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时也讲他老家的事。父亲是贵州兴义人,贵州20世纪初的历史上,有何、王、刘三大家,都是兴义人,我们刘家便是其中之一。我伯祖父当过贵州的督军兼省长,是个军阀。祖父是伯祖父派驻北京的代表,即国会议员,40多岁就死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壮举是拒绝了曹锟5000大洋的贿选。当时贵州各种势力争权夺利,不久伯祖父垮台,家道中落。父亲十岁到北京读书,很小就离开了家乡。他后来评价祖父和伯祖父,说历史地看,他们也做过两件好事,一是第一个与蔡锷一道起兵讨袁;二是在家乡办新学,并派年轻人出国留学。父亲是刘家背叛家庭出来搞革命的代表,他常常要反省封建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不好影响。但他也说家庭影响并非都是不好的,这要看你取它哪一方面。有一次,一条蛇爬进了我们家然后又爬进书桌里,妹妹吓得大声尖叫。父亲走了过来,他眼睛近视,拿了根小竹棍,要我指出蛇在哪里。我怕得不敢上前,他就自己拉开抽屉,将蛇挑了出去。他说他们家乡山多蛇多,有时碗口粗的大蟒蛇爬到屋里来赶都赶不走,见多了,谁也不怕蛇了。父亲对我说,男孩子要勇敢,遇事要沉着。接着,他又说了一个故事。那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打到了四川,广西贵州的农民也趁势组织了“白旗军”,他们一路攻城破镇,无人可挡,但到了兴义下午屯,却被刘家军堵在了土城外。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父亲的爷爷将家中老幼全召集到一装满的大桶边,自己则端坐在大桶上用蝇头小楷抄写经书,并传令前线将士,一旦城破,就点燃,与前方将士共存亡。就这样,兴义下午屯小镇竟没有被白旗军攻破。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后来,我一直要求自己遇事能勇敢些、沉着些。
我高中要毕业时正好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很快就被“揪”了出来,并被戴上了一大堆帽子。他是领导当然就是“走资派”,他参加过演剧队当然就是“国民党军官”、“文化特务”,他被捕过当然就是“叛徒”。一次我们家被抄后,父亲又多了一顶“藏着‘变天帐’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原来是在武汉东湖埋我生母的一张坟地证明被说成“变天帐”了。我当时对文化革命并没有今天的认识,但我知道父亲绝不是那样一个坏人。一天父亲被“批斗”回来,腰疼得不得了,他说被人打倒时腰落在了地下的矮凳上。我掺着他去看了医生,接下来几天他都起不了床。父亲已是60岁的人了,看他伤得这么厉害,我很生气,那时,我也当过“红卫兵”,可我们从未动手打过“批斗对象”。我问父亲是谁打的,他却怎么也不肯讲,只是反复念叨着:“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不久,“四人帮”为反周总理,将演剧队打成“反革命别动队”,从此他就成了“专政对象”,再不能随便回家了。再不久,他去了干校我去了农村。我们全家5口人下到4个地方,几年都未能团聚。父亲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在农村要好好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当“知青”很苦,但对我来说这“苦”更多的是心中的感受,特别是在每次“招工”,我都因为父亲属于审查对象而不予考虑时。在那个年月,我心中一直压着一块石头。我去干校看过一次父亲,他很瘦,干着比我们知青更重更累的活,话也少了。在受到一次莫名其妙的批判后,他借另一个受审查的老干部之口笑着说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何处黄土不埋人”。我从未听他说过如此低调的话,不知他这笑声中含有多少苦涩,也不知他这苦涩中还有多少幽默。离开干校后,我心中压着的石头似乎更沉重了。
1971年发生了9.13林彪叛逃事件,1973年父亲就以看病的名义回到了长沙。我这时也从乡下“病退”回来了,我和姐姐在机关大院的角落找到两间空房,又在堆满破东西的大杂屋里挑选出两张床两个书桌和几把椅子,就这样,我们在城里又有了一个家。我当时是和朋友一起用三轮车从码头把父亲接回来的,我们还做了一桌菜以庆祝父亲的“解放”。其实那时父亲还没有真正“解放”,只是有了人身自由。第二年,父亲30年代初参加左联时的老朋友陈沂来长沙,陈沂曾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是当时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杨大易的老上级,他拍着胸脯对杨大易说父亲是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好同志后,父亲才算摘掉了“专政对象”的帽子。
父亲这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反,但他的心情好多了。他告诉我,陈沂叔叔1949年随四野大军南下进长沙,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他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错误思想,可这回见面却只讲他的好话。其实陈沂叔叔自己也挨了整被打成右派,但他很乐观,应该向他学习。父亲这话一半是对我说的,因为当时我身体有病又没有工作情绪比较低落。为我的工作他不知该怎么办,他去找省委,一个信访办的人接待了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去做临时工或是代代课。于是我那几年就在码头做临时工,在学校代课,在街道居委会协助工作。我下农村后不知是肺病复发了还是又染上了肺病,时不时要咯血,但医院一直当支气管扩张治。病急乱投医,我四处看病,到处买药,可病仍不见好。父亲也陪着我找医生,记得那天好冷,父亲说他打听到一个老中医,便和我骑着自行车去找,我们迎着北风骑了很远,我都快没信心了,可他还是坚持要找,还不断地说医生会找到的,病也一定会治好的。终于找到了老医生,他开了一大堆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根根草草,又腥又苦难吃极了。我不想吃,父亲鼓励我说,为了治病一定要尝试,不试病总不会自己好。他又给我讲起那个哥伦布的故事。哥伦布在一次招待会上,有人说他发现新大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谁都可以坐个船过去。哥伦布就拿了个鸡蛋请大家将它竖起来,可谁也做不到。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将一头碰破,鸡蛋便竖在了桌上。众人大笑,认为这算什么。于是,哥伦布说出了那句名言:Every thing is easy after whoerer says.(当别人说明以后任何事都容易)。这个故事虽不能治病,但对我以后树立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第一个去做的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一次我大吐血住进了湘雅医院才发现有结核,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我自己也有点害怕。许多同学轮着来医院守护我,怕我晚上出事,他们整夜都不能睡。父亲也来守护我,他都快70 岁了,看着他坐在我病床前心里便感到很愧疚,可他还给我讲笑话。过了这一关后我的病就逐渐好了。
1978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春天,对我们全家来说也是一样。妹妹上了中专,我考进了大学,父亲则因中组部直接下文给演剧队彻底平反而恢复职务,并在不久后还恢复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党组织关系。父亲像年轻了20岁,他下洞庭重建岳阳楼,上衡山修复南岳庙,去湘西考察张家界,飞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他还是全国剧协常委、省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他拼命工作,恨不得有三头六臂。然而岁月不饶人,父亲这时已是年过了古稀了。1983年他退居二线充当顾问,1987年完全离休,省政协一再想留也被他婉辞了。当时有些老同志不想退,他倒很想得通,对他说来似乎没有什么“反差”。他说他小时候祖母给他算过命,说是他“当官不像官”,后来他长期不在党内,没当一把手因此也没有多少权势欲;他几十年当副局长副厅长从未为自己或家人捞过任何东西;再说与他来往的多是朋友,绝少阿谀奉承之辈,所以他真心想退下来,真心希望年轻人快接班。
父亲心态平和地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感到了人生的轻松和愉快。我则因结了婚生了孩子工作忙而感觉时间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当然,无论怎样忙,我都坚持每周回去一次。父亲吃穿随便,每天坚持打太极拳,看看书、写写字、浇浇花、散散步,日子过得很舒坦。朋友们也常来常往,他们打麻将从来不赌钱,可仍然打得很认真很有趣。他还几次出远门去看望他那些半个世纪前就风雨同舟的老战友老朋友。父亲离休后不再过问单位的事,除了省委或单位有事找他。他每天听广播看电视像以前一样关心天下的大事。后来他眼睛看不清小字了,但仍然希望有人给他读报。我回家除了讲一些家里的事外,更多的是谈论大事。我们从戏剧危机谈到未来文化,从香港回归谈到两岸局势,从干部腐败谈到国企改革,从反导条约谈到中国军力,从人权大战谈到民主进程,从三峡建设谈到西部开发,从载人航天谈到电脑网络,从遗传密码谈到生态环境,从贫富不均谈到和谐社会......我们谈天说地纵横捭阖,85岁以前的父亲谈锋甚健,85岁以后,父亲听得多而说得少了。虽然父亲年纪越大越不再喜怒形于色,但他对祖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感到高兴对党内的蛀虫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感到愤慨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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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概永远不会一帆风顺。父亲离休后没几年,妈妈被发现晚期胃癌。那几个月,父亲不论刮风下雨都坚持给妈妈送饭,所有知道他年龄的医生都被他感动了,可妈妈身上的癌细胞没有被感动,妈妈仍然离我们而去。妈妈病逝后,父亲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他眼睛因白内障、青光眼而等于半瞎;还有前列腺炎久治不愈而不得不插上了管子。我们不好带着一家子人住到父亲家去,而父亲也不愿意住到我们家里来,他宁愿一个人过日子。我们只好不断地给他请保姆,幸亏有个阿姨愿意陪他度过余生。父亲的许多习惯却并没有因为年老而改变,他管水管火,强调节约;省里早已发给他“老红军证”,批准他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可他总说文化厅是个穷厅,能不看病尽量不看病,能自己买的药尽量不到公家报,一住院就想出来生怕用多了钱,弄得厅长亲自来做工作,说文化厅再穷也要负责他看病,何况现在也有钱了。另一次弄得厅长很紧张而不得不亲自给他做工作的是在邓小平追悼会上,父亲以89岁的高龄插着导尿管的身体撑着一根拐杖非要坚持站着参加完追悼会。厅长和老干处的同志给他端来椅子一再请他坐下,他就是不听。等追悼会完毕,他头昏目眩四肢发颤几乎要倒下。我知道他已不需要再做什么给别人看,他仅仅是要表达他内心对小平同志的真诚敬仰。
父亲在文化革命结束演剧队平反以后陆续写过一些回忆文章,到了90岁他忽发奇想,要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参加革命的经历写了出来。妹妹大声反对,说有饭吃,少生病,轻轻松松过日子多好,何苦去找累受。父亲当然不是那种只要有饭吃就满足了的人,他一定要有他的精神生活。我只是没有想到,父亲以如此高龄和半瞎的眼睛在那个阿姨帮助下用三年的时间硬是完成了他近30万言的《岁月——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回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父亲在这部书里不仅有对自己参加革命、抗日救亡和以戏剧为主的文化工作的总结,对牺牲和逝去的老战友老同志的深切怀念,还有对自己一生参加革命工作所犯错误和表现出来的缺点弱点的严格剖析。父亲说他没有什么遗产可留给我们,就连他的住房也决定捐给“希望工程”,想让贵州老家的贫困孩子能多一个上学。但这本书,他晚年最后日子写的这本书却是留给我们后人最珍贵的“遗产”,因为它将引起我们永远的怀念和思考。
我常想,人会有各种生活道路,而对其评价也难有统一标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社会而言他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而没做坏事,对自己而言他感到充实与快乐,这就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生。父亲的人生应该说是不错的。他曾血气方刚风流倜傥,也曾枪淋弹雨历尽艰险,还和很多老同志一样经受过无数的曲折与磨难,可他仍能有如此高寿,这恐怕与他有一种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为人谦和,宠辱不惊,在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耄耋之年,父亲依然微笑着细数往事,他既不抹杀自己做过的好事益事,也不隐讳自己做过的蠢事错事,显现出一个世纪老人回首往事的那种公允和超脱、坦诚和乐观。父亲对党对祖国总怀一颗赤子之心令今天许多年轻人不解,但他的确是出于真心出自于骨子里。
跨过新千年后的一天,父亲反复问我什么叫上网,什么叫在线,什么叫病毒。虽然我也是一个外行,但我还是尽力给他解释。他听完笑着说他十岁离开兴义去北京时是坐的轿子,伯祖父派了一队枪兵护送,他们爬贵州的山涉湖南的水,一直走到武汉才看见带轮子的汽车。他感叹着这个百年的巨变,说自己真正是老了,而这种感觉是在85岁以后才有的,说完他闭上眼睛,仿佛进入到一个神秘世界。我看着他脸上透着安详的皱纹,想起也许他哪天就会这样安详地离去,心中不免一阵伤感,眼前涌现出儿时父亲给我讲故事、教我游泳、带我看戏的情景。忽然,父亲睁开眼睛说:“到一百岁时要我要再去北京和那些老朋友聚一聚,我还要去看奥运会。”
父亲在九十八岁时悄然仙逝,终究没能圆他最后的梦。我很难过的是我刚搬的新房子父亲说要来看看却没来成,他为我搬家摸索着给我写了他一生写的最后几个字——爱我中华。
我想念父亲,希望能在梦中与他继续说话,告诉他现在又有了叫“博客”的新名词……
我常想,人会有各种生活道路,而对其评价也难有统一标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社会而言他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而没做坏事,对自己而言他感到充实与快乐,这就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生。父亲的人生应该说是不错的。他曾血气方刚风流倜傥,也曾枪淋弹雨历尽艰险,还和很多老同志一样经受过无数的曲折与磨难,可他仍能有如此高寿,这恐怕与他有一种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为人谦和,宠辱不惊,在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耄耋之年,父亲依然微笑着细数往事,他既不抹杀自己做过的好事益事,也不隐讳自己做过的蠢事错事,显现出一个世纪老人回首往事的那种公允和超脱、坦诚和乐观。父亲对党对祖国总怀一颗赤子之心令今天许多年轻人不解,但他的确是出于真心出自于骨子里。
谢谢骨架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