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温总理：

    1月24日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3日下午进行第11次集体学习的消息，胡锦涛书记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努力扩大农民就业空间。

    在统筹城乡劳动就业问题上，值得和农民一样关心的，还有一个不该被遗忘的群体，那就是千万老知青家庭，这是一个曾与中国三农问题有过千丝万缕关系的边缘社群。

    老知青指上一世纪50-70年代上山下乡的一代人。我国曾以政治运动形态推行上山下乡30年，人口统计数字约1700万。当初为了统筹此事，国务院曾经专门设置了一个部门叫做“知青安置办”。当时一人下乡，全家援助，1700万知青家庭没少给下乡的孩子寄物寄钱。

    30年改革沧桑巨变感同身受。尽管在人生承载失学、失业、晚婚、下岗等一系列“使命”后，知青生活有所改善，但今天老知青家庭中的新大学毕业生再次遇到就业问题，本就在各个历史阶段一直与国家共克时艰的一些老知青家庭无奈则遭遇“啃老”。针对知青家庭存在的“失业链”隔代相扣问题，针对这些老知青家庭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国家能否专门设置一个“知青创业办”来帮助他们呢？以民为本说创业，能否把解决这个问题与新农村建设联系起来，在中宏观层面上通过“政府这只手”就知青与“新上山下乡”做一个科学整合？

    我给总理写这封信的时候，注意到了2008年4月23日总理给浙江大学学生的回信，也注意到李源潮同志同年5月5日给大学生村官的回信。我想，这与1973年毛泽东主席就“无米之炊”给李庆霖的回信和1982年胡耀邦同志就萧芸信访解决知青农龄转工龄所作的批示，已然是时过境迁两回事。

    针对原有“上山下乡运动”遗留问题，中央多次调整知青政策，迄今为止关键词都是“补偿”两个字。我们应整体审视的，不是高端受益层面而是低端人群的生存状态。当国家成熟、社会文明、历史进步之时，对待老知青，我们完全可以考虑怎样由一般政策补偿改革为历史机遇的补偿，把所谓“社会包袱”转化为国家发展新经济的存变量资源。

    当初全国上山下乡知青1700万人，现在组成的知青家庭应在千万以上，这些家庭多数都有“新知青”隔代就业问题需要解决。统筹城乡劳动就业，不愿做“啃老族”的当代新知青是也一个大数，出路恐怕绝不在少数人传说的“北漂”，也不在于象农民工那样的“进城”。

    “新上山下乡”正在呼唤有效的政策引导。比如历史上国家财政部曾经出台文件，“根据中央（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的规定，经与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研究同意，为安置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而举办的知青场、队和以城市上山下乡知青为主而举办的生产基地免交税利”。如果现在国家有一个知青“创业办”，出台如前述优惠条例的政策，鼓励知青家庭成员集约资金、文化、技术、信息，组团投资如“乡村游”，下乡开办“快乐老家”等类项目，其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空间远比制定许多政策单一扶持大学生和农民工参与“进城”竞岗生存要大得多。

    近年的“新上山下乡”信息是，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２００８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１０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就“新上山下乡”而言，相对于千万个知青家庭来说，１０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一个绝对小数，也并非市场机制。网络上有言论称当初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不算社会综合投入，耗散国家成本200亿元，而未能实施新农村建设方略，令我国经济发展失去了一次历史机会。这则可能很幼稚的言论提醒我们，如果今天国家再投资200亿元，针对知青家庭，将新老知青失业链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方略捆绑起来，可激活的社会投资应是一个极大的增变量。当时一人下乡，全家援助，1700万知青家庭没少给下乡的孩子寄物寄钱。如今新知青下乡创业，也一定会拉动社会综合投入。相对于现今我国农村青年整体文化素质，新知青作为高学历劳动者参与上山下乡，叠加老知青的高经验值，流转观念、创新模式，提质整合，其于和谐城乡、富民强国的社会贡献力不可低估！

    30年前“闹返城”，30年后“闹下乡”，位卑未敢忘忧国――老知青有很深的“知青情结”，多年来许多地方老知青都在自觉开展返乡回访活动。湖南老知青胡子敬等人通过加工辣椒做了一个“辣妹子”项目，以农工贸产业链的运营引领“新上山下乡”。本人和一些老知青一直在湘西做“景区依托型”的乡村游项目，内心深处对“再次”上山下乡体验充满愉悦。知青上山下乡在中国实属百年史话。左宗棠新楚军西北屯垦－－其友杨昌浚写过一首诗当算是最早的知青礼赞－－“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弟子漫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未因春风渡玉关。”不同历史时期，知青上山下乡性质不同。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如晏阳初、湘西如陈渠珍，都曾倾心过“上山下乡”！而上一世纪50年代初，志愿军归国，王震将军主创新疆建设兵团和后来到董加耕、邢燕子、侯雋以及我们这一代，是“湖湘弟子漫天山” 的延续。今天，一般说来，千万知青家庭要组合“志愿者”团队参与新农村建设，个人只要有陶渊明的情致即可，而建功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更有范仲淹的胸怀和肯德基的坚毅。

    2009年1月26日，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刚刚过去，在牛年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我给总理写这封“鸡毛信”，顺此给总理拜个年，祝愿我们民族兴旺、国运昌盛！

                                                                                                                                            一湖南知青

                                                                                                                                              2009.1.26

    “相对于现今我国农村青年整体文化素质，新知青作为高学历劳动者参与上山下乡，

  叠加老知青的高经验值，流转观念、创新模式，提质整合，其于和谐城乡、富民强国

  的社会贡献力不可低估！”

   楼主讲得很有道理。

新上山下乡时代
10万学子将任职“广阔天地”

      2008年3月24日，天涯网“天涯杂谈”上的一篇帖子《新“上山下乡时代”全面来临，中央将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这是诗人食指描述当年知青出发时的场景。出发时是富有诗意的，然而过程和结果却异常现实和残酷。

　　近40年过去了。今天，一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上山下乡”在2008年中国大地上悄然启动。新华社的消息说：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

　　刚进农村

　　新奇，感觉有事可做

　　去年，南京市第二次招聘大学生“村官”。上一次招聘是1999年。

　　1999年，南京市共面向应届大学毕业生招聘了108人，主要的职位是村委会主任助理、村党支部副书记。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工作人员介绍，1999年招的这一批，一直在岗位上坚持下来的，身份都由合同聘用转成了公务员。一些人已经由当年的助理、副书记变成了如今的乡镇一级的领导层。

　　这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报考“村官”的热情。

　　“大学生做‘村官’是一件新鲜事物，去基层锻炼，接触农村，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历练。”毕业于南航计算机系的虞磊，去年报考了栖霞的“村官”。被录取后，刚到栖霞靖安，虞磊觉得到处都很“新奇”，“这是一个可以倾听民声的地方，感觉有事情可做。”

　　“南京市去年以自愿报名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到了41名应届和往届大学生，去了南京市41个村任职。”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介绍，“大半年过去了，从收集到的情况看，这些大学生总体状况是很不错的，到村里后改善了村里的组织结构，将自己的专业化知识带到了村里，在村里发挥了一定作用。”

　　尝试创业

　　办“7人羊”养殖场

　　2007年，江苏省共选拔了1011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到苏北经济薄弱村当“村官”。所谓经济薄弱村，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发展不好的村，而这些地方却很需要人才。

　　在宿迁毛集村任“村官”的曹文阳最近想出了一个创业的点子，那就是创办一个养殖场。他感觉如果直接去做工业不太可行，而且资金有限，决定先从小规模的养殖场做起，喂养几十只羊，有杂交的波尔山羊，还有本地的家羊。

　　他准备给养殖场取一个独特的名字“7人羊”。对此，他解释道：中扬镇有7个大学生村官，资金是7个人共同筹集来的。

　　激励措施

　　鼓励大学生当“村官”

　　全部事业编制、办理保险、定向招录公务员、考研加10分……这些优惠政策是为江苏省1011名当“村官”的大学生专门制定的。

　　对于新“上山下乡”的提法，省委组织部高颜表示，与过去根本的不同在于，时代背景不一样了。这些选拔出来的大学生“村官”，省领导都很重视。为了更好地让他们在岗位上发挥出自身价值，省里将进行一系列密切的跟踪、培养。快报记者 戎华

　　大学生“村官”：我们并不是农村的过客

　　星期五晚上。新街口。南京雨花台尹西村的“村官”张超和江宁秦淮社区的“村官”傅杰进城了。

　　张超到了约定的采访地点，远远地看，他跟这个城市并没有隔阂。摊开一只手掌，张超说，其实自己很少进城的，一个月来的次数，五根手指绝对数得过来。有的时候，一个月一次都不来。

　　回到本乡本土做“村官”

　　1985年出生的他，去年从淮阴师范学院毕业，专业是法学。去年，南京市公开面向社会招考“村官”，他顺利被录取，分在雨花台尹西。尹西是他的家乡，能回来工作，他很高兴。

　　2007年9月17日这天，张超正式到岗报到，职位是村主任助理。从家到村办公室，走路10分钟，上下班很方便。出去念了几年大学，村里有些人不太熟，花了一周的时间，他强记了村里一些人的名字。作为土生土长的尹西村人，在自己家门口工作，自然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从9月份到岗，到今年3月份之前，概括这6个多月所做的工作，他用了“打杂”这个词，填表格、打字、复印、端茶递水什么的，都做。感触最深的事情是2007年的人大换届选举，从前期的准备、张贴公告、组织村民、表格填写、统计数据、上报，一环环工作，一一做完之后，让他工作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成就感。

　　因为委屈，曾经大哭过

　　像张超这种能回到土生土长的农村做“村官”的，毕竟是少数。傅杰是镇江人，在南京念的大学。在去年南京市招考的大学生“村官”中，他年龄上已经属于“大哥”级的了。1979年出生的他，200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毕业后，他在上海南京路的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一份人事管理的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800元，单位给他办了梦寐以求的上海户口。

　　这个时候，他收到了江宁百家湖街道办事处的面试通知。再三考虑下，他还是决定回南京，一是因为在南京上了四年大学，对南京有感情。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份社区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正好对口。回南京后，他被分到殷巷社区当社区主任助理。

　　工作一周后，傅杰的情绪坏到顶点。从上海南京路那样繁华的地方，到南京农村工作，环境的差异让他产生了心理落差。社区的工作是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有的老百姓喜欢中午喝点小酒后，没事就到社区办公室坐坐，发发牢骚，刚参加工作的傅杰成了牢骚的对象。回家后，他越想越觉得委屈，并且大哭了一场。

　　时间让他慢慢适应了这份工作。一天，他在附近复建小区转悠的时候，发现小区没啥特点，他想到了一种可以美化小区的东西——礼花灯。得到领导同意后，他开始行动，一个人跑去商品房小区转悠，把在礼花灯上找到的厂家电话地址抄下来，回来一一打电话给厂家。亮化后的小区，夜晚找到了一点城市的味道。

　　不管以后出路如何，

　　现在多做点事情

　　大学生“村官”的普遍任期是3年，3年后，除了那些自愿留在农村工作的，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农村，重新择业。有人说这些大学生村官是农村的过客，是摆设，但他们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当了快5年“村官”的傅杰说，平常工作直接面对的是基层群众，工作繁琐，“事情不好做，但事情还得做”。当年的同学，有的读了博士，有的出了国，年近30的他说：“只能说，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吧，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我希望自己走好。”

　　快报记者 戎华/文

　　快报记者 赵杰/摄

　　我看新“上山下乡”

　　沈乔生

　　我给一对在南京的大学毕业生情侣算过一笔账，他们来自苏北农村，两人目前工资收入一共四千元，去掉房租、生活费、书报费，所剩无几。他们要在城里买下一套房子，站稳脚跟，真是不易！而无数来自农村或县城的大学毕业生，只要在大城市上了大学，就不愿意回老家了。他们拼死拼活也要在大城市里顽强地生活下去。不少人还怀着蓝色的理想，要把父母也带出来，把农村的根彻底拔出来，栽到大城市中来。

　　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是，千万人竞走独木桥，留给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太狭窄了！

　　现在，国家提出让十万大学生下乡，建设新农村。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三十多年前，我们知青也上山下乡，但和今天不一样。那时，我们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时，我在黑龙江农场，冰天雪地还要去挖水渠，一点没有效果，但就是为了改造思想。即便如此，我们这些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还是带去了城市文明，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

　　而新“上山下乡”是大学生把现代科学知识、新文明带到农村去。他们是主导者。现在的农村，很多年轻人都跑出来打工做生意，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儿童。这些年轻人觉得搞农业没有意思，又苦又赚不到钱，其实这是一种旧观念，和我们提倡的大农业概念有质的区别。如果大学生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再杀回老家，他们会发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据说还有不少优惠的条件。去了就能当干部，有工资拿，考研究生还有便利条件。

　　要是我是应届毕业生，一定会去农村谋求发展。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优惠的条件。现在国际上，农产品大幅涨价，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而中国由于城市人口剧增，农产品涨价更是不可避免。我们已经尝到滋味了，以后可能更厉害。很多人在填高考志愿时，都不愿意填农业，这是片面的，没有从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新的机会。人家不愿意搞农业，我去搞，人舍我取。

　　当然，大学生到农村去，会遇上不少问题。土生土长的或许好些，城里去的可能困难更大些。农村的生活、卫生条件不如城里，这是无疑的。而且，它的人文环境也比大城市差，走后门找关系，都会存在。对于追求精神生活的青年人来说，可能是个缺憾。但也没啥了不起的，建设新农村，不光是提供粮食，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农村的新文明。

　　我想提醒的是，大学生去了就是一个小官，可不要学会当官做老爷。<--/enpcontent-->

《今参考》2008年第8期摘录:新“上山下乡运动”2008年5月

新“上山下乡运动”2008年5月.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有关部门确定，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O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

联系到近几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大学生面向基层、面向西部就业的政策，不少人认为.新一拨知识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的热潮开始涌动.甚至有人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9运动”.感叹新版“上山下9时代”已经来临。

新“上山下乡时代”真的来了吗?

人们做好7心理准备了吗?

这场新“上山下乡”热潮与40年前那场影响了1700万知青命运的政治运动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

它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40年前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城市人¨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扶从1962年起，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部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1966年“文革”爆发后，这项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的事业结合起来的重大措施.很快演变为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还被赋予了以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使命。这场运动使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中国国情的基本面，许多人经过努力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领导骨干，但更多人则将自己的青舂洒到了边疆、草原、农村。

与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简单相提并论40年后的今天.大学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到农村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压力。

这一点与40年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背景极为相似。吸引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选择。此其一。其二.让应届大学生到基层锻炼，在改革、建设的第一线和艰苦的环境中了解国情、砥砺品格、增长才干，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其三.应届优秀大学生来到农村，会给农村基层带来新鲜血液，会在基层管理中产生“鲇鱼效应”，有利于优化基层公务员队伍结构、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和基层治理水平。其四，从2008年中组部动员10万名应届大学生到农村任职，是为“培养造就经过基层实践锻炼、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布局的，甚至可以解读此举是为着眼于培养下一代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来布局的，其意义极为深远。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与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简单相提井论。与40年前涉及l700万之众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当前应届犬学生到农村工作的规模，范围要小得多。^L这个角度来看，仅凭大学生到村任职热潮就断言“新上山下乡时代来临”，为时尚早。

更重要的是，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办法，而不同于过去带强追性的政治动员。

所谓市场的办法，就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发挥了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双向选择、择优录用、期满后可自由择业；所谓政府的办法，并不是延续过去那种以运动的方式、动员青年到农村.而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应届毕业生自愿投入到农村工作中去，比如有些省市规定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可解决事业编制、办理保险；定向招录公务员、考研时可加分；任职满3年的，大学期间的助学贷款可由国家偿还；北京等地还给出了连续两年考核合格转为北京户口、优先录取为公务员、月薪两三干元的较为丰厚的待遇。

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遭遇几大问题，关于“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职”的争论从该政策出台之日起一直没有停止过。

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农村缺什么呢?

不缺人，缺的是人才，缺的是资金、农业技术和信息。

据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具有农学背景知识的很少，具有理学、文学，教育学背景知识的占45％。换句话说.下农村的大都并不是农村急需的专业人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遭遇法律瓶颈。以“大学生村官”计划为例，村本来就不是一级政府，但现在政府安排大学生到村任职，任什么职?首先不能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因为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直¨果直接委派则违法。现在通常的做法是任村委会主任助理、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助理的设定无法可依，因此，不少学者质疑“到村任职”的合法性，因为村委会组织法没有这一职位的规定。

关于新时期“上山下乡”的观点交锋

2006-12-11 09:47:00 中青网

1．原因分析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2月20日，《大学生毕业任村官：413万毕业生的就业出路？》一文中报道：目前大学生的就业日趋理性，开始由大中城市流向小城市、县城，大学生进入基层的行政村和社区，有利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专家武毅英表示，前几年高校扩招，以及大学生就业期望值高等因素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国家出台大学生进入基层就业的配套政策，说明鼓励和疏导大学向基层就业已经“变成长效的考虑，而非短期行为”。按照国家发改委以及劳动保障部、教育部、农业部、民政部、人事部、统计局等部门有关司局对当前就业形势的分析，2005年、2006年，作为高校扩招后的第2、3个高校毕业生高峰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分别达338万、413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预计2006年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考虑到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只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

　　www．rc．com．cn2006年4月8日，《让大学生“村官”生根开花》一文中报道：选拔大学生“村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将改变过去支持农村一定程度存在的“见钱见物不见人”的状况。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辛铁樑介绍说，和全国一样，北京也存在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的弊病。“打造一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已成当务之急。

　　《广州日报》2006年4月20日，王文琦《新农村要“空降兵”更要“本地姜”》一文中报道：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农村基层人才匮乏，已成为农村发展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将为农村输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

　　《半月谈》2006年第6期，李钧德、葛如江《农村干部崛起新生代》一文中报道：2002年以前，湖北省鹤壁市市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为43.5岁，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57％。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虽然不少村干部都心存“领富”愿望，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另一个现实则是，在2002年度鹤壁市接收的高校毕业生中，有563人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加上此前未能就业的，全市约有3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处于待业状态。一方面是农村基层干部人才匮乏，一方面是人才资源的闲置、浪费，鹤壁市决定公开选拔大学生充实到村“两委”。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4日，郭晋晖《山村“小村官”》一文中报道：2005年4月，贾辉和其他31名同学一起来到平谷区，成为了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并不觉得北寨村条件艰苦。而且给我们的待遇也不错，还可以解决北京户口。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北京应聘村官的大部分人是奔着北京户口来的，甚至一些大学生只是把它作为进京的跳板。

　　《光明日报》2006年3月29日，马龙生《“大学生村官”是历史变革的承担者》一文中报道：在“就业难”的大背景下，不能否认有些大学生的报名热情是冲着以上待遇去的。但我们更不能否认的是，建设新农村的现实瓶颈在于：首先，时下村官的素质起点与知识结构，大大落后于客观要求，亟需视野相对开阔，能跳出小圈子思考问题大学生们来改变现状；其次，组织部门不仅给他们当“娘家”，而且为他们落实待遇，大学生们当村官的热情，也有一种职业精神的激励。　

　　《人力资源报》2006年3月26日，郑鸣鸣《当上山下乡　成为一种选择》一文中报道：大学生走向基层就业，无疑是目前就业结构性问题的体现。事实上，日趋庞大的大学生毕业群体，正在加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有分析认为，目前大学生的就业日趋理性，开始由大中城市流向小城市、县城，大学生进入基层的行政村和社区，有利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东方网2006年3月26日，武振平《评论：“上山下乡”新释》一文中报道：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大舞台，具备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在各个领域里尽情表演，来大展宏图。即使像江苏华西村那样富裕的地方，也需要高水平的科技专家；那些目前还贫穷落后的地区，更需要大学生、硕士、博士，去奉献青春，施展抱负，艰苦创业，改变面貌；从生产、生活、风气、村容、管理各个方面，帮助全国农民实现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新天地。

　　《现代教育报》2006年3月17日，曲怀志《大学生“村官”：火爆竞聘后的冷静三问》一文中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王某说：“对于我专业来说，如果在城市里面找工作就是说不太对口，但是如果说到农村的话就有我广泛发展的空间。”北京某高校的大四学生艾迪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因此成了很多单位锁定的“聘用目标”。但是他的第一选择还是“村官”，他对记者说：“可能是我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原因，因此对农村怀着一种深深的赤子之情，所以我决定竞聘，从而回报农村。”还有一些学生表示，他们去农村完全是想吃苦，在基层好好锻炼自己。待遇问题，是一些毕业生看中了“村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重中之重自然非户口莫数了。此外，除了北京市给出的各项优惠政策外，一些高校自己给出的“优惠政策”也非常吸引人的眼球。据了解，北大将对当选为村官的同学予以奖励，如果他们连续两年考核合格，在考北大研究生时，将会加10分，而如果连续三年成绩突出的，则可以免试保研进北大学习。

　　《中央日报》2006年3月9日，柳光钟、赵东国《中国大学生“下放”农村》一文中报道：北京招收的这些大学生村官所学的专业都是农村建设需要的，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为所在村的发展作贡献。同时，近年来就业岗位增加较慢，大学生面临就业难问题，选拔村官还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目前中国把农村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因此大学生村官将大有用武之地。

　　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频道2006年04月13日，《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的心路历程》一文中报道：“请不要叫我‘村官’！我是来服务农村的，要是把自己当成‘官’，村民就会产生距离感。”在北京平谷区马坊镇梨羊村，村支书助理、北京联合大学2002级的应届毕业生高浮图如此自我介绍。“基层是最能学到知识、最能直接应用知识的地方。我喜欢这里！”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有个亲戚是村长，小时候我还在农村住过一年，所以对农村很有感情，这次就是想为农民做点实事。”来自安徽农村的陈娟同样没有后悔。她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生，许多人考大学是为了从农村来到城市，而她却选择再次回到农村。“我当然知道，凭我的学历，应该能够在城里找到条件好一些的单位。但我是学中草药的，梨羊村正好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农村才是我施展才华的更好舞台。”陈娟说。

　　《小康》杂志2006年3月15日，张亚《“知识青年”再“下乡”》一文中报道：作为首批“大学生村官”，李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要搁两年前，这事我也不敢想。其实，我也是农村孩子，就在平谷长大。念书的时候一门心思就是想考出去，离开大山，到城里去。大学毕业两年，换过两次工作，都是北京市里的公司和企业。动了到村里当助理的念头，有些偶然。我经常关注家乡平谷的新闻，在网上看到了招聘村委会主任助理的信息。犹豫了一个多月，还是报了名。在城里的公司做得很不错，家里人不理解，我为啥要回农村？但是我明白，农村天地广阔，有挑战也有机遇。我是农村人，想为农民做点儿事。”

关于新时期“上山下乡”的观点交锋

2006-12-11 09:47:00 中青网

2．反方意见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2月20日，《大学生毕业任村官：413万毕业生的就业出路？》一文中报道：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就业专家刘社建指出，采取措施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是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但是给予的优惠条件如果过多，可能会导致新的不公平。全国的社区、行政村能提供多少岗位，以及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如何，还需要观望。而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专家武毅英认为，尽管走向基层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大学生就业压力仍然会继续增加，要治本就要从高等教育规模以及结构方面有所突破。　

　　www．zhnews．net2006年3月13日，王智军《大学生村官：做执著而热情的“驴子”》一文中报道：以北京为例，我们不能排除很多大学生趋之若鹜地参与选聘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愿望，但也不能排除部分大学生是冲着北京今年“大学生村官”计划的优厚条件而来的。因为，尽管今天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一职难求，但如果你的选择并非出于兴趣和爱好，并非出于价值需求，那只会在耽误自己青春的同时给社会也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思维活跃、综合素质高的大学生放弃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来到待遇较低、基本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就业和生活，显然，没有足够的优惠条件特别是足够广阔的成长空间是留不住他们的。最后要强调的是：“大学生村官”也许算是一个大学生职场竞夺中的新生事物，但它不应该是大学生和基层组织塑造的一个时髦的概念。因为它需要的是大学生们实现人生理想的执著和热情。

　　光明网2006年4月26日，严雨龙《大学生村官有职无业不实际》一文中报道：大学生村官，还有三点值得反思，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作为人才，如此“统一选派”，是否有悖市场机制；二是对某项工作一重视之后，就派官、派工作组、建立领导小组，这种定势思维和工作方式，是否可以创新；三是加强领导，加强工作，是不是都非得“加人、加官”上去落实？

　　《今日早报》2006年4月4日，《慈溪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工程》一文中报道：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大学生对做村官颇有兴趣，但是听说年收入大约是2万元时，纷纷打退堂鼓。中文专业的田晓羽告诉记者说：“2万元一年也太少点了吧，这样我还不如到公司干了，现在有公司开出3万年薪让我去呢，况且还在大城市。不过村里干毕竟不同，如果一年有3万元以上的话，我会去的。”周萍是一位在宁波读书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她老家在象山。她说：“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才不愿意回家，而且村里当官也不闲，我爸爸以前就是村长，看看这么小个地方，事情多起来还真是焦头烂额。”其实跟她有同样想法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农村的生活质量没有城市好。

　　《生活日报》2006年3月23日，张启伦《别让大学生基层就业走过场》一文中报道：山东省商贸学校教师杨飞：这本身是好事。可是，有几个大学生是真正愿意扎根农村，带领乡亲致富发家呢？还只是看中要个正式公务员的待遇及回报呢？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大学生当村官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不能因为工作难找就“饥不择食”，更不能企图把当村官作为“跳板”。有关部门如果只是把“大学生村官”计划当作花瓶和摆设，无法真正实现“大学生村官”的价值，最终会让“大学生村官”计划陷入窘境。

　　news．QQ．com2006年3月19日，飘雪《大学生还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一文中报道：大学生当村官有利也有弊，毕竟还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涉世不深，很多事情都不能很好的把握。在中国，可以说“村官”也是个庞大的群体，“村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虽说村官并非是行政官员，但手中也握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权利，如果大学生是珍视手中的这个权利为村民谋幸福，为老百姓创造价值，让英雄有用武之地，那赢来的是村民们的好口碑。反之是由于经济利益的诱惑或是其他利益的趋使而去跃跃欲试，想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利为个人谋取私欲，逐步成为腐败村官，那这样的大学生不要也罢。

　　《广州日报》2006年3月2日，辛木《“大学生村官”计划：好经别念歪了》一文中报道：有些地方政府只是因为“大家都在搞（‘大学生村官’计划）”，自己才很不情愿地“东施效颦”起来。就是说，有些地方政府之所以也搞“大学生村官”计划，只不过是把这项计划做给别人看的，是一项人才引进上的“形象工程”。既然“大学生村官”计划成了形象工程，缺少真正实用的措施和方式（正如上文所言，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干脆把他们当成了代课教师），那些激情四溢的“大学生村官”，便理所当然地感到了一种失落和无奈。于是有些“大学生村官”开始考研、有些“大学生村官”开始跳槽，长此下去，“大学生村官”计划难免搁浅和停滞。

　　《北京青年报》2006年2月16日，《想替大学生村官说点担忧》一文中报道：农村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拥有了多少大学生村官，而在于怎样让大学生村官的“智”（才能）释放到理想效果、或者让大学生村官们干脆“乐村不思城”是这项“引智工程”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千万别让大学生村官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经济新闻》2006年3月14日，郑劭清《大学生当村官》一文中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县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表示，让大学生当村官，“不一定都要这么做。”第一，“农村情况很复杂，很多农村还是‘排外’的”，大学生对农村生活、人际关系未必能处理得好。第二，不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如何、专业是否对口，“大学生刚毕业一两年还不行，要三至五年才能发挥作用。”第三，“农村里也有文化人，办什么事情也拿得起来，而且对农村情况熟悉，人际关系也懂得处理，让村里人自己来管，也可以做得很好。”“大学生当村官，难！一百个里有几个做得可以的就不错了。他们当配角还可以，比如出出主意，帮忙在文化品位提高这方面做点事情。”傅企平说。

关于新时期“上山下乡”的观点交锋

2006-12-11 09:47:00 中青网

3．正方意见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9日，王明浩《七嘴八舌说“大学生村官”》一文中报道：

　　张希霞（浚县新新镇长屯村村民）：“大学生村官”可不简单，要啥有啥，尽给俺们做好事，办事又公道。这样的干部咋能不欢迎？就是现在还少了点，上面再给俺们多派几个来才好呢！

　　石清海（淇县朝歌镇阁南村党支部书记）：刚开始，对“大学生村官”这事接受不了，有抵触情绪，还有点轻视，光想着农村情况复杂，又是一群毛孩子，干不成啥事。后来看看，“大学生村官”要人品有人品，要能力有能力。特别是抗非典期间，他们说服、教育能力特见成效，让我开了眼。我觉得自己随时有被取代的可能，但这是件好事。

　　岳朝亚（淇县朝歌镇党委书记）：过去，有的村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山河依旧”，基层组织软弱无力，自富、带富能力差。“大学生村官”文化高、脑子活、接受信息快，使农村基层组织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我们作为老同志有了危机感，压力很大，再不好好干就要说“拜拜”了。

　　张波（浚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几年来，“大学生村官”计划为鹤壁农村带来了一股新风，对传统观念、现任村“两委”干部队伍形成了有益的冲击。农村要发展必须敢想，“大学生村官”去想了，就有改变现状、富裕乡村的冲动。这股新风的出现，有利于促进农村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新华网2006年4月14日，《江西财经大学组织优秀学生担任“村官”》一文中报道：三都村村委会主任李纪清说：“去年，大学生村委会主任助理利用自身所学之长，在我村开展经济和法律讲座、为孩子们上课，让村民们增长了知识，掌握了技能，为村里办了实事。这次他们又为我村开展调查、传授农技、提出建议，对我们建设新农村很有帮助。”

　　昆明电视台2006年4月13日，《昆明官渡区93名“大学生村官”日前上任》一文中报道：选拔大学生到村委会、居委会任职，改变了过去在支持农村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见钱见物不见人”的状况，不仅确保实现了“村村都有大学生”，还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基层实践平台。

　　《科学时报》2006年3月15日，马晓岚、张文婷《“新农村”需要什么样的“村官儿”》一文中报道：“村官需要大学生不奇怪，农业不要理解成就是种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说：“目前，中央政府已决定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但要使好政策落到实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大学生到农村去是个好的倾向，新农村建设要有一批懂知识、懂管理、会利用因特网沟通信息的人才当‘村官’，落实党中央的农业政策，大面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带领农民发家致富。”　

　　新华网，3月11日，顾立林　丁永勋《王训智代表：新农村建设中大学生村官大有可为》一文中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鹤壁市委书记王训智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人才，需要具有现代管理和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新领导班子，这为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实施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注入新的活力，大学生“村官”大有可为。王训智说，发展经济是新农村首位工作，发展要靠一个好的带头人，但目前大部分地区村级班子成员普遍年龄偏大，知识老化，难以担当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方面农村缺乏大量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大量学农学商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据2002年的一项统计，鹤壁市一年有3000多大学生就不了业。　

　　中青新闻网2006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44名毕业生参加“村官”面试》一文中报道：党委常委、副院长李家华表示，这次“村官”选拔是在党中央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指导下开展的，我觉得对农村建设很有意义。这也是党和政府为大学生到基层去锻炼发展开辟了一个通道，同时也为大学生选择人生发展时多提供了一条道路。对于学校来说，为学生提供的就业选择又多了一项，可以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多培养到基层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非常有利的。

　　www．zhnews．net2006年3月13日，王智军《大学生村官：做执著而热情的“驴子”》一文中报道：诚然，大学生正面临现实，“眼睛向下”，自降就业门槛，主动向基层去建功立业值得嘉许；而农村基层组织意在长远，向知识群体寻求支持，以图“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更值得赞佩。

　　《浙江日报》2006年4月15日，《我也要当村官》一文中报道：“我也要当村官”，口号喊得响亮实在。浙江今年有17.6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如果能有1％也就是1700人到农村去，数目已相当可观，于新农村建设是一大收获。三年五载之后，就算一部分人又“打道回府”，对于他们个人和那些村庄来说，也是一笔财富。

　　《河南日报》2006年4月12日，《鹤壁热选大学生当“村官”》一文中报道：“大学生村官”不仅是新项目的带动者、新技术的示范者，而且是新观念、新文化的传播者。

　　《伊犁日报》2006年4月5日，张亮《吉木乃县大学生当起村官挑大梁　带领村民齐致富》一文中报道：吉木乃县在全疆率先实施了“大学生村官”计划，藉此将81名优秀大中专生安排到村干部的岗位上，改变了村干部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实践证明，这些素质高、能力强的大学生村官，的确给吉木乃县农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可喜变化。引进新品种、新项目，积极开展劳务经济，依托地缘优势，发展旅游业……每一份经济发展规划中都凝聚着这些大学生村官的真知灼见。基层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当代大学生建功立业的舞台。

　　《中国妇女报》2006年3月27日，陈琼《村官当好了也能双赢——村官当好了也能双赢》一文中报道：对这些大学生村官，房书记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这些大学生派来给我们当助理太好了！我们村会用电脑的没有几个，镇里开会的稿子我们写起来特费劲，这些孩子给我们帮了大忙！原来我们的领导班子年龄都偏大，思想和观念都比较陈旧，他们的到来为我们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村委会吕主任说：“这些孩子带来了知识、技术和好主意、新办法。他们又从我们这里学习积累了经验，羽翼会更加丰满，这是件双赢的事啊！”

　　《生活日报》2006年3月23日，张启伦《别让大学生基层就业走过场》一文中报道：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戴某：对于农村来说，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十分重要。大学生作为知识型人才，具有眼界开阔、思想活跃的特点。大学生走进农村，能够提高农村的干部素质。而大学生在白热化的人才大战中不再拘泥于外企、白领，而把眼光投向天地广阔的农村，不仅走出了一条新的择业之路，还能使自己得到更好的锻炼。

　　《华商报》2006年3月23日，张小刚《未央区农民说心愿：期盼大学生来当“村官”》一文中报道：农村发展缓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的有识之士，缺乏高学历人才为农村建设贡献聪明才智。他们希望政府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建立大学生“村官”的选拔、使用机制，让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工作、去创业。

　　《江西日报》2006年3月11日，桂榕《新农村，呼唤更多人才——访全国人大代表薛江武》一文中报道：对于北京市委鼓励大学生做“村官”的经验，薛江武十分认同。她说，选派大学生进乡进村投身新农村建设，这既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又能解决新农村建设人才不足的问题，还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增强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要尽快在农村实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让每一个农村的孩子都能接受基础教育，这是培养新型农民的基础工程。应继续推进党政机关挂点扶贫工作，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应改革农村初中教学体制和教学内容的设置，增加职业技术教育选修课程，培养实用型人才。

　　《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7日，赵正元、卢丽君，《北京首批60名“大学生村官”上岗》一文中报道：瞿振元委员认为，北京市选拔“大学生村官”的做法具有深远意义，不仅是积极引导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更是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学生们到农村去，要胸怀大志，更要干好实事。向村干部、农民学习，了解农村情况，认真谋划一个地方如何发展。　

      这是一封颇有见地的"信",不管可不可以达到最高领导层;也不管此信的预期与实际会相差多远,但方一君忧国忧民之心苍天可鉴.

      几十年来的知青遗留问题与知青后的出路在新形势下捆绑解决,确是一个新的思路,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来得科学点,理智点和大气点.

       刚看了雨晴的帖子说到,他的大学生儿子春节过后就要到母亲四十年前下放的队上去当队长,这无疑就是巧合与必然选择的最好佐证.也是方一君这信会有好的结果的好的预兆.我们期待着!

       祝贺方一君这很有民生份量的课题顺利结题.

“刚看了雨晴的帖子说到,他的大学生儿子春节过后就要到母亲四十年前下放的队上去当队长”－－东方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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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要止于“当队长”，要做项目。

希望不是行政运动，而是市场规律。

转发雨晴的帖子－－

记不清以我为主做过多少次年夜饭了。在我的记忆里，有过一大家团聚的年夜饭，也有过伴着孤独吞咽苦痛的寂寞年夜饭。那些，我已经把他统统关进一个叫过去的地方。

   今天，用新年新的心情，说说我2009年的年夜饭。

  儿子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六结婚大喜的。喜宴结束时儿子对我和先生说；“妈妈，今年的年夜饭你们两位老人到我家吃吧。”我说；“我已经习惯为你们做年夜饭了，还是到我那里吃”。儿子坚持着；“妈妈，你一辈子都在为我们做年夜饭，今天，你的儿子成家了，你就让我为你们老人做年夜饭吧”。

   我无语，笑了。

  儿子很懂事，很孝顺，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

  在他爸爸癌症晚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儿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明明知道钱是买不来生命的，但他还是要让爸爸在他们身边多呆一天，哪怕一小时。那时候的儿子和他弟弟在医院两人只打一份饭吃，却清早清早就站立在码头边买最贵的河鱼给他们的爸爸熬汤喝。儿子和他弟弟白天黑夜在医院轮流值守，悉心照料屎尿失禁的爸爸。他把家里所有含棉的布料都收拾去了医院，包括被套。我说：“你怎么不用卫生纸？”儿子说；“爸爸如果翻身，那些纸就烂了，爸爸会不舒服的”。有次我给儿子做饭，我说，你们想吃什么菜，儿子只说了一个字；“肉！”在很多人都拒绝高油高脂肪的今天，儿子说的那个字敲打得我做母亲的心痛啊。

   我无语，哭了。

   年三十的下午，我和先生去了儿子家，儿子在厨房忙着。一阵欢歌笑语声，一阵锅碗瓢盆响，儿子恭恭敬敬请我们坐在了餐桌前。
   菜，说不上丰盛，也不算做得好。地道的土鸡，似乎咸了点。 正宗的土鸭，也似乎干了点。但儿子，却用最纯的感恩心，做了一桌亲情大餐！

   我无语，醉了。

   春节一过，儿子就要到我四十年前下放的生产队当队长了。这是历史的巧合？这在全国还有第二例吗？为此，我恳请各位知青兄弟姐妹，为了让知青后代新农民的人生之路走得稳一点，请你们多提宝贵建议，大爱，不言谢了！

   我没有拍下今年的年夜饭菜，就用这段文字做为对放牛娃妹妹的作业吧。

   祝放牛娃妹妹新年快乐！

   祝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吃上儿女用感恩的心做的年夜饭！

   祝天下所有家庭都幸福！美满！

个人观点－－

1、中国遭遇金融危机之际，当悯农成为一种关注时，对知青的关注依旧处在边缘化状态；

2、知青当走出自悯与被悯，创新探求自我变革、出路及追问思考这一社会群体生存的历史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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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危机中的悯农为改革的出路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2-03　　

作者：晓宇

当金融危机中的全球经济瞩目中国的时候，中国在凝重而负责地注视着八亿农民。

八亿农民，是扩大内需之本；八亿农民，是粮食安全之基。在这个因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而动荡的全球化世界上，中国发展的根本力量，终究要向内看去。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我们在确保开放透明的同时，得以重新审视内需与内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2月1日播发，自2004年以来，这是中央就“三农”问题连续发出的第六个一号文件。2日，国新办即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以“吹风会”进行解读，金融时报记者直接提问：“在过去一年间有多少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失去了工作，被迫返乡？有多少农民工重新找到了就业岗位？”

全国春运的返程客流高峰期中，有多少农民工兄弟未卜的前途与失落的身影，是一笔不能糊涂的经济账，毕竟“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早在去年10月，中国这个被数以亿计的初级劳动力所支撑起的“世界工厂”，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外需减少，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的风险就已呈现，并导致了返乡春运潮的提前。年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就已坦承，今年整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其他人员300万人等待就业安置。而陈锡文此次在“吹风会”上回答，全国据目前的统计，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的总量大概是一亿三千万人，总量来看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由此推算，大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当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进一步加剧，农民工失业的数字真正浮现到眼前，仍然让人感到疼痛的艰巨，也让人深感“金融危机的走势还不明朗”，危机的走向，要求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

近几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其纯收入的40%，当两千多万的农民工失去其40%的收入时，农民增收实在堪忧，当此之际，如何变“农业生产滑坡、农民收入徘徊、农村发展势头逆转的风险”为中国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广阔腹地，并提供缓冲的空间和时间，是改革的关键。变危机中的悯农为改革的出路，其着力点在于：农民拥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对于消费的刺激；土地产权的解缚对于资本的吸引与对于生产力的解放。

应当承认，扩大内需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想解决却又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即在八亿农民的收入增长未得到可观的改变，农村的社会保障未得以完全充分的构建，不敢消费与没有足够的能力消费，是扩大内需未见全效所不能回避的瓶颈。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虽然政策一直允许，但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之后，一直未能探索出有效的流转手段及资本进入与农民长久收益结合的明晰制度，土地的流转从而流于人人心中有、个个实行难，除了打工抛荒式的等待流转外，高效而正当的土地流转仍需要示范与进一步明晰。

如果金融危机使面对外需的中国经济转向面对内需，它必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压力与动力，四万亿投向实体经济，我们应当也有能力让农业成为最大的实体经济载体，土地与农民，我们仍然爱得如此深沉。

土地与农民，我们仍然爱得如此深沉。

   我从不去研究时事政策,也不大关心我之外的人群.可今天我想哭,因为

   土地与农民,我们仍然爱得如此深沉

   与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简单相提并论40年后的今天.大学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到农村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压力.

    针对原有“上山下乡运动”遗留问题，中央多次调整知青政策，迄今为止关键词都是“补偿”两个字。我们应整体审视的，不是高端受益层面而是低端人群的生存状态。当国家成熟、社会文明、历史进步之时，对待老知青，我们完全可以考虑怎样由一般政策补偿改革为历史机遇的补偿，把所谓“社会包袱”转化为国家发展新经济的存变量资源。  
    尽管在人生承载失学、失业、晚婚、下岗等一系列“使命”后，知青生活有所改善，但今天老知青家庭中的新大学毕业生再次遇到就业问题，本就在各个历史阶段一直与国家共克时艰的一些老知青家庭无奈则遭遇“啃老”。针对知青家庭存在的“失业链”隔代相扣问题，针对这些老知青家庭所面临的生存挑战，把解决这个问题与新农村建设联系起来，通过“政府这只手”就知青与“新上山下乡”做一个科学整合？
    很有民生份量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