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大返城

1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疆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国道一线、三线，滇缅公路、中老公路、滇越铁路，怒江、红河、澜沧江，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与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军列形成鲜明对照。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儿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还有人趁机套购许多优质木材（政策允许每人托运两立方米）和走私商品，“堤内损失堤外补”，意欲打回老家去轰轰烈烈大干一番。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总之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概括为“社来社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依据之一。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不同的是，十年前那些热情洋溢的稚嫩面孔消失了，代之以一群群皮肤黝黑饱经沧桑的男人和女人。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你不必在意他们的外部形象：蓬头垢面，倒卷旗帜，伤痕累累，溃不成军，这种情形同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谁能说一个下过地狱的灵魂不比一百万元财富更宝贵呢？

迁徙属于一种周期性往复运动。

候鸟为了越冬而往返南北，鱼类为了产卵巡游江河，远古时期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水草而居”。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则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这场迁徙历时十年，耗资大约三百亿人民币。

因此我们很难断定迁徙本身是不是一种业绩。

我们同样难以判断溃败未必不是一种更伟大的胜利。

2

对知青大返城抱有最复杂感情的莫过于边疆农场的各级领导。

对他们来说，知青首先是劳动力，是建设者，其次才是有知识有觉悟的人才（“再教育”的提法已经过时），是沟通边疆同内地联系的桥梁。也许从长远的观点看，知识青年还应当是农场未来的希望，是干部，是接班人，尽管大多数当地领导对这种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

一句话，知青是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由于将要流失而变得更加宝贵。在西双版纳，一位绝望的农场领导拍着桌子发誓：“我不签字！一个人也不许走！……撤职也不放！好容易挺直腰杆抓生产，人却走光了，还要我这个光杆场长有啥用？！”

另一位场长痛心疾首：“要是知青都走了，橡胶树怎么办？连队怎么办？学校怎么办？医院怎么办？还有拖拉机、机械厂、加工厂怎么办？……老天！上面那些人，怎么不替农场想想？！”

有人流泪叹息：“这些孩子，我们当初手把手教会他们生产，怎么一甩手就走了呢？……真是抱来的儿子养不家呀！”

还有人悲观地断言：“知青一走，农场十年难以恢复元气。”

……

历史功过，是非曲直，自当由后人来评说。问题在于，无论人们以怎样的心情看待知青大返城，抵触也好，不理解也好，历史回归的大走向、大趋势却是任何人都难以阻挡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农场的灾难降临了。

昆明会议一结束，云南省会昆明近水楼台，招工招干人员闻风而动。紧接着，成都、重庆、上海、北京各劳动部门，知青家长所在单位的招工人员纷至沓来。回城理由百花齐放名目繁多：招工、招干、商调、困退、病退、家照、独生子女等等，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理由，或者只需一纸公函，农场立即盖章放行。

很快干脆连理由也不要。因为许多回城心切的人等不及公函或者招工指标，他们唯恐政策变卦，赶不上回城末班车，于是在一片近乎世界末日到来的逃难般的疯狂情绪驱动下，农场关卡节节失灵，回城政策竞相放宽。只要你是知青，来自城市，这就是最好的理由。哪里来回哪里去，农场一律开绿灯。

在知识青年热泪盈眶的欢呼声中，农场被席卷而来的知青返城大潮淹没了。

在西双版纳，在德宏、保山、红河、临沧、文山，每一个农场都为知青返城敞开大门，成千上万的知青将场部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在勐撒农场，知青在场部外面围起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等待办理繁琐的回城手续：体检、政审、鉴定、提档、转组织关系、工资关系、粮食、户口，等等。其中唯有一项户口证明需由县公安局盖章方才有效。于是农场唯一一辆破吉普车吱吱嘎嘎地开动起来，天天奔波于农场与县城之间。不料有天吉普车一去不复返，心急如焚的知青蹲在寒潮的霜冻里一连等了三天三夜，有人险些没有放一把火烧掉场部。当那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终于爬回农场时，年过半百的办公室主任一下子从车里滚出来，双膝跪在人们面前放声大哭：“不是我有意耽误大家回城，实在是别人放假不上班啊……”

在勐腊农场，三万名知青排起几公里长的队伍，但是工作人员即使长出三头六臂来，每天最多也只能办理两百名知青的返城手续。以此类推，办完全农场知青最少需要一百五十天，也就是说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们需要耐心等待至少五个月以上的漫长岁月。

在勐岗农场，采取发放号签的方式，即每天办理一百个定额，来消除拥挤、混乱和排长队现象。不料这种维护秩序的正常方式竟然引发一起意想不到的悲剧事故：一个边远连队的上海知青，一连三天起早到场部排队领取号签，但是次次扑空。第四天，这位知青半夜两点便起床，赶了四十里山路，到场部天色未明。然而他还是来晚了，附近连队的人早已包揽了全部定额。如果以顺序论，他的座次排在千名以外。绝望之下，这位心胸狭窄的上海阿拉回到连队，当天晚上在竹篱笆门后自缢身亡。

悲剧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是否领到号签。在中国，生存竞争本来是一种残酷的人生游戏，它要求每个游戏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全的神经，否则弱者将被淘汰出局。

上海知青惨死的噩耗重新加剧了这个农场原有的紧张气氛。农场领导痛定思痛，索性交出矛盾，一切悉听尊便。

于是我们看到，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解放生产力。昔日代表农场权力的那枚大印被一根麻绳悬于办公室窗口上，人们根本无须排队，甚至根本无须犹豫，眨眼之间就能戳上公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时候人人心平气和，心情舒畅，没有拥挤、混乱和打架斗殴，到处气氛平静、秩序井然。这就是没有纪律的纪律，没有秩序的秩序，事物往往就是这样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据统计数字表明，仅当年二至五月，十万知青的大潮竟然退去十之八九，滞留农场的知青不足万人。

农场的世界短暂地归于死寂。

3

从任何意义上说，知青胜利大逃亡都是一次时代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的人道主义。

因为人类文明的建立往往需要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其中包括情感死灭和断裂的代价。

西双版纳垦区原有知青六万余人，经过十年漫长岁月的患难与共，男女知青建立婚姻关系或者事实婚姻关系（同居）者多达百分之六七十，有的农场高达百分之八九十。问题在于，一旦知青大返城成为事实，一旦他（她）们相爱（不如说相互需求）的共同基础被抽去，他们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继续忠贞不渝地保持下去呢？

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

黎明农场某连，原有知青一百一十七人，已婚八人，未婚同居一百零四人，私生子九个。大返城时，离婚六人，弃（送）子女九人，其余知青全部各奔前程。只有一对上海知青将婚姻关系又维持了五年，然后另筑新巢。

勐捧农场有知青九千余人，到一九七八年十月，登记结婚只有四百一十五人，事实婚姻达七千多人。非婚姻生子二百多个。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五月，离婚三百余人，弃子女无数。

勐腊农场知青离婚一千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

据说上帝创世纪的时候，为了使人类永久痛苦，就将人类一劈为二，一半叫“女人”，另一半叫“男人”。从此以后，被劈开的人类便生生不息地互相呼唤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彼此忍受割裂的痛苦在茫茫世界上始终不渝地寻找对方。

于是世界上就有了爱情，有了许多美丽或不美丽或动人心魄的故事。

如果说寻找是一种痛苦，那么将已经结合的男女重新劈开，让他们带着撕裂的创伤重新寻找是什么滋味呢？

我们就在无意中找到通往悲怆主调的一个秘密：

爱是受苦，更是罪孽。

“我原先不叫宋铁红，这是后来改的名字。”她呷了一口咖啡，平静地说。“我是北京海淀中学六八届初中生，到云南那年刚满十六岁。十六岁，多么富有诗意的季节，可是我们的生活毫无诗意：天天学大寨，月月搞会战，年年抓阶级斗争。风里来，雨里去，战天斗地，大干苦干，还唯恐自己脸晒得不黑，手上老趼磨得不厚。现在的女孩子，个个赛着用洗面奶、珍珠霜，皮肤养得白嫩嫩的，生怕长了斑点起了皱纹。可是你看看我，不怕你见笑，我的妆化得重，不然别人准以为我是五十挨边的老太婆。

“……跟别人讲那种事，心里总是不自在，好像揭了疮疤。可是不说说，心里又憋得慌。你们写书的，是不是专门喜欢打听别人隐私，好摆在地摊卖个好价钱——请你别介意，我的情绪不好。

“我跟那人好，最初并不是肉体关系。他是上海知青，比我小一岁，身体特别单薄。每次挑土开荒干重活儿，他总是累得歪歪倒倒。那时我是班长，便常常主动帮助他。他似乎也特别依恋我，眼睛里常常流露出可怜巴巴的神情，我觉得这眼神很像我那个在内蒙古插队的小弟，于是就权且在心中接受了他，把他当成小弟弟。

“说来也怪，当你开始不知不觉靠近一个异性并被他吸引的时候，生活就不再枯燥乏味，那些长夜漫漫的寂寞而艰苦的日子似乎也不再难熬，似乎有了某种寄托。你感受到凄风苦雨的生活中也有那么一点做人的乐趣和甜蜜，你就不会自暴自弃或者对生活绝望。

“两年后，他回上海探亲，仅仅一个月，我就感到魂不守舍，心中空落落的，仿佛被他带走了什么。那些日子，每一个白天和黑夜都变得格外地漫长难熬，我明白了，这大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爱情。所以在他回到连队的那天夜里，我就热烈地投入他的怀抱，向他奉献了一个姑娘最宝贵的贞操。

“我们同居了。

“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要我们彼此都很真诚，都给予过对方一段美好时光，我们也就没有辜负爱情这个纯洁的字眼。

“但是，感情这东西往往很难对等。这天晚上，他坦白地承认，他需要我，但并不等于爱我，因为他更爱他的家庭，更爱上海。我想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同样需要他。

“不幸的是，我怀孕了。那时我们都没经验，心里怕得要命，又不敢声张，只好拼命用皮带勒肚子，想把孩子勒下来。事实上这样做并没有用处，孩子呱呱坠地，好在那时农场未婚同居和私生子相当普遍，我和他都挨了团内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一次。相反我们的关系便公开化了。

“你问我们为什么不合法登记结婚？这个道理很简单，结婚是知青的地狱，知青把领取结婚证叫做‘判无期徒刑’。你想想，你能指望当一辈子知青么？你愿意住一辈子破茅草屋么？你能忍受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却衣食无着的生活么？——再说结了婚就取消探亲假，谁愿意放弃这唯一的福利待遇呢？

“也不是没有人结婚，那些人要么太傻，爱得晕头转向；要么太爱面子，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后来领导号召扎根边疆，动员知青结婚，不少知青经不起动员，就登记了。可是话又说回来，领导并不为我们知青的前途负责，他们能理解我们的痛苦和想回家的心情吗？”

她痉挛地喝了一口咖啡，理了理染过的头发。我看见她嘴角的咬肌微微搐动。

“返城那年，我女儿已有三岁多，白嫩的小脸，像她爹。可是大返城叫人措手不及，我们该怎么办？他到场部去了几天，很快办了手续回来，只有他和我，一个回上海，一个回北京。没有我们的女儿，因为她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合法的……爹妈。我同他分手倒还能忍受，因为我们毕竟回城了。可是女儿怎么办？带一个私生子回北京，谁承认她？谁给她上户口？她不仅一生洗不清耻辱，我从此也就声名狼藉，谁愿意娶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为妻呢？

“从理智讲，必须与这段历史一刀两断，从此开始新生活，但是感情是轻易割得断的么？

“……我一人回了北京。我娘来接我，一下车我就哭起来，哭得晕死过去。我哭谁？哭我自己么？……孩子送了人，寨子里的老百姓领走的，好叫我死心……哦，老天！我为什么要提这段往事？！……”

她捂住脸，号啕大哭，倾泻的泪水将脸上的浓妆冲去，露出许多松弛的皱纹来。

宋铁红，现任北京某机关科长，电大毕业生。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计算机工程师，儿子八岁，是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业余演员，据说很有音乐天赋。

冉平，三十八岁，一头齐耳根的短发和精心整饰过的面容仍然掩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她是重庆某酒家女经理，一个独撑门面闯天下的女强人。

“……同男人睡觉，也就那么回事，干吗大惊小怪？其实嚷得最凶的人心里最肮脏，酸葡萄，伪君子，难道谁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她点燃一支“摩尔”香烟，懒洋洋的声调里透出一股松弛的倦怠：“我这辈子，算是把男人看透了，什么感情？都是假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到头来还得靠自己。所以我横下一条心，自己闯天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尝过来了。奔前途，奔事业，挣钱，挣名声，一个女人，尤其一个独身女人，活着该有多累啊！……这跟当知青不是一回事，累有所得，当知青有什么所得？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我这人原先不像这样，很温顺的，像只小兔子——不，也许更像小猫。我有过两个孩子，头一个是被连长骗了，胎儿七个月才流产，是个男孩。第二个是跟知青生的，女孩子，现在该有十多岁了。那个知青也是重庆人，他跟我好，不嫌弃我，我们就住在一起。连吃饭都用一只碗，反正不结婚，大家都这样。

“返城那年，女儿才两岁半，会走路说话，胖乎乎的，可爱极了，像只小熊猫。可是问题很快就摆在面前：如果结婚，哪个单位愿意招收已婚青年呢？如果不结婚，那孩子怎么办？她以什么身份回城？我们的大城市和父母能接受一个私生子和我们声名狼藉的现实吗？

“也许当时回城心情太迫切，我很快便同意了他的意见，把孩子送人。那家人是本连队职工的亲戚，人家还付了我们两百元‘生育费’。那时候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权当卖孩子吧。

“临行那天，都上了车，那家人好意，抱了孩子来送行，说是再看一眼父母。边疆人，心地很善良厚道。没想到诀别时刻，我一看见孩子熟悉的小脸，摇摇晃晃的身影，良心立刻苏醒过来。我的天！我干了些什么呀？连自己也不愿意久留的地方，却要将孩子永远留在这里，变成一个陌生的当地人。我的心立刻好像一只玻璃杯被人狠狠摔碎了。我不顾一切扑下车，搂住孩子放声痛哭。可是车要开了，一车人等得发急，司机不停按喇叭。现在想起来我都不能原谅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帮我，那么冷酷，那么无动于衷……不过话说回来，那年月这样的事多了，见惯不惊，谁又能有什么办法？

“他见势不妙，几个人下来把我拖上车去。就在这时，孩子仿佛受了气氛的感染，突然明白她就要失去我，失去亲人，于是爬上车来紧紧抱住我的腿不肯松手，一边撕心裂肺地叫妈妈。他急了，知道这样下去谁也走不了，他早就说过女人坏事就坏在感情用事上……”

她急速地点燃一支香烟，却大声呛咳起来，直呛出一层亮闪闪的泪花。

“男人的心，都是石头做的，他们只服从大脑，不服从感情……你能想象得出么？他竟然狠下心，一脚把孩子从车上踹下去！……我的天！一脚就……踹下去！好像不是踹他的亲生女儿，是踹一只破口袋，踹一堆没人要的……垃圾！车门砰地关上了，车外留下一片哭声，我惨叫一声就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

“等我醒来，这个世界对我好像一场梦，梦醒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回到重庆，我就同他分了手，我永远不能原谅他，虽然我明白那并不是他的过错……说来奇怪，现在我一闭眼，就能清清楚楚看见孩子惊恐的表情和抱住我大腿不肯放手的模样。时间越长，却反而越不能释然，我想我负了一笔很沉重的债务……你可以很有钱，有名誉有地位，但是你永远无法还清你对自己灵魂欠下的债务……早知道人生是这样痛苦，又何必让孩子出世呢？……”

她起身离去了许久，当她回来时已经重新恢复了一个女强人的自信和从容。我们转移了别的话题。她告诉我，她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今后不再结婚。

冉平有个很大的野心，她希望今后能把她经营的川菜馆开到美国和欧洲去。

4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末的一天，春城昆明遭受百年不遇的“倒春寒”袭击，一向晴朗的天空中浓云低覆，凛冽的朔风好像刀子一样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划来划去，已经百花吐蕊的草木一夜之间委靡不振，落英缤纷。

就在这股特大寒流挟裹下，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开始汹涌地冲击昆明火车站。

从四面八方的边疆农场拥来的返城知青，携带沉重的包裹，三五成群或者成双成对地赶往火车站乘车。窄小的候车室早已人满为患，售票窗口外面昼夜排着长蛇般的队伍，但是从各路汽车站和轮船码头下来的知青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拥来。于是省城火车站就如同一只排泄不畅的蓄水池，水很快装满并且溢到外面的露天广场上来。

车站一面采取许多临时措施疏散旅客，解决运力不足和客运猛增的矛盾，一面派出许多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到车站维持秩序，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

夜晚十一时，送走当天最后一班北上列车之后，车站打字员小李姑娘开始清扫候车室。她也是临时被抽调参加值班的人员之一，面对车站突然增大的乘客压力，她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车站的一切工作。因此她努力挥动扫帚，任劳任怨地把候车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同所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一样，小李姑娘对她的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轻松乐观的格调，一种新鲜的朝气蓬勃的热情。她认真扫地，嘴里哼着电影《黑三角》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努力不放过一只烟蒂，一片果屑，遇有旮旯夹缝里的纸屑也要用手掏一掏。

但是在一排座椅下面，扫帚被一个什么东西挡住了。

她俯下身，看清原来是一只普通的包装纸箱。纸箱似乎很沉，她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拖出来。这显然是一件被粗心的主人遗忘的行李，行李上没有姓名标签，也没有注明起始站。但是车站里常有这样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送到“失物招领处”去。

候车室很静，当小李姑娘用力挪动那只纸箱时，她感觉到箱子里似乎有了什么响动。这个发现令她大吃一惊，因为通常火车上是不许托运活物的。她几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解开箱子上的绳索，打开箱盖，试图揭开纸箱里的秘密。

就在这时，一群下班的女服务员路过候车室，嘻嘻哈哈凑上来看热闹。就在箱盖打开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如同触电般一震，目瞪口呆——

原来箱子里不是一件普通的遗失物，而是一个人。

一个裹在襁褓中的熟睡的婴儿。

弃婴的出现在候车室引起一阵慌乱。姑娘们大呼小叫，又引来许多车站工作人员围观。婴儿被吵醒了，哇哇地哭，于是有经验的妇女将婴儿抱起来，才发现襁褓里有个信封，里面一张字条写着：

好心的人，如果您收留这个孩子，我们今生今世感激不尽。

                             ——一对苦命的知青

信封里还有一百元人民币。

不管人们如何议论，叹息，抑或愤愤然替孩子抱不平，但是这个浑然不知的小生命却是确凿地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如果说她的出生本身就是某种不幸命运的延续，那么知青大返城的猝然出现又加速促成了她今后的苦难命运。

手忙脚乱的打字员和值班姑娘们将纸箱抬进了车站领导的办公室。领导对于这件不同寻常的失物仍然束手无策，因为它并不是一件东西，可以放进玻璃橱窗或者挂在黑板上招领，她毕竟是一条小生命，需要哺乳、营养和无微不至的母爱。

心地善良的小李姑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充当临时母亲的义务。她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奶瓶和牛奶，并在车站的集体宿舍里晾开了花花绿绿的尿布。第二天弃婴的事情就传遍全车站，人们川流不息地赶来慰问，并盛赞小李姑娘的高尚情操和美德。

孰料就在第二天，在候车室里和露天广场上，竟然同时拾到三个弃婴，其中有一个还发着高烧，奄奄一息。

闻讯赶来的车站领导急忙把婴儿送到派出所。大吃一惊的派出所领导对此依然一筹莫展，因为干警们都要执行任务，谁愿意留在家里当保姆呢？

于是矛盾又从派出所转移到民政局收容所。但是弃婴并不等于盲流人员，收容所对于如何收容婴儿完全又是个需要从头学习的陌生课题。

正当叫苦不迭的民政局领导频频穿梭于政府各部门和上级机关之间时，知青返城的高峰出现了。昼夜之间，弃婴人数陡增到十几个，最多一天竟收容达五个之多。收容所里终日哭声不断，有如开办了一所婴儿院。焦头烂额的民政局领导恍然大悟，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终于想起了制造这些麻烦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省农垦总局管辖的那些国营农场，如果国营农场没有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从边疆释放出成千上万的返城知青，那么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么多令民政局领导应接不暇的弃婴事件。

于是收容所里的弃婴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农垦总局的大门，物归原主，叶落归根。农垦总局措手不及，于是各办公室里便传出一片婴儿们响亮的大合唱。后来官司又很打了一阵，在有关领导斡旋下终于达成协议，由农垦总局出了一大笔钱，才将弃婴们送入一家新近建立的保育院。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期间，仅昆明市便收容弃婴近百名，最多一天收容十一名。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昆明市以外各车站码头及公共场所收容的弃婴人数。

5

在知青大返城的命运沉浮中，感情最微妙处境也最尴尬的当数那些农场中的知青贵族，也就是曾经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知青干部和扎根派们。

毋庸讳言，知青干部曾经是一批风云人物，是上山下乡的弄潮儿，同时也是支撑边疆农场建设和稳定人心的骨干力量和精神旗帜。他们用勇敢的姿态迎接命运的挑战，积极介入社会的生存竞争，在扭曲自己的同时也扭曲别人：或忍辱负重，流血流汗；或投机钻营，见风使舵；或卖身投靠，大起大落；或逆水行舟，大彻大悟。总之他们对于人生的体验与感受，或者说他们内心世界的成熟和复杂程度，早已超越了同龄的普通知青。

公正地说，这是一批时代造就的佼佼者，一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野心勃勃的于连。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或者寒门家庭，生活没有为他们提供优越条件和种种可供选择的机会：没有机会开后门当兵，没法留城，读大学，更不用说出国任职留学深造。因此他们只好依靠自身努力，到广阔天地的大风大浪中去搏击一番，去迎击各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和考验，从而抓住机会脱颖而出，被推上连队、分场、农场乃至更高层次的政治舞台。

上海知青朱克家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么？

无论命运怎样沉浮跌宕，也无论历史怎样评说功过是非，有一个基本点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时势造就了他们，就好像改革开放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带有泥土气味的农民企业家一样。

但是仅仅十年之后，历史抛弃了他们。他们将面临选择，面临新的机遇和命运的挑战。

知青大返城对于绝大多数知青是一个了不起的命运转折，他们可以从农工、牧工、林工、胶工转变为车工、钳工、售票员或者其他各种城市职业。对知青干部来说，这种转折就意味着失去；失去那些书记、场长、人大代表、党委委员以及其他各种职务与头衔，失去十年奋斗来之不易的地位、荣誉和一切既得利益，好比那些暴发户一夜之间一贫如洗，他们只好与别人一道站在回城的起跑线上从零开始。

这样的命运也许不大公平？抑或更公平？

谁也说不清。

“你别记下我的名字，”她警告说。“随便用个什么符号吧——这样更坦白些。”

A女士曾经是个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她出席过北京和省里的各种知青先代会，受到过周总理接见。她的事迹上过报纸、电台，讲用材料被作家写成书，又印刷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她是建设兵团当时远近闻名的三大“知青标兵”之一。

“都说往事不堪回首，干吗不回首？不就因为失落感太重吗？或者说总沉溺在往日的辉煌中不能自拔。其实人生原本是一场马拉松比赛，你领过先，但是后来你累了，跑不动了，别人赶上来，于是你就失落了。不奇怪，庄家轮流坐，风骚各自领嘛。天底下哪有不败的颜色、不老的美人？

“那时候我背着出身不好的黑锅，爷爷是金融巨头，父亲有历史问题。支边时一连写了三次血书才被批准。当时我们全家都被下放改造，我独自到边疆闯天下，因此除了加倍积极向组织靠拢外，别无选择。这就是说，别人只消付出一点努力即可得到的东西，我却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才能获得。

“比如入团吧，到连队头一年，许多人都入了团，唯独我要接受考验。所谓考验，就是要比别人多干活儿，出工在前，收工在后，并且三天两头要写决心书，表示自己同家庭划清界限。半年后考验通过，为此我幸福得大哭了一场。

“第二年支部讨论我的入党申请，考验一年。这期间，我忍受着超乎常人的精神压力，疯狂地投入工作和劳动。哪里活儿最脏最累我上哪儿去，哪里最危险我冲在最前面。举个小例子：‘大战红五月’上山开荒，当时我正患痢疾，每天拉十几次，便里全是血，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态度和革命精神，‘小车不倒只管推’，我还是上山硬撑，直到人事不省被人抬下山来。指导员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我得了‘铁姑娘’的美称。谁都知道五连有个‘拖不垮，压不弯，革命意志坚如山’的亡命之徒老A……”

A女士笑起来，笑声里有一种埋藏得很深的苦涩。

“其实谁不怕死，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要不是身体好、年轻、抵抗力强，恐怕早就上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我现在的一身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入党就通过了，并且被团里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参加了巡回讲用。我想我的才能决不在干活儿而在表达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讲用可谓声情并茂，一枝独秀，这是因为我对生活的认识和内心体验达到了从未有过的丰富程度。我想我对生活的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正是那些红五类出身的幸运儿所远远无法比拟的。

“在我内心的隐秘世界里，恐怕那种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全都来源于一个强烈愿望，或者说动机，就是通过奋斗改变家庭带给自己的污点，改变备受歧视的社会地位。一九七三年，我被师团党委推荐到某大学深造，不料临近录取又被取消资格，原因是更高一级党委专门研究了我的家庭出身，认为像我这样的后代不宜占领上层建筑，因而改成录取了另一个表现平平的干部子女。我痛不欲生之后大彻大悟：看来出身不能改变，道路也不能自己选择，那个打在我脑门上的阶级烙印注定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绝望中熬过半年，适逢北京召开一个知青座谈会，我作为云南兵团‘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前往出席。这次会上，周总理抱病接见与会代表，我们全都为此激动万分。会议结束时，由会议主持者提议，要向全国知青倡议‘扎根’。我内心反复掂量，一表态就断了退路，永远不能回城上大学，可是在那一种狂热气氛里，你能独立于外不表态吗？那样多的领导和知青代表看着你，你能表现出自己思想落后吗？既来之，则安之，置之死地而后生。到了北京，我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因此我几乎是怀着一种上刑场般的悲壮情绪在《扎根倡议书》上签了名。

“其实敢下赌注并不一定全输，你看那些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哪一个天天不是坐在办公室或者高级轿车里发号施令？

“我莫非一辈子只配挖泥巴？！”

“我的这种情绪或心理实在是源于对当时阶级歧视的绝望。时势造英雄，也造狗熊嘛。北京归来，我向组织上正式表态，扎根边疆三百年——你别笑，当时真是这样豪迈，气壮山河，意思是连儿孙十代人的态都一齐表了。从此之后，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执意走极端。我为此也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比如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尽管我对这些理论本能地持有怀疑，似懂非懂，但是我毫不犹豫，把自己每月三十八元干部工资减掉十元，与连队农工知青持平。我是连队指导员，但是我坚持三百六十五天全勤，坚持与大家一起劳动，例假也不休息。每逢年节，我都是在厨房和猪圈里度过的。我牺牲了三次探亲假，兵团十年，我只回过一次家……

“在知青中还是不乏有真诚信念的人。我的一位同学刘金，北大毕业，志愿要求回农场扎根，他说是在报上读了我的事迹受了鼓舞作出的决定。还有一位同学，已经开后门回了城，却又与传统观念决裂，毅然拿着户口簿回到农场。他们也许比我更真诚，但是我们共同的悲剧也许就在于真诚。

“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完美无瑕令人信服的榜样，一个走在知青队伍前列的排头兵带头羊。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活得有多么累。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与别人走同样的路，而这一切皆由于我别无选择。我盼望解脱却不能，社会这样塑造了你，你就得这么走下去，后退没有出路，后退意味着前功尽弃……

“突如其来的大返城彻底摧毁了知青社会的一切差别和等级，每个人重新变成了知青，变成返城队伍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难民。没有人仰视你，也没有人对你过去的业绩发生兴趣，人人都被返城大潮挟裹。一夜之间，扎根派便瓦解了，不堪一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是多么可悲，什么扎根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啦，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从内心讲，我何尝不想回城，不想与亲人团聚，何尝不想干一种自己乐意从事的工作，因为无法实现才反其道而行之。平心而论，我们中许多人不乏献身的真诚，不乏捐躯的愿望和决心，但是我们正因为相信宣传才加倍扭曲自己，把自己变成祭坛上的领头羊……我是最后一个回城的。等大家走完之后，一个人悄悄办的手续。

“十年功过，一朝灰飞烟灭，犹如天上云、地上烟，让人感叹不尽。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每个人重新活一次，聪明人只会在愚蠢之后才变得聪明起来。

“你看看我，能想象出这是一个当年裤腿挽得高高的铁姑娘么？……”

A女士说话时声调一直保持着轻松。她现在当然不是挽着裤腿而是穿一身华贵的高档时装，头上绾着高高的发髻，精心保养的脸上焕发着岁月残存的风韵和珍珠霜的光彩。我注意到她手指上戴着两只价值昂贵的钻戒，那是她在国外拥有的一大笔遗产和生活优裕的象征。

出门的时候，她送我一张照片留作纪念。那是个扶着木犁的裤腿挽得高高的女知青，身后是一片阳光斑驳的水田。女知青脸上露出一丝慌乱和迷惘的微笑，仿佛在向世界探询，哪条未来的人生之路该属于她呢？

我将照片郑重地夹在笔记本里。

敬敏，男，上海普陀区某制鞋厂工人。

“阿拉是六六届初中生，一九六九年四月到云南支边。先在连队种水稻，后来改种橡胶。阿拉这人能力不强，父母都是城市贫民，仗着身体好，干活儿卖力气，从不偷奸耍滑，因此不知怎么被上级看中了，入党提干，当了副连长。后来兵团改组，又被任命为农场副场长，兼党委副书记。

“那时农场配备的知青干部，大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原先的农场干部资格都很老，派系很深，‘文化大革命’又有划线站队等问题，所以处处明争暗斗，派仗打得火热。知青干部一般比较中立，权力欲不强。也有不知怎么被卷进去的，都倒了大霉，没完没了地批。像三师副师长董玉华，瑞丽农场副场长陈延军，还有一些都是受害者。阿拉这人没有锋芒，别人都说瘟，阿拉也就乐得装糊涂，从不自作主张，遇事绕道走。这样的青年干部上级反倒赏识，说阿拉谦虚，谨慎，一辈子虚心接受再教育，等等。

“久而久之，习惯了副场长的角色：批报告，批条子，被别人请示，几句话决定一个工人或者知青的命运；开会坐主席台，作报告，做总结，出门坐吉普车，与上级领导周旋，迎来送往，等等。

“当一个人品尝了权力的万种滋味之后，就不知不觉对权力有了依恋，好像吸烟上瘾一样，然后就不得不去谙熟种种权力之道，将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权力其实是个最腐蚀人的东西，侬明明掌握人家的命运，希望人家顶礼膜拜，却偏偏要标榜自己是个公仆，是勤务员，这不是虚伪是什么？

“中国的事，说的都是瞎扯淡，什么时候不说了，不标榜了，那就是真正做到了。

“知青大返城开始，阿拉才恍如从云端掉下来，意识到自己也是知青。知青罢工时，知青干部大多采取中立态度，也有参与做工作和站在对立面的，但是这些人最终都摘取了别人的胜利果实。

“州委来了领导，专门同农场知青干部一个个谈话，希望大家经受住考验留下来。阿拉当时向州委表了态，坚决扎根边疆不动摇。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阿拉就后悔了，看着同来的知青们一个个从农场消失，便仿佛自己的根也被拔走了一样，心里空得慌。上海毕竟是家乡，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有自己的父母亲人。阿拉不是不愿意把边疆当做第二故乡，如果知青都在这里扎根，阿拉的地位和优越感也许还能使自己内心保持平衡，可是一旦知青全部都返城，阿拉这个副场长的优越感还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侬有一天到上海去，人家还不是照样拿白眼给侬瞧，轻蔑地冲侬道一句‘乡下佬’！

“阿拉未婚妻也是上海知青，她向阿拉摊牌，要么一道回城，要么马上就吹。其实凭阿拉地位，在农场找个当地姑娘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阿拉不愿那样做。阿拉农场大多数上海知青都要找上海老乡谈对象，这里面既有上海人的优越感，更有上海人的特殊性。侬想想，远在异域他乡，连几句上海话也没法找人讲讲，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迫于多重压力，阿拉终于决定放弃这里的一切，于次年春节前办妥手续重返上海。在农场阿拉是县团级干部，可是回上海阿拉的身份是个普通知青，也就是说，阿拉那些优势丧失殆尽。没有人管侬曾经是什么角色，别人把知青一律当成农村回来的残兵败将，好比那些廉价的过时商品一样，除非侬有过硬的本事或者后门，否则别想有好工作给侬做。

“在新一轮生存竞争中，阿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阿拉当了三年待业青年，说来可怜，三十岁的人，还在家里待业，吃父母的白食。那几年，真像熬了一辈子。后来父亲提前退休，阿拉进了这家街道鞋厂顶替，从学徒工做起，到现在才是一个二级工。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有时心里懊悔得慌，干吗要回城？回城有什么好处？可是要叫阿拉重返边疆，阿拉又已经习惯了城市。唉，生活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

敬敏有一个朴素的妻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他每天下班后去里弄口摆小摊修鞋，挣五元十元零花钱补贴家用，迄今已有好几年了。

农场的知青干部们大多经历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多有过与敬敏相似的返城经历。如果说“实现自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思想主题，那么敬敏们的痛苦正好来源于价值失落与回归自我之间的利益冲突。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潮挟裹之下，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这股滚滚东去的历史潮流。

返城当年，云南农垦一千五百余名分场以上知青干部，返城率即高达百分之九十。走在最后的是两名意志坚强的知青干部：北京女知青、思茅垦区副局长辛温，成都知青、临沧垦区副局长唐朝明，他们分别于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边疆红土地，心情复杂地返回各自遥远的家乡城市。

6

一则安民告示：

敬爱的农场广大职工家属同志们，敬爱的大伯、大妈、大叔、大嫂及小弟弟小妹妹们：

我们就要走了，要离开这片边疆的红土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我们在农场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与你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我们不会忘记，是你们手把手教会我们怎样劳动，怎样生活，也是你们教会我们怎样战胜困难，顽强地、不屈不挠地生存下去。感谢你们，我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朋友和亲人。知青的心永远与你们在一起跳动。

前些日子，我们为了争取知青应有的权利，曾有过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行，也许侵犯过一些职工的利益，伤害过一些朋友的感情，我们在这里向你们道歉，并祈求原谅。为此，我们将本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派出小组对罢工期间损坏的一切公物私物进行清查赔偿，希望同志们予以配合。

另外，全体返城知青一致通过动议，将原先捐募和筹集的罢工经费，全部留下给农场，支援农场发展教育和橡胶生产。

这笔经费数目不大，却是我们农场全体知青的一片心意。

我们会永远想念你们的。

此致

最后的敬礼！

                          勐岗农场全体知青

                          一九七九年二月

欲走未走，先动了真情；走了却要寻觅，魂牵梦绕，肝肠寸断。哦，这就是知青，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知青情结呵！

……

勐腊农场九分场十五连，就是中央调查团途经勐腊，鲁田副部长曾经批评过的那个砍橡胶树的连队，知青临行前，自动上山将橡胶林全部精心护理一遍。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了却自己内心那笔感情债。因为这些橡胶树毕竟是他们十年心血与汗水的结晶，是他们永远留在红土地上的青春岁月的见证！

是夜，全体知青在橡胶林通宵守护，燃烟防霜，驱赶牲口，就像将要远行的母亲守护着一群熟睡婴儿。黎明，当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许多知青抱头痛哭，与橡胶林挥泪作别。直到汽车开出很远，人们还是忍不住频频回首，泪眼蒙眬。

哦，我那片遥远的红土地，我梦中的橡胶林呵……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为了还击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频频挑衅，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开始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

作战区域包括广西（东线）、云南（西线）与越南交界的全部边疆地区。云南河口、金平、坎洒、蚂蟥堡、天保、八布等农场为我西线大军的主要出击阵地，农场还担负为前线大军提供民工向导和后勤支援的重要任务。

战争初起，地方政府一时难以组织足够的民工和支前队伍，而农场的前身均为“屯垦戍边”的建设兵团，有现成的组织和建制，“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并备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因此理所当然成为参战和支前的主力民工队伍。

生产为战争让路，生活为战争服务，一切为了支前，一切为了战争。在战争爆发前仅仅数小时，河口农场接到命令，立即选拔两个武装民兵连，跟随穿插部队行动。同时组织十个支前民工连待命。

原本被罢工闹得人心惶惶的农场在战争状态下立即恢复了正常运转。知青参战要求之主动，积极性之高，令农场及上级领导很是纳闷了一阵子。不到半天，一支以知青为主的精悍队伍开赴前线，随军出击。至三月中旬，参战知青数百人，无一人临阵脱逃。其中阵亡三人，负伤十余人，立大功一人，二等功十余人，受奖者不计其数。

当参战的知青队伍浩浩荡荡凯旋而归时，一位农场领导在庆功会上感情激动，真诚希望知青留下来继续建设和保卫边疆，但是他得到的却是一个坚定而简短的回答——

“不！”

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1

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这场可歌可泣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国内外许多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曾一度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有人上书党中央国务院献计献策，建议再次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以便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重新结合起来，达到改造那些不曾改造好或者根本不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的深远目的。

问题在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衰落和终结并非少数个人意愿所为，它乃是全中国全世界社会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是千千万万作为普通人的全国老百姓民心所向。民心不可久违，民心不可久欺。我们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因皆出于此。

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否定极“左”路线，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唯有否定得彻底，我们才能真正从行动上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观念，我们才有可能发展生产力，才会有更多的“科技支农”，“科技扶贫”，“智力支边”，“希望工程”等等深得民心的壮举。我还要着重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富民政策”无疑是我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最富有远见卓识的一项基本国策。当个人愿望遭受粗暴践踏，个人利益与国家和群体利益相背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历史航船无疑只能原地徘徊或者走向倒退。中国知青大返城运动的巨大意义不仅在于拨乱反正，它还突出地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摆脱极“左”路线影响，实行一条重视国计民生的务实路线。

于是我们看到了十年改革开放的繁荣局面，看到到处经济起飞，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可喜景象，看到“劳动致富奔小康”的口号和政策深入人心，各级领导重视为民众办实事，抓“菜篮子工程”，等等。

历史不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雄辩地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与广大民众包括知识青年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么？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知青大返城运动本身存在许多无政府主义状态和非民主化倾向，因为任何人群的思想方式都无法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局限，领袖人物不能，知青和他们的运动也不能。由于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缺少法制和非民主化的动荡社会，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蓬勃兴起无疑给他们狂热的精神世界和备受压抑的个人意志打上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烙印，因此他们一旦面临选择，就不可避免地崇尚暴力，崇尚红卫兵方式，动不动就采用非民主化手段：造反，罢工，绝食，“天下大乱”，“大乱达到大治”，“大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等。事实上任何非民主化手段最终仍然难以达到一个公正合理的民主目的。

崇尚暴力与崇尚集权都是非民主社会的产物，二者殊途同归，践踏法制，与民主社会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曾经饱受迫害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却变本加厉的原因。因此我们在肯定大返城运动的同时应有充分的自信心对一代人自身的精神缺陷进行深刻反思，清醒地批判并警惕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对社会可能造成的种种危害。

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们今天正在步入中年，正在走向事业成熟或者作为社会栋梁的一代人来说，知青大返城无疑是他们过去人生舞台上一个高潮的谢幕，一支命运交响曲的辉煌的断章。知青大返城的全部含义，不仅在于表明他们曾经被动地接受了苦难和改变命运的行为方式，还在于体现一代人自我意识的最终觉悟和走向重塑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健全丰满的民族灵魂的可能性。

我以为这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之于中国社会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进程所呈现的积极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