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春运（2）

   当年我父母亲在官渡汽车站工作。官渡从地理位置属东乡的中心地带，从浏阳到张坊、上洪、小河、东门、白沙都要经过官渡。由此官渡汽车站的经过车（客车、货车）相对来说比较多。很多民工在张坊、东门没乘上车就走路到官渡来乘车，这就加重了官渡汽车站的春运压力。那时官渡站有四个站务人员，春运科室人员下站三个，七个人忙得团团转。我那时十六七岁，半大小伙子，也义务帮着验票、上客、装卸行包。

   七五年寒假，我从学校回家，刚放下袋子，父亲就安排我装行包。天下着毛毛雨，客车顶上溜滑溜滑。我也毛手毛脚图快，脚上又穿双回力鞋。装完就想从车顶上往下跳，结果脚下一滑，失去平衡，从车顶上掉下来，那时年轻反应快，迅速勾头抱膝团身，竟奇迹般双脚着地，没受一点伤！旁边的人都吓出一身冷汗！我自己也拍拍心脯摸摸脑壳————嘿，命大！

   那时候汽车票也象现在的火车票一样紧张，一票难求啊。正班车一到，大家一窝风，管你有票没票往车上挤，大人叫，细伢子哭，实在挤不下了就车门一关，冒买票上了车的补票，买了票冒上车就只好坐下一班。最紧张的二十八二十九两天，甚至请公社武装部派民兵来维持秩序。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开后门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前几天鉴于民众排几天队都买不到火车票而黄牛党猖獗，针对媒体的咨询和总书记“动动脑筋”的鼓励，铁路部门几次正面应答：铁路部门员工绝对没有倒票的，我们的售票员上班严禁带钞票和手机，云云……，这里不评论是实与否，当年官渡站安排汽车票就大有后门，这些人的票是要保证的：肉食品站的屠夫、供销社的经理、医生、区、公社的几个主要头头、林业站站长。这些人当然是坐客车，不会安排他们坐晃来晃去肮脏不堪的货车。

   还有一个群体————知识青年，我父母是特别关照。我父亲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革命军赴缅远征军汽车兵团的驾驶兵，开过美国道奇（十轮卡）、苏联嘎斯等车，并会一手修理技术，他的驾照上写着“可以驾驶所有机动车辆”。解放后转为技术干部，那些司机对他非常尊重。知青没有钱买票，并且好多知青还是他老同事的崽女，一来就熊伯伯、熊妈妈的喊起亲甜，伢妹子要回家过年，怎么办，拦货车。那些货车司机没有不服行的，本系统的车不管能装不能装都会停下，外单位的车也有好多愿帮忙的，如省粮运大队的车。还有达浒部队农场的军车，有时顺便也带几个走。

    "开后门"是中国人特创的名词,时代的变迁也变革了"开后门"的手段和含义.

   公路春运，特别是浏阳诸乡的春运从未涉足也很少听说。经事务长这么一提，能感觉到当年“民工潮”的秩序井然和有助。现在毕竟是人满为患，领导或有关部门即便有心，也是顾此失彼啊。

   在浏阳的时候，也常坐班车。1-2号座位肯定是留给区上干部的。至于关系后门嘛，当时我们这号愣头青，只能望尘莫及。

   好在浏阳的交通一直还方便。当年我就搭过印有“湘林”，“湖南粮运大队”的便车，有粮站或者供销社的经历打个招呼，我们自己是无需破费的，最多一根烟。

   中国人历来讲交情，熟人好办事无可厚非，还有一句“出门靠朋友”嘛。“初级阶段”有多长，这样的后门也会开多长。

一票难求，所以开后门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