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第一次在队上过年
69年春节，因为刚下放才个把月，加上路途遥远，囊中羞涩，尽管心系家人，这个年笃定是只能在农村过了。长到这么大，19岁，还是生平头一回远离家人在外过年，心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抑郁。
我们队三个知青，HSK、LZS和我，当时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而以我为最。偏偏那时的我又是一个极其感性、书生气重（其实书读得并不多）、容易感时溅泪，触景生情的人，看到我们一付王小二过年的寒酸相——肉也没有，鱼也没有，从家里带来的一点东西早就消耗殆尽，只剩下豆豉一类的“耐用消费品”，真是又气恼，又沮丧。农民们又杀猪又打粑粑，热气腾腾，年味十足，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
大年三十。我坐在房里，正在独自感受着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的悲惨意境，忽听得二队的知青YYQ女士爽朗洪亮的喉咙，原来是她代表二队请我们到她们那里过年，“看你们咯付造孽相罗，做好事，过克算哒罗！”这一下我太高兴了。我不晓得也懒晓得两位老兄的心思，他们愿不愿“克”我不管，反正我是要“克”。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我实在不记得他们那天“克”冒“克”了。
反正我是满怀着对一顿美餐的无限期待兴冲冲地跑到二队，其实不到两里路，转个弯就到了。
二队五个知青，三女两男。三女之中，两个初三，一个小一点（不好意思，忘记她是初一还是初二的了，好象是初二？），两男之中，一个初二，另一个正宗是小不点。三女既有“知识”上的优势，又有人数上的优势，因此理所当然地建立起“女权王国，”二队知青屋的“政经大事”均由她们说了算。所以提到二队知青，应该说“她们”而不是他们。事实上她们也确实非常能干，插队还不到3个月，该受的“再教育”早已受妥，一个个锻炼得手麻脚利，心红志坚。其实有“能干婆”当家，两男坐享其成，干活不累，顶多做点呆事，担担水劈劈柴什么的，象小铁梅一样，那才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呢。
果然，到了二队知青屋门口，一眼就看见初二的C胖子在院子里劈柴。他看见我后，咧开嘴笑着说：“来了？”一付幸福满足的样子。
C胖子身材高大，长着一张北方人的大脸。但我至今不晓得他到底是东北的还是河北的，感觉上应该象山西的，我只听说他父亲是南下的。平时他给人一种不卑不亢的感觉。
我进了厨房，看见小抠——她们给小不点起的外号，正蹲在灶前烧火；火没有弄好，他有点狼狈不堪。几位女主人正在忙活，切的切，拌的拌，炒的炒，毫无疑问干的都是技术活。边打招呼，边看着她们从容不迫做事的样子，我忽然想起第一天到寨牙时的的情景。那天我们冒着雨从靖县城里走了50里路到了公社，又累又冷，坐在公社礼堂角落里歇气，正在想到生产队禾什走罗，行李冒到禾什搞罗，就听见YYQ一声惊喜的招呼，抬头一看，正是她们三个并排站在我们面前：戴着斗笠，卷着裤腿，面含微笑，英姿勃发——那一瞬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并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饭菜很快就上了桌，相当丰盛，好象还有几个月前从长沙带来的东西。也只有她们才懂得细水长流啊。大伙儿围席而坐，但还是少了一样主要的内容。就在此时，C胖子摸出一个医院用的“盐水瓶”，我一看心里就乐了：拍满一瓶的白酒啊！C胖子笑着对几位女主人说，“今天是过年，而且是下乡第一回过年，而且是第一回在乡里过年，而且又有客自三队来，应该洽点酒，是啵？”三女只是矜持地笑了笑，意思是情况特殊，可以批准。于是我们两个就觥筹交错起来。我发现C胖子是个健谈的人，好象晓得很多事。他身上有一股成熟的北方汉子的味道，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让人觉得很舒服。三杯入肚，我的话也多起来，时忧时喜，乱说一通，神经兮兮不晓得自己讲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就是C胖子后来不洽酒了，他只跟我倒酒。我估计他洽了3两，其他的7两都让他灌给我洽了。反正我看见三女咯咯地笑，看见小抠张开嘴巴望着我，看见C胖子那张露出“阴险笑容”的胖脸，他的嘴巴在不停地翻动，我的耳朵里哄哄的听不清他说什么，我只觉得那一口口的酒越来越甜。后来我终于意识到我洽醉了。
这时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我不能够在这里醉倒，我要回去。”于是我竭力镇定自己，站起来，尽量有礼貌地对大家表示感谢并告辞。我注意到她们和他们都关切地问有事没有，要不干脆莫回“克”了。我说冒得事，放心。我出了门，快步冲下台阶，上了通往三队的青石板路。酒往上涌，我压抑着不让自己吐出来，一路狂奔。此时天已渐黑，路面快要看不清了，一股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悲哀笼罩着我，这是一种极度自怜的感觉。好在我马上就到“家”了。我冲进了知青屋，大喊一声“我要死了！”我来不及上楼去我的房间，而是顺势冲向堂屋右侧的一间空房，里面有一张垫了稻草的床，我往前一扑，一头扎倒在稻草中……
就这样沉沉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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