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科学与科学家
科学是我的崇高理想，科学家是我最景仰的对象。年轻时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不可能升学深造实现用科学为人类造福的理想，文革结束以后自考那年又别无选择地读了文科，“百无一用是书生”，终生只能在科学的殿堂外徘徊，这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前几天电视报道了全国2008年度科技奖励大会，特别介绍了小麦育种专家沈天民，这位生长于极度贫困的河南兰考县、毕生致力于小麦育种的农业专家，成功地把小麦亩产提高到了700公斤。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祖国和世界的粮食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79岁的他现在的目标是把超级稻的亩产在2015年提高到900公斤。袁隆平和沈天民是我最尊敬的科学家，这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饥荒的缘故。
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智慧结晶，科学是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科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科学是最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哗众取宠和弄虚作假。记得去年看到关于一位韩国生物科学家研究克隆技术造假被揭穿的报道。至于每天各种媒体上铺天盖地、吹得天花乱坠、看得眼花缭乱、号称“神效”不容不信的各种药品广告，究竟有多少真正科技含量，普通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
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但用得不好也会造祸。据报道，人工合成生产冰毒的就是一位化学专家。研究出三聚氰胺添加剂造成遗祸全国“毒奶粉”事件的也是一伙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
即使是科学家，他说的话也不见得就都是科学。有本书上披露，在“大跃进”那个荒唐年代，连最严谨的科学家也会疯狂。面对一些人对“高产卫星”的怀疑，著名科学家钱博士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粮食产量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稻麦的亩产量可以达到六七万斤。”为了支持粮食征购，他又在《知识与力量》杂志上发表题为《农业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论证出中国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产季节，也应有一半即3.9万斤。（五十年后的今天，沈天民、袁隆平还只实现了700公斤、800公斤，放在那个时代还不是落后份子“保守派”？）据说，毛大爹开始也不相信亩产可以达到几千斤几万斤，他毕竟年轻时也曾在农忙时节下过田，毛说是相信了钱博士的科学理论。当然这也可能是推卸之词，但是迎合领导人好大喜功心理的钱大科学家“政治挂帅”的结果除了自己在这一年光荣入了D之外，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对于那一场在和平时期正常气象条件下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领导、群众以及科学家们不都值得深刻反思吗？
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我们自己也做过。七几年，我被选派参加副县长带队的“农村工作队”下去办点。这位副县长农民出身，他所在的村子在“大跃进”刮“五风”时饿死了不少人，照说他应该对“假大空”那一套记忆犹新、深恶痛绝了，但是不然。他选了队上最好的一丘田做他的“高产示范田”，动用劳力深翻三尺，基肥追肥用个足，下的是县农技站专门调来的良种，划格子密植，精心管理。总之，“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都用尽了。起初那苗势乌青乌青的着实喜人，禾苗长高了密不透风，就用绳子拦腰拉着，装了好多台鼓风机往行垄里吹风。过来过去的人经过这丘田都会停下脚步细看，但都是只看不做声。副县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亩产不超过三千斤，把我的姓倒写起！”其实他搞的这一套也就是大跃进时候放“高产卫星”一样的套路，不过谁也不敢当面和他争论，结果那丘田最终只收了200多斤谷。过“苦日子”到七几年才不过十几年，这说明爹一代犯过的错误，崽一代不见得就一定不犯，人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了才有深刻记忆和清醒认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君无戏言”，这位副县长后来只好真的把姓氏倒过来写了，幸亏他姓田，正写反写顺写倒写都还是个“田”字。
我们的一个晚辈新近当选了市人大代表，前几天参加代表大会前，我老气横秋地告诫他：“当了人大代表就要真正为老百姓着想，学习科学发展观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审时度势，不要头脑发热跟风瞎起哄，‘大跃进’——以革命和科学的名义编写的闹剧不要再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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