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近自然
也许是年轻时太爱打牌的缘故吧,在老家朋友们的眼中,我的唯一爱好便是打牌了,整个春节里,老家的同学、朋友在茶馆里每天招待我一桌牌。跟我交往甚密的长沙朋友都知道这些年来,我其实在同学、朋友圈子里不再打牌,很多的东西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的,包括人的爱好。我想用宋朝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来告诉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切都在变化中。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
蒋捷用听雨这同一件事,来表达了他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不同心理境界的变化。我虽未步入老年,但我经历了少年、青年,而今迈入壮年的行列。青少年时期的懵懂、好玩已随时光一起远去。青少年时期,我总是自己宽慰自己,就算我一事无成,我还有明天,用加法活着,一有时间就泡在牌桌上。壮年的我常常抬头看将要西斜的日头,感觉许多的事我还没有做,正在做的我还没有做完,而日子已经过了一半,生活的态度自然地发生了变化,从用加法生活到现在学会用减法生活,每一天,于我而言都很珍贵,一些事等着我去做,一些人等着我去爱。我向来是不拂朋友美意的,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你某种程度上的拒绝,是不愿意给朋友增添麻烦、负担而讲客气,但从朋友的角度来看,他再三相邀的热情相对于你的拒绝而言,是逆意的冰凉,而不是顺意的温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盛情难却”。
盛情难却下的相邀所做的具体事情,却是会反映出文化人格的多重性的。文化的产生依据自然和目的性,在不同的地域生活的人类,当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目的性相吻合时便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文化。文化往往会形成一个区域的集体认识,这种集体的认识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侵入,这种文化会很难改变,而沉淀为文化人格。
每次回老家沅江,我总是看不懂一些事:沅江的经济并不发达,许多的企业倒闭了,失业人数剧增。但大多数的沅江人从早晨起来就泡在茶馆里打牌,成天不做事,晚上泡在KTV里夜夜笙歌,凌晨后泡在漫酒摊子上清谈;抽的烟是软芙蓉王,还要一包包地发给这个、那个,来了个把朋友基本不在家里做饭,成天下馆子。这样的一个县级市,遍地都是茶馆、KTV歌厅、饭店。茶馆是品茶的地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棋牌室;KTV歌厅是偶尔的自娱自乐、心情放松的地方,变成了经常发泄、放纵的地方;饭店变成了家庭厨房。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沅江,这种消费力到底从哪里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就像是我们这一代人踏入长沙的酒吧文化一样,听着震耳欲聋的RAP音乐,面对摇头晃脑、扭动身躯的少男少女,呼吸着烟雾缭绕、酒味刺鼻的空气,你只能耸耸肩、眨眨眼、正如一首老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想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些文化的阵痛,不同文化的碰撞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个文化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内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人格。我们允许文化的多元性共存,但形成像沅江一样的集体文化人格确实很不正常。我不理解这种不正常,但我内心非常地渴望我的老家沅江能转化为一种安然自立型的集体文化人格。这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就是东晋著名文学家,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村人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人格。
如果有沅江人看到我写的这篇博文,也许会笑我是疯子,桃花源里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非常可笑的落伍和悖时。但沅江人看看桃花源里桃花村人的生活:“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沅江人想笑的表情是否会凝固?桃花村的人们虽为避“秦时乱”躲进桃花源,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人人种田植桑,饲养牲畜,自给自足,相互和睦相处,生活怡然自得。从象形文字来考证现今社会所提倡的“和谐”,“和”就是人人在种田,“谐”就是人人有话讲。一切的奢侈铅华究竟有多少真正意义?人类的终极目的就是人人都在做符合自然的事,让人的目的性和自然的目的性相统一,而形成桃花源里的安然自立型集体文化人格。
正如哲人康德所言:“犹如森林里的树木,正是由于每一株都力求摄取空气、阳光、雨露,于是都迫使每一株树木都要超越对方去寻求,并获得美丽挺拔的姿态”。这是自然的法则,沅江人应当遵循着这自然的法则,让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目的性高度统一,创造出人间的桃花源,而形成安然自立型的集体文化人格。这是每一个沅江人该做的事,包括我们离开沅江的沅江人,因为,沅江人爱沅江,沅江人爱沅江的父老乡亲。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
蒋捷用听雨这同一件事,来表达了他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不同心理境界的变化。我虽未步入老年,但我经历了少年、青年,而今迈入壮年的行列。青少年时期的懵懂、好玩已随时光一起远去。青少年时期,我总是自己宽慰自己,就算我一事无成,我还有明天,用加法活着,一有时间就泡在牌桌上。壮年的我常常抬头看将要西斜的日头,感觉许多的事我还没有做,正在做的我还没有做完,而日子已经过了一半,生活的态度自然地发生了变化,从用加法生活到现在学会用减法生活,每一天,于我而言都很珍贵,一些事等着我去做,一些人等着我去爱。我向来是不拂朋友美意的,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你某种程度上的拒绝,是不愿意给朋友增添麻烦、负担而讲客气,但从朋友的角度来看,他再三相邀的热情相对于你的拒绝而言,是逆意的冰凉,而不是顺意的温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盛情难却”。
盛情难却下的相邀所做的具体事情,却是会反映出文化人格的多重性的。文化的产生依据自然和目的性,在不同的地域生活的人类,当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目的性相吻合时便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文化。文化往往会形成一个区域的集体认识,这种集体的认识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侵入,这种文化会很难改变,而沉淀为文化人格。
每次回老家沅江,我总是看不懂一些事:沅江的经济并不发达,许多的企业倒闭了,失业人数剧增。但大多数的沅江人从早晨起来就泡在茶馆里打牌,成天不做事,晚上泡在KTV里夜夜笙歌,凌晨后泡在漫酒摊子上清谈;抽的烟是软芙蓉王,还要一包包地发给这个、那个,来了个把朋友基本不在家里做饭,成天下馆子。这样的一个县级市,遍地都是茶馆、KTV歌厅、饭店。茶馆是品茶的地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棋牌室;KTV歌厅是偶尔的自娱自乐、心情放松的地方,变成了经常发泄、放纵的地方;饭店变成了家庭厨房。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沅江,这种消费力到底从哪里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就像是我们这一代人踏入长沙的酒吧文化一样,听着震耳欲聋的RAP音乐,面对摇头晃脑、扭动身躯的少男少女,呼吸着烟雾缭绕、酒味刺鼻的空气,你只能耸耸肩、眨眨眼、正如一首老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想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些文化的阵痛,不同文化的碰撞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个文化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内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人格。我们允许文化的多元性共存,但形成像沅江一样的集体文化人格确实很不正常。我不理解这种不正常,但我内心非常地渴望我的老家沅江能转化为一种安然自立型的集体文化人格。这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就是东晋著名文学家,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村人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人格。
如果有沅江人看到我写的这篇博文,也许会笑我是疯子,桃花源里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非常可笑的落伍和悖时。但沅江人看看桃花源里桃花村人的生活:“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沅江人想笑的表情是否会凝固?桃花村的人们虽为避“秦时乱”躲进桃花源,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人人种田植桑,饲养牲畜,自给自足,相互和睦相处,生活怡然自得。从象形文字来考证现今社会所提倡的“和谐”,“和”就是人人在种田,“谐”就是人人有话讲。一切的奢侈铅华究竟有多少真正意义?人类的终极目的就是人人都在做符合自然的事,让人的目的性和自然的目的性相统一,而形成桃花源里的安然自立型集体文化人格。
正如哲人康德所言:“犹如森林里的树木,正是由于每一株都力求摄取空气、阳光、雨露,于是都迫使每一株树木都要超越对方去寻求,并获得美丽挺拔的姿态”。这是自然的法则,沅江人应当遵循着这自然的法则,让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目的性高度统一,创造出人间的桃花源,而形成安然自立型的集体文化人格。这是每一个沅江人该做的事,包括我们离开沅江的沅江人,因为,沅江人爱沅江,沅江人爱沅江的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