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助理 毛泽东逝世后，务实的邓小平与全党一起，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渐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推行四个现代化。鉴于历史教训，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专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邓小平指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的错误有关，但更严重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着手进行改革，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才是当务之急。
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
从美国回来后，组织上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党籍。
作为笔杆子，李慎之主持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国际部分的起草。有论者指出，这个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为第一任所长。199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子上被免职。
处世理念 对国际事务的熟悉和洞见，使李慎之成为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评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认为李的儒家价值观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李慎之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认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会中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李慎之认为：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态度，这样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1990年代初，中国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息，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响，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慎之认为邓小平此举扳回了一局。但此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盛行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慎之认为，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须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
工作的性质，使慎之比一般中国人对苏东国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维尔的看法。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哈维尔却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慎之这样介绍哈氏的观点：
他惟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
历史学家刘志琴先生评论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难题，否则何以有那么多秉笔直书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因为讲了真话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像林彪所说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来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慎之谢幕在SARS肆虐中华的当口，4月20日，渎职的高官被撤换，有关疫情的信息被公开，这些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拥戴，也表明只有讲真话，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综而言之，贯穿慎之一生的，是对其理想的追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可作如是观，壮岁提倡政治改革罹祸，可作如是观；暮年提倡讲真话，以及对朋友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也可作如是观。
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政治遭遇 读李慎之的材料，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而写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设身处地，发现他所做的这些陈述，以他一贯维护个人尊严的自觉看来，不像是仅仅为了迎合权力者的指供诱供，以求“过关”而已。他一方面确也是出于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一切如实地提供组织审查，情愿接受这“审查”的后果；另一方面则不排除更深远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历史的公论。正如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瞿秋白牺牲前的《多余的话》，他们心目中的真正读者并不是收卷的人；也正如布哈林的遗嘱标明是《写给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李慎之应该是希望他的真实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因此他的自述是从容的，并不是气急败坏地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以求尽快获得“宽大处理”。
▲1957年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检讨 1957年反右派时，李慎之是新华通讯社总社国际部负责人之一。对他的揭发和批判开始得较晚。从他9月10日、11日两天在国际部大会上的检讨报告看，他检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除对整风、反右等运动的看法外，其他具体问题，只要看看各节的小标题就可以略知大概：
1.两党制如何起制约作用；
2.党管哪些，应该领导哪些，不该领导哪些：如何领导？
3.党群关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
4.歧路兴悲；
5.中国（共产）党有无犯错误的危险；
6.（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苏联制度的关系。
再看他一篇“向党、向人民请罪”的未定稿（刊于新华总社机关内部《前进报》，1957年11月4日第4版），其中涉及划他右派所据的“右派言行”，如：
运动初期在国际部壁报上，提出“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解决问题”；
推荐《人民日报》上卜无忌（后来知是邓拓）的署名杂文《废弃“庸人政治”》（按：邓文是从成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引申立论的），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 《新闻业务》上发表《试揭一个矛盾》，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攻击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曾经觉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彻底”的证明；
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此外，历次运动中不积极，怕过头，怕伤人；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云云。
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对上述这些条条，应该不难知道“是怎么回事”，从而判断其是非。
▲8年后的再检讨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国特色运作的。尽管世界法治国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罚，但在我们这里则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所谓有“前科”，当然要翻老账，何况还有出身、教育背景之类的“原罪”！于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8年之后的1965年，还要写《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早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就已经开始对原已打倒的对象进行新一轮的打击了。李慎之自不例外。他是个多思又健谈的人，难免授人以柄，或用革命阵营中的话说，是让人抓住小辫子。
其实，李慎之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认罪，已经达到他这个人所能承认的“罪行”的极致。总不能让他像侯宝林那样，“文革”中在干校认罪说“我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李慎之这样儒雅地表达了他对当年所犯错误的认识：“我在1956-1957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
就是说，他承认他是就国家政治的根本制度进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仅就干部作风、干群关系的一般负面表现，做一些枝枝节节的批评。他的认罪也不是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都有具体的内容，他说：“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自远于以党代政"，"以不领导代替领导"，"以少领导代替多领导"，要求"以社会力量从外部来制约党"。我要求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希望开发"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出气洞等等，还要求以专家路线来补充群众路线，我把这称之为"两条线通天"。”
李慎之的这些思想固然是在国际部小范围的同志间讲过，“启发”他们想“大问题”，有的并写成短文、墙报，但最全面的一次则是在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前来征求意见时表述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对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几位中共党员干部所说的“大民主”作了批驳。
▲批判自己的纲领性政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批判斗争对象“欲加之罪”或欲加重其罪时，总是指责他们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党，然而大半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在李慎之这里，他的政治思想带有纲领性，他所发挥的那些条条，互相贯通，“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宣言”。
在1965年11月12日《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中，他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并且以第三人称批判了他自己的这些纲领性政见。
他说，第一，这些条条决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探讨如何“改良”的意见，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纲领。它的基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恶、永远都有善有恶为立论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而否定人的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第二，这些条条的作者决不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如果他有理想的话，他的理想也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他提出这些意见的动机决不是要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而是要使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国家千秋万世。他充其量有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而决没有不断革命的理想。
李慎之这样概括他的罪行说：“提出这样一系列主张的人，曾经自称对这些主张苦苦"思索"的人，决不是在鸣放期间偶然失足的，也决不是认为自己的意见还不肯定、只是在"探讨""研究"的人，因为他久已完全肯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应当否定，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他的"尚待探讨""研究"的只是实行这种民主的具体方法、步骤与时间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在李慎之笔下，凡是在交代他的“右派思想言行”，也就是回溯或阐发他曾有的主张时，都是用的自己的语言，而在对之进行检讨批判时，用的则是流行的政治语言，例如把民主、自由，都加上“资产阶级”这一类定语，或用了当时揭批“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时的习惯用语。
李慎之承认的罪行，就是他认为至少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也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公民在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来履行义务。
▲“我所要求的是要党承认我——根本是一个好人” 李慎之服从了共产党给予的处分，但从党组织要求他检查“服罪”问题来看，他之不服罪一定是形诸言表的。他在运动中只是“从阶级分析上去领会批判的正确性”，就是说从“阶级分析”看，他所戴的帽子都是戴得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说，“我所要求的是要党承认我——根本是一个好人。”这并不意味着李慎之持道德史观，只是说他要求一切要循常情常理。可冷酷的现实，是他被视为“敌我矛盾”之属，自视为“好人”更进而要求党视之为“好人”，这就叫作“闹翻案”。
而到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打不下去了，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李慎之说他在1962年一度“幻想平反”，是由于他“诬蔑党在反右斗争以及以后犯了左的错误”，“感到"反右扩大化"与"反右有副作用"，需要"纠偏"，"甄别平反"”，同时也是因为对“改造生活”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没有精神准备，要求恢复精神尊严的情绪与日俱增。
▲在“服罪”与“不服罪”之间 看来，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只有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体系，才能顺理成章地入“己”以罪；然而，李慎之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头脑、让别人牵着自己的思想走的人。所以，在“服罪”与“不服罪”之间，他只能打着思想的秋千，荡来荡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他的悖论和他的尴尬。人们要挖他的思想根子，他除了照运动中的老例检讨“个人主义”以外，还从思想上反省了两点：
一是“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阶级斗争的厌倦，甚至使他在1958年一度“衷心地拥护三面红旗，拥护实现共产主义，在我的灵魂深处也是因为我渴望阶级斗争快快过去。我以为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不要经过阶级斗争而完成的，而到那时候我的问题也就自动解决了”。
二是所谓“形而上学”。他说，“我当年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还把它当作好东西，是因为我脑袋里有许多被我认为是万古不变的"真善美"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受到了破坏，因此就使我感到许多东西都不对头，不惜挺身而出，做一个保卫这些东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后，虽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毁灭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之类的思想，我对文化艺术的标准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诉了我，所有一切我过去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无一不与3000年的私有制有联系，一概都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从社会生活的改变中体会到，这些东西在新社会已无存在的根据。”李慎之在不无悲伤地面对这一切时，他已经感应到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山雨欲来。
在新的更具毁灭性的灾难之前，一个右派分子的“服罪”与“不服罪”，似乎已经无关紧要；李慎之在这份《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上自注：“未通过。”他也未必还在乎它的通过还是不通过了吧。
这一份我在这里着重用来举例的老材料，连同卷宗中的其他材料，是具有文献性的史料，应该加以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的荒原上，曾经游荡过怎样的思想者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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