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
陈君是我高中的同学。1963年春节过后,我们俩同时参加一中的插班生考试,在考场上我们认识了。
他,瘦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当时坐在我的后面(考场上除了我们俩,全是补考生)。当他知道我也是来插班的后,很坦率地告诉我,他的书底子薄,英语又没基础,年龄大了(已经满26岁了)记性不好,只怕很难跟上班;我告诉他,我原来学的俄语,读了一年农校,把俄语丢得差不多。英语和他一样,得从头学。考完后,我们被通知分在不同的班里,试读一期再说。
也许因为我们俩的这个学习机会都来之不易,所以我们都很努力。每天上早操前在操场上,我们总是到得最早的学生之一,手中捧着英语单词本,口中念念有词。期中考试时,我的英语得了58分,他的却少得可怜。春插假时,他回校早,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谈起了自己的学习,很着急的样子。他还告诉我,班上有同学议论他,这么大的年纪,不是表哥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进不了这个地区重点高中。他的表哥是我们学校的团总支书记,我的父亲是留校教书的“右派”分子.。那时候的我,心里装不得一点事儿,我告诉他,听老师们说,我能进这所高中读书,还是得益于他也要插班。因为在春插假中,我也听一些老师在一起打扑克时对他的插班有过与同学们相同的议论。他听了后,反而开导起我来了,说谁也不愿意出生在政治条件不好的家庭里,但出身不由己,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则认为自己别的学科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他却门门课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他比我难多了。
农忙假后,班主任竟然还让我补当上了学习委员。我的英语进步也很明显,期末考试,已经拿到了85分;他的为人也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认可,劳动肯干,运动会上,篮球、排球、田径他都能为自己班上拿到积分,并表现出了较强的组织能力。
这一期,他总算门门及格,我们都取得了正式学籍! 也是这个学期,我的父亲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这件事,在我以为是天大的好事,父亲从此政治上少了一个污点呵 !于是,更加努力学习,希望能用优异的成绩来补偿出身不好的缺陷,考进名牌大学继续学习。但是,令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事实上,父亲只是被改头换面成为更隐蔽、内部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这种政治上的“污点”,让我和父亲受害终身! 我和陈君在偶尔相遇时,还会和往常一样谈论学习。但是,一个流言在同学中传开了:陈君爱找女同学玩,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和我们班上的LXX。如今我已经步入老年,对当年的事情就有了很客观的看法:近30岁的小伙子,爱和女性交往,这也在情理之中,何况他性格本来就比较随和,当兵的出身,在班上又是个活跃分子。但是,当年的我却不是这样想,在听到这些流言后,竟然也接受了同学们的提醒,从此,很少和他说话,更不要说像以往一样交流学习心得了。但是至今,我不知道他感觉到了我的疏远没有。
时间过得飞快。
1964年,三年苦日子后,XXX又开始大谈阶 级 斗争,大搞社会主义 教育四 清运动;学校把我们这些政治条件有“问题”的学生干部,在一个晚上全部撤换掉;
1965年,文学界发动了对写中间人物的声讨,一部作品里的主角,农村女人赖大嫂,作为中间人物的“代表”,被批得体无完肤;
报纸上,大篇幅地刊登着在苏联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中国留学生照片,报导他们回到祖国,在机场上接受祖国亲人们热烈欢迎的动人场面;
......
一时间,“反修防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高三学生虽然正在紧张备考,但也有部分同学在校方(这个词我觉得不准确,但我没找到更合适的词)的授意下,向一些出身或历史上有“问题”的老师发难了:
五十年代的“胡风分子”,历史老师Y被赶出了教师队伍,回农村当牛倌;
我读高二时的班主任,出身地主家庭,被送去四清工作队;
我的英语老师(曾给在缅甸的抗日美军当过翻译官),因他给学生出的练习题目中有一句英语短语例句:“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到处都是幸福的笑脸 ”,被一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同学,在作文中一字一句地进行分析,结论是这个老师在利用课堂,公开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那篇作文作为范文贴在我和陈君教室中间的那道墙壁上。
毕业前夕,学生中写入党申请书的人不少,老师、同学中打小报告告密的也大有人在 ……
“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使我更加远离陈君,人家是党员,政治觉悟比一般同学肯定要高,万一我口无遮栏,不小心说了什么话,让他一分析,我就没得救了!
奇怪的是,平时活跃的陈君,这时候并没有过什么出头露面的大动作,似乎眼前这一切与他根本没什么关系,在内心里我真羡慕他能安心读书!
理化教研室的M女老师,悄悄告诉我一个消息:我父亲“犯上犟劲,和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干了一恶仗。” 为什么事情,M老师没说。但我父亲的倔脾气我是最清楚的。他平时少言寡语,心里有事也从来不和我说。但如果毛起来了,天王老子也不怕,父亲和几个要好的老师在一起时,对根本不懂教学的政治干部常有微词,我也是听到过的。这回吵架的事我不知道陈君知道不?但我从此更加小心翼翼地与他相处,如果远远看到了陈君走过来,我会寻找另一条可不与他碰面的路走,或者干脆返回去。
高考结束后那天,同学们都在教室的前坪打扫卫生,完事后,我一个人手戳扫把站在教室前的台阶上望着远处。陈君脸上带着平常的笑容,从我身后走过来站在了我面前,因没法回避他,我只好淡淡地和他打招呼。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想要和我交换照片做个纪念。本来,近三年的学习,朝夕相处的同学在分别前互相交换相片,或互相签字留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许多同学也都这样做了。但我却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没必要!”我看到他很尴尬地走开了,自己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头。但在内心深处,我想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要不然几十年过去了,那场景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1965年秋天,陈君顺利地考进了北京金融学院,我挑着行李去了农场,当年我们坐在一起插班考试时,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和他也永远不可能再坐到一起了。
1966年冬天他不知道从哪得到了我的地址,找到了我劳动的工地上。往日熟悉的同学突然见面,竟然不知道话应该从何处说起。我们一起默默地吃了一餐知青饭,记得他要留下了通信地址,我还是那句伤人的话:“没必要!”
四十二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可好?我写这篇文字是想告诉他,我非常感谢他在那种非常时期,能主动去看望我;同时,也为我两次不礼貌的无理拒绝,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2009年元月31日(完)写于广东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