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普车终于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司机抹去额头的汗珠,歉意地说道:
“首长,要不要下车休息一下?”
鲁田放开攥紧的手,这才发现手心早已湿汗涔涔。秘书打开车门,他让麻木的双腿在地上稍稍活动一下,然后点燃一支香烟,眺望群山,把目光和思路一起投向更加广阔而且深邃的思维空间。
“文革”以前,副部长曾经长期在新疆和北大荒垦区任领导职务。在他看来,南北垦区不仅生产条件不同,地理环境不同,似乎连本质也有所不同。在北方,各大垦区致力于发展农业机械化,走大农业生产的路子,是中国未来农业工业化的雏形和蓝图。云南则不同,云南以山地为主,交通不便,发展生产以手工方式为主,其生活条件之艰苦,劳动强度之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问题还在于:在云南边疆封闭落后的人文环境中,许多领导者素质之差,文化程度之低,管理方法之落后,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外地人有首关于“化”的顺口溜在云南领导中广为流传“……政策边疆化,觉悟群众化,城市公园化,干部土司化……”有一位农场领导公开在大会上讲:“……文盲咋啦?文盲还不是照样领导你们(指知青)。你们来接受再教育,就是要把肚子里的歪歪墨水吐干净……”
问题还在于:坚持上山下乡,就是坚持背离人心,结果必然有目共睹。可是怎样予以纠正,或者说在什么时机什么条件下才能予以纠正?知青问题对于中央决策层的微妙格局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
吉普车开动起来,副部长的思路顺着眼前狭窄而崎岖的小道继续往下滑。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陈永贵多次到会表态: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上山下乡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三七开,等等。可是几乎同时,云南垦区发生大规模知青骚动,抬尸游行,十万人罢工,大卧轨,北上请愿,云南知青的风潮很快波及全国,北方各大垦区知青已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人民群众拥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拥护上山下乡?
从大局上讲,安定团结是拨乱反正的前提,没有社会的稳定,发展经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策略并不能代替对事物的本质判断。争取民心和社会稳定恰恰应当建立在勇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原则基础上。
最近在北京市民中盛传邓小平同志一句不无幽默感的俏皮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是不是可以再添一个注脚,花钱的人自己也不满意呢?
毫无疑问,这是有着真理力量的声音。只有真理才能赢得民心,赢得历史垂青。
鲁田同志是一位资深党务工作者,对党内政治斗争有着足够的敏感和丰富的经验。小平同志的讲话绝非出于偶然和漫不经心,纠正历史的大错需要大智大勇,需要承担大的风险,要有大魄力和下大决心。那么小平同志是不是放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呢?
从国内形势看,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条路线无疑将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因此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势在必行。从国际形势看,中越关系紧张,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迫在眉睫,战争一触即发。云南地处南疆前线,知青的动荡势必影响战争大局。
副部长脑子里掠过一道亮光。
天时,地利,人和。“妥善处理”的历史条件不是正在走向成熟了吗?……
日影西斜,颠簸一天的吉普车终于进入勐南农场的地界,两旁山坡上出现疏疏落落的橡胶林带。这个农场与L国接壤,早先抗美援越的物质和军队都从这里进入举世闻名的“胡志明小道”,然后转战越南南北方。现在这里也驻满军队,山谷里扎满帐篷,乌黑的炮口指向南方天空,战争气氛十分浓厚。
车队行了一程,橡胶树多起来,并不见有知青出工。冷清的橡胶林已经脱尽树叶,光秃秃的树干在夕阳黯淡的余晖照耀下,更给人一种满目荒凉的劫后感。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知青代表时指出:这十几年农垦人数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那些。作为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他,对此深有同感。
这样惊人的浪费,劳民伤财和无效劳动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鲁田在心里沉重地叹息一声,闭上眼睛想。
突然随着一声“嘎——”的急刹,吉普车猛地停住,副部长不曾提防,头在玻璃窗上重重地撞了一下。
“怎么搞的?嗯!”
他几乎有些恼火地问。司机跳下车,大声斥责路边一些人,他才看见原来一群知青正在砍伐橡胶树,倒下的橡胶树阻塞了公路。
副部长走下车来。
“你们为什么要砍这些树?”他尽量和颜悦色地向知青询问。
“伙食团没有柴火烧呗。”为首一个男知青抹抹脸上的汗珠答。
“没有柴烧?!”一个多么愚蠢的理由。副部长生气了,提高声音质问:“这就是砍橡胶树的理由吗?为什么不上山打柴?或者买煤烧?嗯!”
知青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现在到处封山育林,不许滥伐乱砍,你知道吗?……”
“买煤?说得倒轻松,农场半年多发不出工资,哪来钱买煤?”
“连队每月发十元生活费,人都养不活,留着这些树干啥?”
“咱们知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干苦干,流那么多汗,农场却年年亏损,这到底是啥原因?……”
“你们当官的,天天坐小车到处逛,怎么不到咱们连队去搞点调查,替知青说两句真话?”
“……”
副部长的心忽地沉下去。他觉得自己的心很疼,那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良心在呻吟,在流血。
经济濒临崩溃,民众怨声载道,农场年年亏损,国家负担沉重,这不也是十年“文革”、十年上山下乡路线的恶果之一么?
经济不发展,哪来安定团结?反之,不尽快拨乱反正,哪里会有经济发展?……
“同志们,请不要砍树了。”他几乎是在低声下气地恳求这群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我跟你们去连队。我向你们保证,我能帮助你们解决烧煤的问题。”
解决知青问题决不仅仅只等于一个小小的烧煤困难。鲁田一行在勐南农场调查将近一星期,天天都被知青的困难处境和强烈的返城呼声所困扰。如果不是通过深入边疆,深入知青农场,鲁田也许不会对于“大势所趋”一词有如此深切的体会。现在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知青返城的历史潮流终究不可阻挡。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再将一千万知青的精神和愿望牢牢地束缚在边疆和农村的大地上。
由此领悟邓小平同志“三个不满意”的谈话,他对自身担负的重大使命和历史责任有了更进一步的明确认识。
元月二十五日,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离开勐南前往另一个边疆农场勐满途中,一封北京急电送到鲁田手中。
电文寥寥数语:中办接云南省委转来勐岗农场电话,称该农场知青全面罢工,并有数百名知青绝食。望即刻前往妥善处理,并随时通报情况。云云。
于是风尘仆仆的调查团好像一支闻警出动的消防队,立刻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