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是我们下乡的第二年,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一风暴自然地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些满怀革命激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们是参加革命才下乡的,当然要去“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我们去串联了,脱离了农村,杀回了长沙去参与了文化大革命。
回到长沙后,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是“四类分子”要背叛家庭我当然不能回家就住到了学校里。由于没有经费,我们十来个下乡同学在牛筋,俞氏等高中同学的 带领下拖板车,送墓碑到石马铺公墓以赚取成立文革组织的经费。
在参与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一些要求我们下乡的真相,并非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而是因为出身不好;受迫害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可以正常升学和参加工作。而是作为城市闲散劳动力安置于偏远的农村。
我们参加了“湘江风雷知青战团”,住到了省委招待所。开始了所谓之“红卫兵”的生活,也参加了一些其他造反组织的“打砸抢”活动。在一年的文化革命浪潮中,红色司令部又向我们发出了“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号召,我是一个革命的造反派,当然要响应这一伟大指示,我和几位同学毅然地回到了靖县。
我们在县城成立了“靖工联”,开始了“打砸抢”,在此过程中我抢到了县武装部政委的一套洗得发了白的军装,然后又到县体委抢了部分运动衫。我分到的都是11号球衣,因为个子小的缘故吧,他们都笑我是穿的是两块茅坑板子。
有一天,接到长沙的长途电话,说帮我们搞到了去新疆建设兵团的火车票,要我们马上回长沙一起去新疆,我们几位在靖县的同学决定留在靖县,而那些去了新疆的同学后来还是被遣送回了长沙。
67年席卷全国的武斗发生了,我们留在靖县的几十位“靖工联”的同学又加入了进去,都搞到了枪,我搞到了一枝苏式762型骑枪,因为后坐力大,我打枪时每次都在枪托上垫上一只胶鞋。我们“北伐”到了沅陵等地去剿匪(高司)。在部分交火中亲眼看到打死了人,而我们的一个同学还中了弹,幸运的是只是打中了大腿。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还真是天真幼稚,荒唐透顶啊!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各级革委会成立,秋后算帐了,我们只得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又开始了真正的农村生活。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仍然欢迎我们,而“五四”园艺场的同学就惨了,我们的好学长孟铁强被迫害致死,至今回想起来都无比悲痛。因他临走的前一天被押解经过我们家门口时,还和我们微笑着打招呼呢!他那张带着阳光般微笑的面孔时时在脑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