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二
他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也是一位1965年9月下到靖县去的老知青，他虽然于2001年的秋天不幸作了古，但是我还是想写写他，他的一生确实很平凡，但我在想：人们会从他身上透出的东西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安二个头不高，167CM左右，清癯削瘦右边颧骨上方带着一块黑印的面庞给人一看就是一介书生的味道。
1962年的秋天，他从长沙市17中考进了师院附中。
大家都是寄宿生，一开始我就发现他比班上许多调皮同学总要慢上那么几拍，说话呢总是有些木讷，呆板。
他不姓安，姓鄢。班上有位喜欢逗的同学知道他在家是排行老二，就不知怎的取他名叫安二了，他生性胆小，怕事，是属于过分老实的那种人。
随便什么话从他口里出来，就显得格外有些滑稽，可笑，不时就有人拿他开涮勒他，说他神不窿通！对于这些他都不以为然。
“这是我姐姐送给我的二条棉毛运动裤，我得每天早上要早点起来来进行体育锻炼，这样才能对得住我姐姐的这二条棉毛运动裤！”
他手里拎着那二条在市四中当老师的姐姐给他的棉毛运动裤对着大家说：
引来的却是大家的一片笑声……
课间时，也经常看见他手拿一本书，摇头晃脑发愤地读着，常常一个人小声的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我们17中初中的各科基础哪有你们附中的学得扎实啊，我得迎头赶上才行啊……
他很喜欢外语，但口语却是九六的，还有些带宁乡腔，他喜欢哼哼俄文歌，什么《故乡》《走向那急流的河畔》还有库马奇作词的一些歌，据说这些都是他姐姐告诉他唱的。
他带有一把“秦”琴，在寝室里不时地自弹自唱，左顾右盼地扭动着腰肢，尽量地好象在模仿着什么明星，颇有些音乐家的风范；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民乐队，在其中他是弹三弦的，当时他们还成功地演奏过聂耳的民乐合奏《金蛇狂舞》呢。
他也很活跃，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师大操坪看了一部叫做《大生意》的阿根廷电影，里面的主人翁为了解决城市里的马粪污染问题，开了一家马粪公司，他把收集来的马粪加工后卖给农民作肥料，公司取名为SP公司，那SP公司的老板为了收集马粪，在城市中拉车的每匹马的屁股下面都统一挂上一只上面印有SP公司字样的马粪袋子，既不让马粪撒落在地上让清洁工费力地干活，又统一搜集起来制成了肥料,就这样SP公司发大财了。在股东分红大会后的舞会上，男男女女的来宾们屁股上都装上了只印有SP公司字样的假马屁股，扮着各式各样的怪脸左蹦右跳地跳着马舞来庆祝他们的成功。
大家回到了寝室后，还对电影中的马舞情景意犹未尽，我们的安二老兄尤其兴奋，在他带领下，十几个人的胯下夹的夹着自己的或别人的枕头，在寝室的楼板上一齐乒乒乓乓地跳起了疯狂的马舞，别出心裁的安二胯下夹了同学苏宝的一只二胡袋子，怪模怪样地扭着，叫着，他那怪异的神态几乎接近了疯狂！
隔壁寝室的同学们都闻声而来，挤进了我们的寝室，伸长着脖子哈哈大笑地观看着由安二领头导演的这一出滑稽，令人捧腹的怪异而疯狂的马舞……
有时中饭后，我们班一中来的同学大都喜欢踢足球，大家就在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的前左操场上踢足球，安二也喜欢参加，他踢球的动作十分别扭，一看就是个十足的生手。
那天，王际定老师也来参加我们中饭后的踢球，当王老师和安二面对着面急切地抢那只球时，安二突然‘啪’的一出脚，只见王际定老师双手捂着胯下痛苦地蹲到了地上……
安二不知所措地呆住了，张大着口出着粗气，大家都会心地一笑；于是“安二踢哒王际定老师的弟弟”这句话就流传出去啦，以至下午在教室里的女同学听了这句话后还有位姓张的女同学在问：
“啊？王际定老师的弟弟几时到哒学校里来哒……”
男同学们都暴笑不止……
安二最惨的一次是一天下午的第二节课后，体育委员老旦颈上挂着秒表带领我们都在师院大操坪里锻炼。这时，红二骑来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又是那位喜欢逗的同学说要比比看谁骑自行车骑400米快些？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飞快的骑了一个圈，一个快似一个；轮到安二了，只见他卯足了吃奶的劲，飞快地蹬着车轮，拼命地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快到终点了，跑道上有块半截砖被他闯上啦，啊呀！他被“弹”了起来，唰的一声，连人带车飞出去好远好远，右脸在地上重重地擦了好大好大一块……
幸亏他那时年轻没有大碍，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了学校医务室，由张寿亭医生帮他清洗了被擦伤的伤口，包扎后回到了寝室，那块被擦伤了的黑黑的痕迹却永远被留在了他的脸上。
他的一件新灯芯绒衣服被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偷了，他满头大汗可怜兮兮的急得满屋子乱转，说这件衣可不能丢了啊，丢了的话他妈妈会骂死他的。也就是我们，帮他在寝室里到处找，最后在那个被怀疑对象同学的被窝面子底下找了出来……
也还是我们跑到了正在放演电影的师院操坪的放演室要求广播：“HHR老师请来一下……”
最难忘记他的是：1964年下半年，正值在学生中贯彻阶级路线的颠峰时期，一天，在班会快结束时，班主任蔡宝生老师突然说：“安二同学有话要跟大家说说！”
“我要跟家里划清界线！我爸爸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解放前他做过上海救济总署的专员，解放后他开诊所搞哒钱，还跟我们八个兄弟姐妹每人买哒一块名牌手表，还没有拿出来给我们带……”
同学们个个都谔然。
“不是这次四清运动抄了我家，我是不知道的！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坚决和我这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坚决跟党走，党叫我走向哪里，我就走向哪里……”
安二在痛哭流涕地向大家表明自己的心迹。
1965年的上半年，学校以年级搞体育达标，最出味的是安二，曹宝，徐兆平等人，有只项目是1500米跑，及格成绩是8分钟，他们跑来跑去跑了几次总是不能达标及格；学校体育组规定1500米跑不及格的是可以用没有时间限制的负重10公斤的10公里急行军来代替的。
安二就和曹宝这些同学商量，我们何不用负重10公斤急行军10公里来代替1500米跑呢？
至于负重嘛，容易呀，就是打只被包背哒就是撒！他们一拍即合。
中饭后，阳光灿烂，他们十几位同年级而不同班的同学喊哒我们作为见证人急匆匆地来到了师院大操坪。
安二肩上背的是一床被子外加一件军棉大衣，一根细小的绳子胡乱地把被子和军棉大衣捆在了一起，背包疲塌地吊在了他的身后。
曹宝呢，他显得最灵泛，就地取材地在操场的沙坑边拿了一个举重用的10公斤的铁盘，举了举，轻松地夹在胳肌窝下……
我们都笑起来啦，25个圈呀，这行吗？
他们一行人背心短裤雄赳赳气昂昂毫不犹豫地开拔了。
第一圈，他们大步流星地走着，一路上还谈笑风生呐。
第二圈的开始，安二肩上的背包绳子越吊越长，被包在他的屁股上不时的拍打着。
曹宝呢，他涨红着脸在不停地倒换着两只手，轮流把那10公斤的铁盘夹在或左或右的二只胳肌窝下。
到了第十圈时，安二肩上的背包绳子勒进了他的肉里，他满头大汗艰难地跟在了别人的后头，背包绳子也开始松散了。
曹宝呢，也渐渐地来不得神了，只看见他一会儿双手死死地把10公斤的铁盘抱在了胸前，一会儿又变成了把10公斤的铁盘扛在了他的右肩膀上，一会儿只见他反着双手把那10公斤的那块铁盘驮在了背上……
到了第十八圈时，背包打得紧紧的徐兆平等人已经超过了他们二人好几个圈啦。
每当他们和安二曹宝擦身而过的时候，劝他们俩放弃这一次测验，而他俩咬着牙关吃力地说：不行，不能放弃！好不容易走过了这么多圈啦……
望着他俩这滑稽而痛苦的场面，把我们和在操场上的师院的大学生们笑得前俯后仰……
当安二和曹宝走到了第22圈时，徐兆平他们已经完成了负重10公斤的10公里急行军！
这时的安二，背包绳子彻底散啦，只见一前一后的他们俩停了下来，安二把背包的绳子递给了曹宝，大汗淋淋的曹宝会心地拿起了安二递过来的绳子，把绳子穿进了那10公斤铁盘中间的孔眼中，然后吊着铁盘的绳子斜斜地挎在了他的肩膀上，他舒服多了。
安二呢，笑嘻嘻地迎着那娇艳的阳光，他穿上了那件厚厚的棉军大衣，把那10斤重的棉被横着从头蒙到了脚上……
可怜啊，有这种做法？但是大家都乐了！
在他们俩的急行军走到最后一圈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安二被压在被子下面的眼睛里看到那可怕的绿光，他吡着牙裂着嘴，我们同时都感觉到他那受哒热和倍受负重带来的煎熬的极其难过的样子……
把从来没有看见这种走法的我们笑得啊，气都出不来了！
他俩就这样终于戏剧性艰难疲惫地走完了这个负重10公斤的10公里急行军！
1965年秋，没被大学录取的他毫不犹豫地就来到了靖县农村当了知青。
在铺口的巴塘园艺场，是他首先就组织了要大家学习毛著。
那时候我们这一班高中下去的同学，都是被贯彻了阶级路线升学读书无望的，下到了农村，连饭都吃不饱，‘可恶’的带队老师还要我们与贫下中农“三同”，不准加钵，不准进城买东西吃，饿得我们头发昏眼发花，劳动起来混身都没有一点儿力气，集肥时挑哒担箢箕就发六窜，我是边集肥边抓哒开了花的老油菜苔子往嘴巴里送哪！那个饿劲哦，就象在长沙时到洞井铺搞劳动那样，刚吃过早饭就想吃中饭！哪还有什么心思学习这些个啊……
但还是有寥寥无几的几位初中女同学，为了政治上的‘上进’加入了他的学习毛著小组。
巴塘园艺场，是‘卵谈客’多，文革中被称之谓“小台湾”的地方。
大家都下乡当农民了，还搞什么政治啊？用句长沙话讲：大家出身都不好，还当了农民，还搞学毛著，这是在搞“加蓝”的。
‘卵谈客’们都把安二他当成了另类，冷嘲热哄的挤兑他，弄得他只好带着他的‘秦’琴和一个叫塌鼻子的肮脏的16岁的小社员住到了一起……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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