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那天，我们胸前都挂着大红花。那花，虽是用纸扎的，也很灿烂，把我的白衬衣映出一团淡淡的红晕。车站广场上涌动着上千朵大红花，就像一片片鲜红的朝霞。那些天，我一直有些云里雾里的，“革命青年”、”、支农先锋”、“新型劳动者”等一顶顶笼罩着美丽光环的高帽子全飞到我们头上，我仿佛一下子被人抬到了天上，月 台上纵有沉重的话别声与凄凄的啜泣，我也顾不得了，男儿有志当走天下，我激情亢奋地跳上火车。车厢里盛满了歌声和笑声，青春的旋律盖过了火车隆隆的轰鸣声。 胸前的大红花一路上陪伴着我，从喧嚣的都市，一直走到都庞岭下的一个青烟袅袅的小村落。
县里派去接知青的干部将我们那个地方形容成“抬头柚子打脑壳”，尽管夸张了一点，但在湘南农村来说，也算 得上是土肥水美的富庶之乡了，有两个队的工分值竟在九角以上，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可惜后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今日抓典型，明日割尾巴，村子里闹得鸡飞狗跳不安宁，社员们折腾一天下来赚不到一包烟钱。我们朝出暮归，每天为这一包烟的代价而鞠躬尽瘁。几年下来，我说得一口流利的桃川土话，挑得动百多斤重的担子，会扯稗草、会挖芋头，还会端着粪箕站在水田里撒石灰，九个年头过去，我总算熬到岸了。
离开小村那天，我除了手里拎着几件换洗衣服，背上还背着个大南瓜，南瓜是队里的老鳏夫玉圃伯爷送给我的，这些年来，我常和他一起在河洲子上放牛，临走时，他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就从园子里摘了这只大南瓜送给我。
我穿着九粒坨坨扣子的粗布衣，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草帽虽然被太阳晒得泛白，帽檐上“踏遍青山人未老”几个字仍依稀可辨。走出长沙站台，我将背上的南瓜放在地上歇 一阵，久违了的车站广场上，依然熙熙攘攘的，我心头一热，就觉得隐约有号鼓声传来，冬冬鏘鏘、抑扬顿挫，还有鲜花、口号声……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正沉思间，有人朝我走来，是一个胸前挂着大像章的老后生，“……这不是我们班的诗人吗？”我读初中时，曾写过一首歪诗被老师拿在班上念了，几个同学硬是将我抬上了诗人的宝座。我打量了半天，才认出他就是当年躲避下乡的那位老同学，老同学掏出锡皮纸包的“飞马”，很有派头地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你那烟我烧不惯，从兜里摸出个烟荷包就卷喇叭筒，他笑了笑，又上上下下将我端详一番，意味深长道：你不是去改造农村么，怎么反被农村改造了？”老同学已是一家工厂的工宣队长，是场面上的人了，他得知我的户口已迁回，劝我先不忙找工作，“最好到土方队挑两年土，把皮鞋、手表置齐了，再找关系活动一个大单位。”说罢，拎着个漂亮的旅行包器宇轩昂地进站了。
天色几乎完去全黑下来，不知为什么路灯还没亮，我背着大南瓜，沿着曾经很熟悉的大马路朝前走去……
{学打字，摘自《凄惶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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