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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师傅
下放农村那些年，我也和许多知青一样，在队上拜了一个师傅，知青在乡下拜师傅不费什么周折，既不行三跪九拜大礼，也不用盘钱费米操办敬师酒，只是生产队在晚上开会时，打赤膊的光头队长唾沫四溅地大声宣布，谁是谁的师傅，谁又是谁的徒弟，师徒关系即确定了。师徒关系一经确定，彼此往来自然就要密切些，比如徒弟每次探亲回来，少不了要带些面条、豆豉之类土特产请师傅笑纳，逢着师傅家杀了猪，也会把徒弟喊到屋里，陪那酒糟鼻子屠夫放开肚皮吃一顿猪肠子，虽如此，真正要寻一个合格的师傅还真不容易，既要成份好，又要劳动好，在政治运动中出过 纰漏和喜欢讲怪话的人都不行，因为师傅不单要给我们传授农业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帮我们改造世界观。队里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都分完了，我还没有师傅。心里想，大约是我个头小，成份又高，才让队长犯了难吧，谁知队长在堂屋里睃了一圏后问：“老左呢？”我“刷”地从门槛上站起来大声答应。
“你就跟我吧！”队长斩钉截铁扔下一句话，“啪”地一声将肚皮上一只花脚蚊子打死。
我受宠若惊，心里想今后可要好好跟师傅学着点，争取早点脱胎换骨把世界观改造好。
那时节我最怕晚上开会，白天泥里水里摸爬滚打，收了工只想睡觉，偏偏队里几孚天天晚上都要开会，队长识字不多，水平却很高，每次站在八仙桌边，当着全队几十号老少爷们的面，从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直扯到队里的芋头南瓜油菜籽，居然几个小时不打句号，一队人佩服得不得了。然而，佩服归佩服，队屋里却常常鼾声四起，队长也不气恼，只是用大巴掌使劲拍桌子。我那时瞌睡大，常常门槛上一坐就扯“风箱”，有一回睡沉了，一个趔趄，将也在睡觉的陈细老倌撞了个“狗吃屎”，细老倌云里雾里爬起来，顺手敲了我一烟袋脑壳，惹起一队人哄堂大笑，我恨自己不争气，可又没法子克服这些毛病，多亏贵癞子告诉我，旱烟可以对付瞌睡虫，后来每次开会时，我都向队长讨一撮旱烟，卷成喇叭筒，坐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乱吹一气，这法子果然凑效，好长时间没打瞌睡了，队长见我有进步，让我当了记工员。莫看记工员官不大，
全队男女劳力每天都得向我汇报一遍生产情况，我正襟危坐在八仙桌旁，接过每个人递上的“社员劳动手册”一丝不苟地填上“鏟草皮、挖芋头、挑化肥。。。。。。只可惜好久没拿笔了，无论如何努力，写出来的字仍如阿Q画那圆圈一样，歪歪斜斜总不得法，我想我这人真是太笨了。
有一天，我收到家里来信，说是在城里给我找了个做副工的差事，我思量正好回去寻几个钱好称盐打油，于是挖空心思很生动地写了份报告，恭恭敬敬呈交队长审閲，队长正在屋里吃红薯饭，他放下饭碗接过报告看了半天后又递给我：“你来念一下。”我念完后他立马就批了“同意”二字，我转身欲走，又被他喊住了：“……城里是花花世界，可要注意斗私批修啊”我唯唯退出，他才咂咂嘴继续喝红薯汤。回城前一天晚上，我正 在屋里清点衣服，队长忽然悄悄推门进来，“……有件事，想找你帮个忙，晓不得你肯不肯？”他一反平日作报告时行云流水的姿态，五好干部般扭捏了半天，才嗫嗫嚅嚅说是想请我帮他带点布票到城里去卖掉，他一再叮嘱我这事影响不好，千万不能告诉别人。“……照理说一个党培养多年的革命领导干部，是不该这样做的，可你也知道，我一屋人，就那一分多自留地，剪布抓药的钱都没处寻，有什麽办法？他摸出烟荷包来，很麻利地卷了支烟递过来，然后又擦燃火柴凑到我面前。他们家娃娃多，他女人又时常犯病，这我都知道，别人没有油盐钱还可以从自留地里挖几个芋头偷偷挑到闹子上卖，可他身为队长，不但不能那样做，还要执行上级指示，割别人的“尾巴”呢。也确实难为他了，可这事我也不敢答应他，我一个世界观还没改造好的人，如何敢做这违反政策的事？他见我不吱声，也就不再免强。临走时，问我讨了几张旧报纸捲烟烧。
一个多月后，我被城里的基建队“清洗”出来，很快又回了生产队，队长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继继续让我在队里做记工员。
（学打字，摘自《凄惶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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