际小母牛组织四川支农
文化纠葛：精神的乡愁
城外的人想进城，城里的人想返乡。
每个城市人都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对于莫言，可能就是高密，对于一个要在城市驻扎下来的大学生，可能就是他出生之地。
一代或两代进城的人，并未完全丢失他们的根基。无论如何追逐时髦，但朴实、感恩、念亲怀旧总是随着年岁渐长心思益深。越是时代变迁，越是日新月异，越是不可追，越是成追忆。
当再也不回农村了，农村也都变样了，子女都不知魏晋了，这乡愁就更无可凭照，无可依托了。
所以说，这便产生了中国的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奇怪观照，先锋作家往往写乡土题材，刚往城里扎的作家则写都市人的欲望、冷漠与异化。
还有田园诗般的乡愁，将乡愁当作田园牧歌，玩高调隐居，大隐隐于城市边缘。这是城里人的精神生活。
经典回放：路遥《平凡的世界》
教育纠葛：子弟跃农门
上学贵，上学难。难倒的都是乡下人。
教育问题成为一套经典的讲述模式：全家人供一个最聪明的孩子上学，其他的兄弟姐妹养家糊口挣学费。
这造成另外一个负担，当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肩上不仅扛着自己的前途，还有对一家人付出的回报。所以，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勤奋、上进、敏感、自尊。还有一点，就是活得累，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他要为一家人而活。
子弟跃农门，唯读书一条，去城市上大学，拥有城市户口，从而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城市就是这样形成的。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一是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另一个就是大学教育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的政策，力保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却很少能得到外界的帮助，他们只有通过自我的调整来完成。调整不好，在择业、求偶、与朋友相处等事件上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做城市人，是几代人正在进行的奋斗，不仅是70后、80后，还有90后。
经典回放：择校费、歌曲《爱拼才会赢》
福利纠葛：社会主义的礼遇
南街村、大邱庄曾经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样本：按需分配了。
但这仅对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有意义，后半段，响应者无。孤立的个案和试验难以全方位推广，但福利下乡的政策，惠及农村千家万户，却是千真万确的。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有保障。10元钱办一个本，看一年病。各级医院都设有针对农民的合作医疗保障措施。
在华南地区，一位刚刚结婚的打工女子，将自己的户藉从内地城镇户口转成农业户口，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每年能分到几万块钱的补贴。
全民发红包在这两年里，已经不是什么壮举了，而是具有普遍色彩的方式。而红包又都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社会主义的福利特色体现了它的关怀性。
这导致了近两年农村的新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使得安居乐业变得可能。更多的人从农村搬进小镇，小镇也开始有自己的房地产事业了。
经典回放：南街村、东莞发红包
城市化纠葛：CBD与城中村
在广州，CBD与城中村互相咬合；在北京，CBD驱走城中村；在上海，CBD避开城中村。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经济化就是要CBD化、开发区化。
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中国的城市发展之痛、之败笔，都在于发展模式的单一。早期城市发展有工业、后来有私营经济、再后来有虚拟经济、然后就开始卖地了。中国市民的消费热潮也从家电、家居、数码产品向品牌服装、车、房转移了。
后来发现房地产是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柱，既有GDP贡献，又有税收，兼顾修马路与绿化，还有城市形象与政绩。城市化运动中，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是最常见的模式，于是就有了拆迁、回迁、就地上楼、钉子户。北京人曾笑言，本地土著都被赶到四环外了，拆迁获得一笔补偿金，又买不起附近的商品楼，只好到四环外买房子，后来四环外也买不起，就往五环外搬。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住的不是老市民，而是新城市人：新富阶层、创意阶层、白领阶层。常常叫什么魏家村、史家屯的地名，其实已是城区的一部分，城郊结合部不断外移，城市包围圈扩容，城市容纳更多的混居者。
但城中村的风景亦屹立不倒：大杂院、小弄堂、牵手楼，城中村的村民顽强地在城市里展开拉锯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史上最牛钉子户在重庆，将五星红旗插在已成孤堡的屋顶，多少显得壮烈。
租住城中村的，以外来务工人群为主，里面多有农民兄弟，在城市里讨生活，他们的很多工作，是城市运转的一部分，也使得城市变得更加舒适、方便、成本变低。
经典回放：重庆钉子户
阶层纠葛：歧视与反哺
以前崔健唱“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大家读“田园诗”。愤怒没有了，生活方式变了。但对阶级兄弟的歧视仍然存在，许多专家提出，“农民工”一词即有歧视之意，而市民对农民的那份嫌恶，可以说是骨子里的，阶层形成的威力多么之大，哪怕是亲属，也会有巨大的分野，文艺家在《中国式结婚》的电视剧中多有描述：两个大学生结婚，乡下小伙子娶了城里老婆，于是处世矛盾和人生价值观就展开了冲突。而在中国曾经掀起了讨论巨浪的“河南人惹谁了”，诸多版本的出现更是将歧视推向高潮，但随着社会观念演进，这种提法终于烟消云散。
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城市需反哺农村的思路了，大意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而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农民们自给自足、纳税、种粮、交最高的电费，享受最低的福利，支持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让祖国更美好，他们被遗忘。现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城市需要运用一切资源、资本，去开发农村、帮助农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扶持策略和优惠政策。
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直是个热烈的话题，如何将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让社会保障能满足他们的生活。美国政府羡慕中国能将医疗、教育的包袱在家庭内解决，而不成为社会性的负担，但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如何让农民脱贫的问题，一个方法是就地上楼，成为城镇居民，另一个方法是提高农民收入。30年前，中国有10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现在，中国已消化成7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5%。所以中国的治理有一句政治名言：“任何小事，乘以10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0亿，都会变成小事。”所以有两句并行不悖的口号，构成两种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经典回放：《河南人惹谁了?》
就业纠葛：农民工交响曲
1.2亿农民工是不久前的官方统计，人们这样描述，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还可以这样描述，在城里，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
农民工创造了中国城市的建设速度和发展奇迹，在区域中心城市，三个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旧城保护者宣讲无效，城市仍然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裂变。问外国小孩喜欢北京什么，答曰：一自行车多，二楼房新。
一砖一瓦，一钉一铆，都是农民工创下的奇迹。打火机、玩具、服装，这些外贸生意，也是他们一针一线，一板一眼做出来的。当然，假冒伪劣山寨版，也大多出自他们之手。食品安全尤成为城市人担心的话题，农民从来不为此发愁，但别以为因此他们的生活质量就差了，相反，他们是最懂得生活的人，城里人好蒙，生意好做。早期手机流行的段子说“钱多、人傻、速来”不正是农民投奔城市的心态写照么?
有一个故事是说，在农村吃婚宴，如果主人招待的不是土鸡土猪，而是从超市里买的话，就会被乡亲说闲话，不受待见。他们懂得贵贱好坏健康。
大凡过年，农民工返乡退潮，城市里便空空荡荡，早点没处吃了，小商品没地买了，娱乐场所只剩下KTV了，休闲也无处可去，没有人送水送煤气送外卖送快递。没有农民工，城市冷清，运营不灵，御宅族也宅不起来了。在城市循环体中，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进城、务工、得到承认、实现价值，不仅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构成。
经典回放：2600万失业大军
生活方式纠葛：风俗的蜕变
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晚睡晚起、吃快餐、缺少运动、人和人之间充满距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但另一方面又让人羡慕：旅游、逛商场、看电影、享受消费的丰盛。
那些在城里过老乡聚居生活的农民工，还是将老家的风俗移到城里来：说方言、打牌娱乐、热情款待来客、注重每一个民间节日、使用农历，婚丧嫁娶，不比城里人隆重，但绝对更热闹。
有时，城里人回老家能找到那份感觉，但又想背弃它。有学者分析，乡村的风俗需要宗族亲朋好友抱成团，以扩大生产能力、形成松散的互助团体、抵御各种风险。所以，乡里人走动频繁、交往密切、注重亲缘。而城里人什么都买保险，除了老板和客户，不用看别人脸色，自然就独门独户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干不了的活，一个电话到家政服务，修理工、搬运工就都来了。
起早贪黑闲不住，是农民的本性。勤劳是农民的本性，这一点，第一代第二代城里人是丢不掉的，这些具有农民本性的城里人，比别的城里人自然要收获得多一些。农民最鄙视的就是一个懒字，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但风俗还是在发生一些显而易见的冲击，一年一度的返乡高潮，就是一大景观。返乡这种近乎仪式般的行为依然是人们最重要的年度庆典。
中秋节、清明节成为法定节日，也是在固化中国民间的风俗。要不然，没有时间保证，这些节日也无从过起了。城里人更讲究带薪休假和黄金周。
人们发现，乡村青年比城里青年穿得更时髦，发型更讲究，而这被看作另一种土气，因为城里人早已不再标新立异了，30年来，他们获得城里人的自信与气度，更懂得让自己舒适与随意。
经典回放：春运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