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岸边兄。
就我的这篇演讲稿而言,我始终以感激之情对待所有朋友的每一种意见,因为每一种意见都来自每一个生命个体浸渍骨髓、渗入肌肤、痛澈心灵的亲身感受,你无权轻慢,轻慢就是亵渎,亵渎天下知青共有的情感。不能不谦虚。不谦虚便枉当了“知识青年”这四个字。
况且,我还担当了一个任务,要为“情系沅江”的电视片做解说词,这个电视片可能要发往全国的知青网中进行交流。于是一些天下知青都关注的重要命题,例如知青的苦难判读,知青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理析等等,不能不作出阐释,给以解读。
现在所做的演讲稿等于是为那篇解说词做准备,多听听各种意见,特别是“反方”的意见不无裨益。先在自家屋内打打口水战,自家兄弟姐妹们策策清楚,再走出门去就会自信多了。
好,为不辜负我兄的鼓励,我将竭力作出表现。
雄鸡报晓上
雄鸡报晓君:
恕我直言,我不大喜欢“天问”二字,总觉得扎眼.
自己身体历行的全过程“广阔天地”...“再教育”经历事件,难道要“天问”吗?亲力亲为的整个事态的转折其实己给出结论:“四个不满意.”
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前进步伐过程中看机制.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恶果,就是全面都到了崩溃的边缘.知识青年下乡其实早在60年代初就有.但是到68年的一个面向就是另码事态了.
文革动乱的十年间,城镇几千万年少学子,求学无门,就业无道.作凭任何国家、任何权力集团却会头痛内慌,甚至...担扰恐惧.
社会的稳定,权力的巩固,政权的延续从古至今都有「分散治制」的律条.(指不利因素的瓦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青这代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痛楚的牺牲者.
我们细思量,深分析,透理会.如果不是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丑陋的炼钢要铁砸锅,荒谬的“天方夜潭”亩产万斤...天公不作美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分歧新沙皇的逼债...新生政府面临内外交困.政权的权力内部必然产生两种声音.如是有《万言书》.《三自一包》...的另一种音符.
一首交响乐在同一时空,二种弦律,是没法奏出优美动听的和谐效果的...如是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几千万知识青年的“下放”甚至可以用“流放”更帖切.一个年代的几千万学子荒废学业,到农村去返祖原始的“刀耕火种”.当时农村人口绝大多数还处在文盲半文肓状况.城镇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受什么教育;绝非文化教育.如果说有受教育的地方,的确也知了,懂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绝非“青春无悔”.
我们从国家;民族;社会发展进步演化的全局宏观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实际上是社会的倒退,国家和民族的不幸.而且不是只倒退了十年,耽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几十年.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教育的发展,所转换成生产力是不能用加、减法来计算的...
自身经历的全过程,无须“天问”.更无欲后人的“考古”签定.个人浅淡意见.望指正错误.诚心不假!
谢谢各位的鼓励和评点。
回木林森兄,关于“天问”的诠释与解读,我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给“天问”设置的内涵,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而我,是困惑于知青的一段心路逶迤。有很多知青在当年别离下放地时,都发下过“今后撒尿都不朝这个方向”的重誓,但是为什么后来有一次又一次的返乡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道天问,至今我还困惑。
为此我问过不少江永老知青,我还数次到江永实地考察。据我的感觉,如果说知青苦难,则江永知青的更为深重。有江永老知青评说,苦难不是下农村当农民,下农村当农民也不是江永老知青苦难的开始,苦难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出生起就背负原罪,下放农村是用受苦的形式自虐的方式更艰苦地改造自己,披心沥胆、脱胎换骨以期救赎。他们对苦难的诠释,不完全是物质的匮乏、环境的艰苦、体力的负累等等,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凌迟,还有对前途的期许无望等。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江永知青沦为专政对象,据说少有男知青不被游斗不挨打的。时年红色恐怖席卷江永及其周边,那边道县杀人枪声起,这边江永知青喋血街头。死亡威胁像蛇一样近身游走,于是很多江永知青还多了一重经历,那就是“转点”,转移到另外的农村去插队落户,逃离江永。沅江对于我们来说已是苦地了,但在当时,却还成为了一部分江永知青的避难地。
但是尽管如此,现在很多江永知青还一次又一次地重返江永,不遗余力地支援当地的发展,救助贫困。这是为什么,被我询问过的江永知青困惑。于是我以为这是一道天问。
自屈原呵壁作“天问”之后,后人常把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喻作“天问”,其实这一名词并不是法律的、哲学的、政治的等等专用术语,在文学上也没有确定的概念,只看你要如何表达意思,放在怎样的语境当中运用,有没有语法错误,是个什么样的修辞风格。
不过,就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历史事件,窃以为还可作“天问”。为什么?
1983年,罗马教廷正式承认350多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1992年,罗马天主教教宗宣布恢复伽利略的名誉。伽利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1616年2月,罗马宗教裁判所对进行臭名昭著的审判,被判处监禁。
2006年6月,加拿大政府举行仪式,就“人头税”问题向当年的华人劳工及其后代道歉,纠正加拿大政府一个世纪前犯下的历史错误。 19世纪后期,一批中国劳工前往加拿大参与铁路建设。加政府在1885年工程完工之际,对打算在加定居的中国劳工征收“人头税”。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代表国家,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进行道义上的反省。俄罗斯人为此等了整整70年。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在中国,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以前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1981 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错误进行清算,拨乱反正。
通过解读以上的案例,窃以为,类似这类事件如果天问,即是天下人共问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话说为天下人担当责任的诸如教会、政府或政党等来回答。
知识青年是一个牵涉到近两千万城市青年,一亿多城市家庭成员;同时牵连我国城乡二元化体制,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考量问题,算不算天问,现在的一些民间散在的个人诉说,社会流传的历史评说及舆论等,算不算是具有公信力、权威性的回答,对此我沉默。
如果不是以上的类似问题,例如自然科学类的天问,也需公开的论证,权威的评定。
我兄认定自身经历的事情勿须“天问”,这是一份自信。自信确实何须“天问”,更无欲后人的“考古”签定,亦勿须借他人之言,如“四个不满意”来为自信佐证。
另外,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好像我兄没有过下放的经历,没有亲历亲为的过程居然也能作出如此深刻且宏大的判读,这是令我十分钦佩的。如此给我启示—某个正确的结论不必一定非要身体力行亲历亲为,或者反过来说,身体力行亲历亲为不一定就能作出某个正确的结论。
我与我兄在团拜会上谋面,匆匆而过未及深谈,深表歉意。
雄鸡报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