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后。
“王晓明，陈铁军，有你们俩的信。”会计吴腊梅手里拿着两封信走进了食堂。
我迫不及待的接过信匆匆看了起来。父母在来信中嘱咐我，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惦记等等，字里行间，无不透着父母对我的牵挂。看着，看着，眼睛已开始湿润起来。
看完信，这才发现伙伴们都在默默地低头吃饭，气氛沉默，没有了往日的笑闹声。下乡后，这还是第一次有家信，我的来信勾起了伙伴们的思家之情。
来农场快一个月了，我们逐渐地在适应农村生活。
“春插”的第一天，我们知青分散到了各个组，每个组由男劳力、妇女和已放“农忙”假的学生搭配而成。
凌晨三点多钟，周队长的土喇叭，就把全队上工的男女老少催赶到秧田扯秧。我感觉像是刚躺下，就被硬拽了起来，迷迷糊糊，半睡半醒来到秧田。
本来气候渐渐变暖，前两天气温又骤降，我还穿着“绳子衣，绳子裤”（买不起毛线，母亲用一种类似于毛线的棉绳求人织就），脱掉鞋袜下到水田里，水冰冷冰凉。更恼火的是，穿的外裤是“港式”裤，裤口只有六寸，裤腿根本就挽不上。
拔上一小把秧苗，用一根稻草扎上，再将“秧把子”挑到大田里均匀地撒上。关键是插秧时，稻草必须轻轻一拉就掉。
“哎呀！什么东西咬我了。”刚干了一会儿，同组的郑丽云尖叫一声。
“我看看。”潘大姐走了过去，借着星光观察了一下，道：“不要紧，是蚂蝗。”说完，用手把蚂蝗拍了下来。
“妈呀，蚂…….蚂蝗！”郑丽云惊恐万状，颤声道。接着一屁股坐在了田埂上，“呜呜”哭了起来。
周队长闻声走了过来：“怎么啦？”
“她让蚂蝗叮了。”潘大姐说。
“没事，没事，这就跟蚊子咬了一口差不多。”周队长安慰郑丽云。
坏事便好事。本来觉得湿漉漉的裤子贴在腿上极不舒服，现在反倒暗自庆幸，不用担心该死的蚂蝗咬了。
平整好的水田里，用木架横竖拖成一个个方格，或四-六寸，或三-五寸。吃完早饭下田插秧，秧苗插得东倒西歪，行与行也是七扭八拐。一会儿工夫，腰也酸背也痛，手指头也不听使唤了。
“你这么插不行，等往田里一放水，你这秧苗就会随水漂走了。”同组的张建军对我说：“捏住秧苗后，三个手指头要伸直插到泥里，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行距要保持一条直线，”
张建军是郭妈的大儿子，体格健壮，孔武有力，一看就是典型的十分劳力。他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每逢有什么政治运动，他父亲就要和队里其他几个“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每人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到每个生产队游一圈。这里把这叫做“游堤”。
照他说的，慢慢掌握了要领，干出来的活也象样了。
弯腰弓背干了一天，好不容易捱到收工，腰已痛得都直不起来，只能一点、一点慢慢地伸直了身子。对“脸朝泥土背朝天”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食堂里熙熙攘攘，收工的人们都忙着领回按人头分发的红烧肉，和食堂代蒸的米饭。
来农场没几天，伙食标准就急剧下降，天天是萝卜白菜。伙伴们编了两句顺口溜：“萝卜丁子萝卜片，围着萝卜打圈圈”。油就更少得可怜，每人每月只有三两菜油。
“春插”前好几天，人们就急切地盼望着杀“农忙猪”，每到这种时候，累的同时，也能吃上几顿肉。
“我的腰都要断了。”我揉着后腰，呲牙咧嘴的说。
“这算什么啊！”张友国接口道：“到‘双抢’那才真正要命呢！两头不见亮，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连饭都是送到地头。一个‘双抢’下来，掉个十来斤肉是正常现象。”
“我的天啦！那不要把人累死呀！”
周队长听见了我们的谈话，走过来道：“张友国，你又在吓唬他们啦！”
“没有啊！我只是在给他们介绍情况。”张友国讪讪地说。
“怎么样！都还吃得消啵？”周队长望着大伙说。
大伙七嘴八舌诉起苦来。
“我这腰疼的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说。
“都有这么个过程，慢慢习惯就好了。”周队长说：“农场的活计就是这样，得赶季节，耽误不得。就说‘春插’吧，必须赶在‘五一’前插完。”
“坐下来一起吃吧！”孙海潮说。
“哈哈！我要在这吃，你们就剩不下多少啦！我还是回家吃吧！”他说完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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