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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囊羞涩捉襟见肘
俗话说，在商言商。这一回，一向精明的老孟却在湍急的涡流中忽略了这一常识。国内媒体报道遍地开花，英国、美国、丹麦等海外媒体也跟踪报道，山寨春晚成了家喻户晓、炙手可热的文化事件。商家嗅出了商机，也在蠢蠢欲动。“花大价钱做广告，也没掺和到山寨春晚里得到的宣传力度大。”于是，企业、文化公司、电视台、网络等纷纷表示愿意给予援手，前来谈判合作的人一拨接着一拨。
12月18日，老孟踌躇满志地召开了一次媒体通气会，会上宣布山寨春晚将在贵州卫视播出，贵州卫视还将提供演播大厅及录制现场等相关技术上的支持；而腾讯网、悠视网也将在网上同步直播。“那一段时间，我跟企业谈，朋友也帮着谈，差不多谈了100家，有些还是大中企业，当时表示给什么的都有，像设备、技术、钱、帮助打通关系等等。”然而，几天后，随着贵州卫视宣布退出，腾讯网、悠视网也退出了，蓦然间，老孟陷入了僵局，当初很多答应出手援助的企业都开始望而却步。到了该花钱的时候，没承想资金链却断了！
记者曾前往山寨春晚驻扎的大本营九华山庄探班，亲眼目睹过老孟的窘境。来自汶川灾区的羌族演员代表，为报不了交通费而堵在办公总部门口。“说好了包食宿和交通的，可到现在也报不了。”演员周某带着情绪说。老孟则一脸愁云：“31个人，4万块钱，现在真拿不出，正在想办法找资金。”10分钟后，记者约老孟父亲聊聊，这个主动前来帮儿子干点杂务的老人，负责每天的订餐。“知道了，你再等等，一会儿给你钱。”他刚挂了电话，老人摇着头无奈地说：“催着要今天的盒饭钱呢，2480元，一天的饭钱就这么多。老孟的妹妹已经给了他3万块钱，我这次又给他带来1万元，都贴进去了。”
彩排(录播)当天，由于租场地的钱没到位，人家断了电：“不给够钱，灯就不开。”据负责财务的郭金透露，原本准备了3万元，彩排前一两天，又报销又买东西，只剩下几千元了。“大家东拼西凑，去几个银行透支信用卡，总算把钱凑够了，下午3点开始了彩排。”
12月中旬，“山寨春晚拉到百万赞助”的报道一出，“圈钱”的谴责之声不绝于耳。由于老孟进行商业谈判每每回避记者，山寨春晚的账目也从来没有公开过，以至于不少人都在猜测老孟究竟赚了多少钱？
“澳亚卫视、澳亚网播出，没卖一分钱，只是想有个平台把节目展示出来。网上说，‘山寨春晚’要出光碟赚钱，这也是没影的事情……”一直对财务闭口不谈的老孟终于在山寨春晚落幕后给出了一个账目清单：九华山庄在职工宿舍提供了所有演员的住宿，上下铺，一个房间6个床，但所有的被褥枕头等床上用品要剧组自己买，另外，宾馆还提供了一个办公地点、一个排练房间；有个酒店曾提供两个房间供剧组用了4天；一家租赁公司提供一辆20座旅行车用一个星期；某慈善家出了2万7千元帮助解决四川羌族演员的交通费用；有三个人看着剧组很困难各给了2000元钱，共6000元钱；还有公司帮做网站、提供网络空间、免费租用4台电脑；某网站老总帮助协调九华山庄和慈善家的援助……
“我自己往里搭了10多万元。最难时，我想到了卖车，花7万元刚开了几千公里的车抵押出去，人家只答应给1万元现金。我也咨询了房屋中介公司，再不济只能卖房子了。”这就是人前风光无限的山寨春晚，背后陷入的经济窘境。
业余班子临时拼凑
热情有余专业不精
北大教授陆地曾说：“老孟是个象征性人物，他的价值是创意，山寨春晚要想搞出高水准，背后必须有一批艺术智囊。”然而，山寨春晚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专业素质的智囊团。
“最后几天我几乎都是趴在办公室桌子上睡的！”“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换衣裳了！”“没钱太难了，我自己搭进去了1200元！”“录播那天连饮用水都没有了，我掏钱买了两桶水。”……这些都是“山寨春晚”核心人物不经意间向记者流露出来的。试想，有多少专业人士在春节这个“大忙季节”，愿意毫无报酬、搭时间、搭精力甚至还要搭上财力来干这样一件事情呢？
山寨春晚大幕落下了，老孟再也不“唱高调”了。他坦言，从事婚庆公司，他认识了一些演艺界的朋友，但大家都不想介入，仅是观望。“我对外说有10个人在筹备，其实那时只有我和女朋友。后来，喜欢创作的鄂严生来谈他的节目，我就动员他留下来帮忙，我们仨就在立水桥婚庆公司办公地点从网上下载、审看节目。”老孟毫不回避自己不喜欢艺术也不懂艺术。后来，歌手丁嘉伟担当了整台晚会的艺术总监，全盘掌控节目。模仿秀李虎的经纪人牟春林、歌手叶鸣(韩红模仿秀)成了“艺人统筹”，做教育培训招生的庄岩成了“大内总管”，音乐人杨志平掌控导演组……满打满算，山寨春晚的核心人物也不过10人。
“1月8日我到北京，剧组完全没有详细分工，就像一盘散沙，9日，内部会才有了大致的分工。由于人少，我们一个人要干好多项工作，我嘛，演员的吃喝、活动编排、节目审核、联系彩排场地等都得管。”牟春林说。老孟也不回避：“由于人手和网络技术问题，有一些节目没收着。”他承认，一些有点儿名气的人在跟他们接洽时“托大”，他们干脆放弃了。还有人出路费邀请他去外地审看节目，由于人手不足、时间耽误不起，也放弃了。“我们每天都从网上接收节目，一共看了六七百个节目，通过视频音频传输过来的就有300多个。”
山寨春晚的核心成员都没有组织大型晚会的经验，以至于彩排(澳亚卫视播出的就是这场录像)那天，竟然连对讲机也没准备，找演员只能靠喊。直到下午3时30分，他们才押了3000元租来6部对讲机。最早进入智囊团的鄂严生说：“其实，我们这些志愿者都很投入，主观上都想把这台晚会做好，但毕竟大家都没有组织大型晚会的经验，管理上比较混乱。如果再举办类似的晚会，一定要提高艺术水准，再一个就要提高组织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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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难而上令人感动
从某网站转播的山寨春晚的节目看，开篇的“沙画”，艺术地勾勒出2008年奥运会等事件，同时也用沙画这种艺术形式写出了“山寨春晚2009”几个大字。开篇倒也新颖。东北模仿秀李虎用语言模仿赵本山、范伟、曾志伟、黄宏、王刚等，也算得上惟妙惟肖。北京华仁少林武馆学生表演的舞蹈《佛手》，有千手观音之神韵又多了一份刚劲。济公绝活“童子功”让观众目睹了骨如绵的神奇……坦率地说，整台晚会灯光舞美比较简陋，艺术水准也显得粗糙，音乐旋律谈不上优美，小品的包袱也不那么逗乐，但值得肯定的是，山寨春晚的节目几乎都是原创作品，而草根一族那种勇于圆梦和绝不放弃的精神也令人感动。
有张见诸报端的照片让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山寨春晚演员韩祖荣拿树枝当话筒练歌。老孟直言，他唱得并不是很好，山寨春晚有些节目也不是因为节目质量上乘才被选中的，而是想在立意上打感情牌。“他和妻子在北京打工卖豆浆，他有一个也就值60元的MP3，这里面录了他每天练的歌。”韩祖荣从小就喜欢唱歌，动不动就爱自己创作，但他妻子认为挣钱比唱歌重要。他曾偷偷花2000元录了一首歌，但山寨春晚要拍花絮让他换身衣服，他却只换了一条裤子。“我只有两条裤子，没的可换了。”他跟妻子发誓，只要这次让他参加山寨春晚，实现自己心中这个梦想，以后可以放弃唱歌。山寨春晚剧组接触到的演员和节目，像韩祖荣这样执著的草根并不鲜见。
在九华山庄职工宿舍外的操场上，记者目睹了这样的情形，在呼啸的北风中，北京棍舞组合的演员们穿着单薄的衣服练起了双截棍。“因为还要有舞蹈动作，穿厚衣服不行。”说这话时，他们冻得红扑扑的脸上却漾满了笑意。
有“东方车王”之称的周长春因为会开车，不仅是山寨春晚的演员，也担当起拉货、送人的任务。他说，自己是一汽的售后客服人员，由于常年骑车上班，练就了“车技”绝活。“提到车技很多人会想到外国极限运动那种小轮车表演，我选用的却是自行车，我喜欢车技已经20年了。上山寨春晚就是想让全球人看看咱中国老百姓自己独创的绝技。”
老孟透露，山寨春晚原本是想配上演员的感人故事与现场表演穿插播出的，但由于经费不足，技术条件不允许，没能如愿以偿，也使得晚会为观众设计的“动情点”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当记者询问老孟搞山寨春晚的初衷时，一旁的老孟爸爸一针见血地说：“他是被媒体推到风口浪尖，上去下不来了。”嘴硬的老孟却并不承认自己最初办山寨春晚只是一个单纯的想法，到后来被推着越做越大，最终发展到无法掌控的局面。但不经意间，老孟也说走了嘴：“我曾打算，最差只收北京的节目，可以免去交通食宿费用，我也做好了担当晚会主持人、摄像的重任。”很显然，从老孟的财务账目上看，他办山寨春晚纯属赔本赚吆喝。但赚来的知名度，却并非能用巨额广告费所衡量。其实，无论成功与否，这场演出都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幕。
解玺璋
春节读报，发现有关“春晚”的消息特别多。关于“春晚”的名目也多起来了，除了央视春晚，还有老孟的山寨春晚、中原山寨版春晚、广东山寨版春晚、深圳山寨版春晚、中国大学生山寨版春晚等，仅天涯社区就同时推出两台“山寨春晚”，这些春晚虽然都冠以“山寨”的名目，但别无他意，只是说明，它们都来自民间自发的创造。
除此之外，还有北漂族群自办的春晚，湖南网友自办的“酱油春晚”，不少社区居民也自办春晚，甚至还有家庭办春晚的，Z59列车千余乘客也在火车上自办了春晚，据说，自办春晚在某些乡村已经成为新的流行时尚。
一直有春晚或是新民俗的争论，是或不是，吵得不可开交。了解一些民俗本质的人应该知道，民俗是自发的文化的积累和积淀，而非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生产活动。20世纪以来兴起的工业化的娱乐生产方式，以其强有力的垄断性、整体性和强大的覆盖传播功能，每时每刻都对传统民俗构成威胁，侵蚀和挤压它的生存空间。但它并不创造新的民俗，而只是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
其实，传统民俗往往是和农耕文化相联系的，它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自发的农业生产方式，另一个是宗法的社会关系。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两条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植于农业文明的春节民俗有很多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所以，新民俗的形成就显得特别的迫切。春晚被认作新民俗，背后是有这种社会心理需求做依据的。
不过，既然是民俗，就不是单向度的消费过程。民俗是需要全民参与的，这种参与也不像发个互动短信那么简单。譬如说，大年三十吃饺子是民俗，那是要家家户户人人动手包才作数的。如果由哪个部门统一包好了发给大家，简便倒是简便，也就失去了过年的快乐和意趣。春晚也是这样，作为新民俗的一种，它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绝不只是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春晚的创作中去，使自己变成春晚的一部分。今年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春晚，显示了民众创造力的旺盛，也使我们看到了春晚成为新民俗的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老孟的山寨春晚没有播出也并不遗憾。它只是众多春晚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民俗所赋予的自娱自乐的目的和意义。我相信，明年春节，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春晚这个新的民俗活动中去。这些春晚将成为央视春晚的有力补充，就像历史上朝廷要在这一天祭神驱鬼，而寻常百姓家里也要请神祭祖一样，它们构成了这种新民俗的完整性。
民俗是无需包办的，与其由央视一家办，不如全民参与一起办。毛泽东同志说过，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他说的是办工业，办春晚，闹除夕，又何尝不是如此。
记者手记
早就与老孟相约，彩排时一定说一声。1月22日下午两三点钟，记者打电话给老孟，话筒那边传来音乐声，“哪天彩排？现在正彩排吗？”听到记者的询问，老孟回答得很坚决：“24日才彩排呢！”可到了晚上五六点钟，老孟竟打来电话，“现在正彩排呢，在和平西桥胜古庄社区的一个礼堂里，要现在赶来还能看到几个节目。”记者赶到时，只剩下几个补录的节目了。记者尝试采访几个挂着工作证的工作人员，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办这个晚会太难了，具体的你跟老孟谈吧。”言下之意有“纪律”。老孟和记者几乎玩儿开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刚刚同他谈了不到一分钟，电话来了，接完电话又被别人拉走了，等了半天，说了没两句，又被演员们簇拥着照相，这个照完那个照，之后，电话又来了……前后足有两三个小时，可与老孟交谈竟不超过5分钟。这里面，既有老孟作为剧组“核心”较忙的客观因素，也不无借故回避和拖延记者采访的主观动机。
次日，记者与老孟约好前往九华山庄山寨春晚大本营一谈，办公总部的工作人员全都像嘴上贴了封条一样：“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去问老孟。”“昨天彩排的节目单不能给。”“彩排的录像也不能看。”老孟成了唯一的新闻发言人。这时的他，言谈举止格外小心谨慎，生怕有什么疏漏。“昨天只是彩排，大年三十当然要直播啦！”而有的演员偷着告诉记者：“好多演员都走了，不来了。”记者真是一头雾水。
大年三十中午，老孟告诉记者，那天的彩排其实就是正式演出，除夕夜山寨春晚改成了内部联谊，并把地点选择在北太平庄附近的洗浴中心。对于自己的出尔反尔，他一脸无奈：“那天彩排真不敢告诉记者，真怕一旦泄露出去，场地灯光舞美花销4万多，有点偏差就全泡汤了。”他承认，彩排那天已经决定山寨春晚录播了。
除夕晚上，记者赶到在水一方洗浴中心，只见老孟在大堂内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记者告诉他，下午登录澳亚网，网速太慢打不开，他忙说，一会儿内地也会有网站播出。晚6时，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中国土地流转网可以看到，而当记者晚7时30分准时守候在电脑旁时，点击网页却始终是一个播出山寨春晚的视频窗口，并没有节目播出……
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狂轰乱炸，山寨春晚会不会演变成一个广为关注的文化事件？老孟承认，记者们高频率、大版面的报道帮了他特大的忙。不过，随着山寨春晚从倡议到具体实施，尤其到了后期，各种麻烦相继出现，他开始对媒体也存有戒心，生怕哪一句说走了嘴，导致负面消息出现，影响山寨春晚的前程。
但是，应该看到，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就不会有老孟这些人和千百万网民兴办山寨春晚的梦想。从这点上看，这台春晚作为一个艰难开局，远比湖南台挟省台之利全面运作的“超女”，更有“草根文化”的代表性与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 赵文侠实习生 江伟硕
湖南知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