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梦》

第七章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

1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源头，最早应当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延安。那时候许多沦陷区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或者说走投无路，纷纷跋山涉水投奔重庆和延安。当时延安根据地尚处在艰难的发展时期，求贤若渴，从经济上看，陕北农村不仅不能同富庶的江浙沦陷区相比，甚至比起国统区西南诸省也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片备受干旱、风沙和贫穷困扰的黄土地上，青年学生头次看到中国人民背负沉重苦难同大自然也同命运顽强斗争的情景，头次不是从书本上阅读探讨而是直接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中间名副其实的一分子。

对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因为不论你愿意与否，你确确实实走进陕北，走进干旱和贫瘠的黄土高原。你必须学习劳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学习咽粗粮和同疾病、灾害以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总之你必须学习同生存有关的全部常识。

这就使学生们不再热衷于夸夸其谈而是对中国国情和自身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实际和深入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即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第三个年头写下著名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指出：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页）

结论：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上，第530页）

两年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引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8页）

这些文章后来成为指导新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著作和理论依据。

不管怎么说，作为特定时期的知识青年，他们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从大城市来到延安边区和农村，以自己的知识、文化、激情乃至全部生命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救和反侵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选择了投入战争，也就是选择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革命成功了。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们是胜利者。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对回乡知识青年题词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转引自云南省革委会印发《毛主席语录》）

“大有作为”无疑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热切期待，它至少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使命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投入农村经济建设。这一重任不仅造就知识青年充满主动精神战天斗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暂时确立了知识分子至少与工农地位平等的精神优势。

然而这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同志接连发表了许多措辞严厉的讲话和文章。此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急剧而动荡不宁的变化。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乡就有了后来运动发展的雏形。这时虽然未明确提出“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但是下乡政策已经由自愿转为强迫，下乡对象也变成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由于阶级路线的制约，唯一的出路是到农村或者边疆去当农民。这时的运动就带有半强迫和惩罚的性质。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那个著名口号的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事物终于起了质的变化。此时一切经济活动和科学文化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长期坚持反修防修，社会主义不改变颜色。

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共和国青年运动的这一历史性演变本身决定了知青命运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

至此，尽管农村天地依然广阔，而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却注定没有可能大有作为。

2

艰苦的劳动生活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经过长途跋涉的“北京五十五”背负重任风尘仆仆来到地处中、老、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大勐龙——国营东风农场疆锋生产队安家落户。

初来乍到，知识青年热情高涨，他们自己动手搭茅屋，睡竹床，点煤油灯，喝南瓜汤。他们不仅不觉其苦，反而觉得很浪漫，很自豪。一位女同学在日记中豪迈写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想到我们今天开荒地住草房正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另一位男同学在给家人的信中郑重地寄上一片干枯的树叶，他写道：“……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钱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青年人的真诚。他们的愿望和激情正是因了这真诚才尤其显得神圣，尤其具有某种悲剧意味。

疆锋生产队坐落在哀牢山西麓一条深山沟里，远离场部几十里，山大林密，与世隔绝。知识青年从北京带来一台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有手摇油印机、钢板、蜡纸，办起油印小报《疆锋战斗报》。每天劳动之余，他们顾不上休息吃饭，就围坐在收音机旁，把刚刚收听到的最高指示或者重要新闻记录下来，然后分秒必争地刻印成为号外，连夜赶山路分送到附近生产队和寨子的贫下中农手里。他们还带来一台手摇缝纫机，不是为自己缝补衣服而是专门为贫下中农服务。每逢节假日，他们便组织起宣传队到处演出，用唱歌跳舞的文明形式普及最高指示和样板戏，占领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然而空洞的精神并不能替代人的物质存在，严酷的现实好像一块砧板，生活的重锤很快粉碎了城市学生对理想，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全部看法。

每日拂晓，当启明星还在夜空中眨动诡秘的眼睛，知青们就扛着芟刀、斧子和锄头上山了。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劈山造地，开垦荒山，用实际行动一锄一锄而不是用想象和激情营造橡胶林。由于山大林密，亚热带植物群落好像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挡住去路，因此知识青年必须竭尽全力同杂草、灌木、藤蔓、大树搏斗，一寸一寸扫除障碍，然后才挥动锄头开荒。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劳动，每个人挥动原始农具，凭着体力而不是智慧、思想和科学技术同大自然搏斗。太阳出来了，把亚热带烈日比喻成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太阳能够很快吮干人的汗水，灼伤人的皮肤，消耗人的劳动能量和劳动激情，然后把人类从事的体力劳动变成一种与美丽辞藻格格不入的严酷刑罚。

当太阳升上人们的头顶并烤干地上的露水时，隐藏在亚热带森林中的妖魔鬼怪就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毒虫，野蜂，疟蚊，瘴气，蚂蟥，它们联合起来凶猛地向人类进攻。不断有人中暑，有人因干渴而昏厥，因劳累而虚脱；有人被螫伤，被叮咬，害起忽冷忽热的森林疾病……但是劳动依然进行。因为同大自然斗争不仅在于忍受烈日暴晒和毒虫叮咬，还在于暴晒和叮咬之下仍然要不遗余力地创造劳动成果。

时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至。亚热带暴雨浇得人睁不开眼，山洪无情地席卷刚刚开垦的台地，人们瑟缩着躲在山洞里，眼睁睁看着劳动成果转眼间白白付之东流。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同他们这种收效甚微的原始劳动相比，任何对于劳动的抽象的赞美之辞都显得如同谎言一般虚伪和苍白无力。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指出：劳动的艰巨性决不仅仅在于劳动的强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原始体力劳动的全部严酷性恰恰在于对劳动者心灵和激情的野蛮摧残上。你越拥有文化知识，这种摧残的程度就越剧烈。

公元一九六八年的“北京五十五”开始感受到这种来自心灵的悲观与绝望的痛苦滋味。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由计算机引发的一场科技革命已经席卷地球上许多国家，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手工劳动到蒸汽机革命的漫长发展之后，已经一日千里地跨入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的科技新时代。然而他们还是日复一日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同荒山野岭搏斗，把汗水和豪言壮语白白挥洒在身后这片古老而荒芜的土地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得歪歪倒倒，步履踉跄，每人日平均开荒却不到一分地。

也许吃苦能够忍受，短暂的寂寞和考验能够忍受，但是这种几乎与零相等的劳动价值却不能不使人感到绝望。难道付出牺牲的代价和作为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平均开荒不到一分地么？

难道任何一种普普通通的劳动职业：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轮船，开车床，甚至当一名风里来雨里去的扳道工，迎送巨龙般的列车南来北往，不是都比每天挖一分荒地更有价值么？

每天一分地的劳动规模和劳动方式，同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橡胶基地的宏伟蓝图相比，不是如同痴人说梦一般几乎是个幼稚可笑的玩笑么？！……

仅仅几个月，人们的政治热情明显减退，厌倦情绪上升。小报停刊，油印机冷落一边，缝纫机不再嗒嗒地歌唱，吹拉弹唱不再此起彼伏，因为人们通过实践初步体会到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关心他人革命，而是解决温饱和休息。

“北京五十五”的光荣使命面临时代岁月的严峻考验。

3

公元一九七〇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奉命组建，其基础为云南农垦管理总局及其下属各垦区国营农场。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继续恶化，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十二个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各大军区指挥，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已经超过三百万人。

在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尤以黑龙江、云南、内蒙古、海南等兵团规模最为庞大，称“四大主力”。

按照中央设想，生产建设兵团至少应当担负下述三方面任务：

1．国防战略的后备兵团（预备役部队），随时准备适应战争形势和打仗的需要。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自给自足逐渐向多种经营过渡。

3. 继续接收和安置知识青年，并对他们集中进行“再教育”管理。

由于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使命，也由于经济建设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此后短短数年中，“生产建设兵团”将作为“文革”中最没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之一，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留下最为黯淡和色彩斑驳的一页。

组建后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团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和磅礴气势在中国与缅、老、越诸国接壤的三千公里边境线逶迤排开，构成一道令任何窥视者不敢小觑的具有战略威慑力的铜墙铁壁。兵团下辖师、团级或相当于师、团级单位上百个，兵员共计二十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十四万（后有增减不等），约占人员总数百分之七十。

第一师第六团，前身为国营西双版纳勐腊农场，原有职工数千人。一九六九年以后，该团陆续接收安置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知青约三万人，组建二十四个营，生产连队三百五十余个，每连约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不等。由于该团拥有的单位和兵员是如此众多，以至于该团老团长在军区各种会议上不无自豪地宣称：一师六团是世界上军队人数最多的团。六团人员编制超过国内大多数野战军。

从地图上看，西双版纳犹如一枚包裹得紧紧的三角粽，它沿江而下，楔入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诸国，而那只南北走向的浑圆的粽尖就是勐腊。勐腊县方圆数百公里，山大林密，人口仅一万，是世界著名的亚洲野象、长臂猿和孟加拉虎自然保护区。一师六团组建后，该地区才开始显现出许多日见增多的人类活动的迹象。

由于六团各连队分散在该县境内与老、缅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交通十分不便，因此团部许多现役军人参谋干事直到任职期满或者转业复员也没能弄清楚下属单位究竟在什么地方。其中驻扎最远的第二十四营第十四连，从连队到团部，步行约需两天，途中须翻越两架大山，穿过一座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和一片死气沉沉的丛林沼泽。这些连队平时的一切物资：粮食、蔬菜、化肥、农具、生活品等全靠人背马驮，报纸信件则半月送一次。知识青年与世隔绝，正好进行反修防修的再教育。

一到雨季，凶猛的热带暴雨便下得天昏地暗，暴发的山洪冲毁桥梁，冲断小路，于是天地阻绝，这些连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丛林孤岛”，断粮断炊甚至困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九七一年雨季刚过，一队个子瘦小稚气未脱的男女知青沿着崎岖山路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前往几十里外的营部往回运粮食。他们平均年龄不足十七岁，按规定人均应负重男五十公斤，女四十公斤。中午，他们顺利到达营部并立即背上粮食踏上归途。因为他们必须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连队，否则谁也无法在黑夜中摸出迷宫一般恐怖幽深的原始森林。

几个小时过去了，西沉的夕阳将一溜斜斜的余晖涂抹在厚幕般的大森林边缘，涂抹在一条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山间小路上。背粮的队伍鱼贯而行，时而蹚过溪流，时而攀援山崖，知青们全都累得摇摇晃晃，艰苦而漫长的跋涉使得他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离连队还剩下不到两小时路程。带队的排长看看表，决定让大家休息十分钟。按照他的乐观估计，他们应当在天黑之前走出这片森林，然后顺利返回连队。

一起惊动全团乃至整个兵团的事件就在这个转眼即逝的休息间隙悄悄发生了。事件的起因在于：一个名叫晓芬的重庆女知青不幸掉队并且靠在路边树丛中睡着了。队伍很快远去，谁也没有发觉有人掉队，谁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在路边睡着。因此当夜色渐渐降临这架阴暗潮湿的大山时，偌大一座森林便只剩下一个疲惫不堪的女知青和她身边这袋沉甸甸的粮食。

我们不必责怪这个粗心大意的女知青，她委实太瘦小，太劳累，她的体重还不到四十公斤。当她被命运驱赶上山下乡并独自被遗弃在这座暗无天日的亚热带山林里的时候，她的实际年龄距离十七岁还差几个月。

时间在死一般的静寂中飞快溜走。晓芬仅仅靠在路边打了个盹，当她猛然惊醒并四顾寻找时，森林中只剩下一片不祥的沉默和朦朦胧胧的暮色。

于是她惊骇地发现自己掉队了。

女知青吓得魂飞魄散。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跳起来，踉踉跄跄向前追赶。她的双手紧紧抓住那袋粮食，恐惧压迫神经，头脑一片空白。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更大的错误在于：她不仅掉队而且很快迷了路，失去方向。亚热带森林是一座千奇百怪的巨大迷宫，它不仅淹没一切人类活动的痕迹，而且把死亡的气息播向四面八方。

天终于黑下来。女知青惊恐万状地看到，森林里的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到处都隐伏危机，到处都有阴险的眼睛在窥视，甚至连一棵树，一根藤，一草一石都活动起来，变成面目可憎的小妖怪，朝她不怀好意地咧嘴嬉笑并虎视眈眈。远处有孟加拉虎的咆哮，近处不时传来沙沙的响动，幽幽的鬼火飘来飘去，让人毛骨悚然吓得半死。幸运的是：女知青好容易爬到树上熬过担惊受怕的一夜。她初步体会到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类力量的单薄和渺小。

姑不论如何忍受饥饿、寒冷和劳累，单是恐惧就足以把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学生折磨得虚弱不堪，她的意志和神经濒临崩溃边缘。所以当黑暗的潮水一经退去，温暖的曙色透过晨雾渗透进林间空地，女知青就暗暗下定决心，今天无论如何要走出森林，逃出这座魔鬼的宫殿，回到那个简陋而友爱的集体和同学们中间去。

然而世界上的事并非时时如愿以偿。你明明决心走出森林，走出迷宫，然而你却不顾一切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这就是生活设置的误区。女知青失踪的消息传开后，全连知青纷纷打起电筒火把奔向崎岖山路。人们焦急地在山林里彻夜搜寻，呼喊，但是茫茫夜空和无边无际的大森林无情地淹没了人类的微弱信息，并把他们的希望变得如同大海觅针一样渺茫。

这件事很快惊动营团首长，更多的人员和队伍被派来加入寻找女知青的救援行列。甚至连当地寨子和边防驻军也被动员起来，在女知青有可能出现或者遇险的地方组织营救。然而一切努力无济于事。一天，两天，三天……直到第七天，搜寻工作毫无进展，人们不再抱有希望，因为任何孤立无援的个人都不大可能安全地在原始森林里待上一周而不会遇上种种不测。

然而正是这天下午，一名采药的哈尼族少年偶然在大森林边缘发现失踪已久的女知青。她在经历了雄奇伟岸的原始森林的庄严洗礼后已经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她的呼吸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晓芬伤愈后回到连队，体重依旧不满四十公斤，依旧参加劳动，依旧上山背粮，等等，只是她再也没有迷过路。后来一位军报记者来团采访，将这件事写成一篇激动人心的长篇通讯，发表在《解放军报》上，题目就叫做《来自西双版纳的报告》，副题是“党的领导是明灯，迷途羔羊归了群”。文章见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晓芬的名字被人们广泛知晓。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类似晓芬这样误入歧途的例子并不鲜见，然而晓芬却是相当难得的幸运者。她的幸运不仅在于上报出名，而且在于走出了险象环生的大森林。同晓芬相比，大多数迷途的羔羊终于没能迷途知返，他（她）们全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活泼泼的年轻生命最后变成年度统计报表上两个冷酷而僵硬的方形汉字——“失踪”。

第三师第十五团一营七连傅阳珍，女，成都知青，十七岁，来兵团仅三个月零五天。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请假去团部卫生队看病（发烧不止），数日不归。连队一周后派人寻找，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

朱美华，女，上海知青，一九七四年四月某雨夜上厕所时失踪，至今未找到尸骨。

刘礼京，男，北京知青，来兵团四年。一九七三年元月失踪，无下落。

……

据不完全统计，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各师团，每年因种种原因甚至没有原因无缘无故失踪的知青人数都高达十几乃至数十人以上。这些年轻的生命好像一阵被风刮散的轻烟，转眼间便消失在明净高远的蓝天之下或者沉入深不见底的亚热带雨林中。作为他们人生记录的档案材料可能仍保存在某个档案室的角落里，积满厚厚的灰尘。他们中的一些人因被怀疑“叛国投敌”，档案材料至今仍接受审查。

4

一九六九年，云南省革委会紧急下达文件，要求地方各级革委会和农村“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做好对知青的“再教育”工作，上好“再教育”第一课。

次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伊始，兵团党委亦下发过内容相同的文件。

所谓“第一课”，即专指当时极为盛行的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教育，贫下中农往往以这样的方式迎接知青的到来和揭开上山下乡“再教育”的序幕。

我所在的第三师第十团有个岩国香，人称“糯米岩大妈”，意即脾气随和头脑不大清楚的意思。岩大妈原先是农场一名普通职工，据说早先给地主当过童养媳，日子一直过得很苦。“四清”时因为忆苦出了名，被选成劳动模范，还进北京见过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前后，随着各地知青大批来到边疆，岩国香大妈的忆苦专长就有了广泛的用武之地。不仅见天巡回到各营、连讲用，还应邀前往兵团系统各兄弟师、团作报告，一时名声大噪。上级领导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遂任命岩大妈担任副营长，专司忆苦报告的重要职责。

在我所受过的众多忆苦教育中，岩大妈的报告果然与众不同。她忆苦的最大特点是以情动人，最大的语言优势是别人听不懂。

当这位感情朴素的农村妇女在热烈掌声中健步登台时，我们看到，岩大妈有一双浑浊善良的眼睛，眼睛里噙着闪亮的泪花。她那双爬满硬茧的骨节粗糙的大手，和长年累月风吹日晒如同风化石般布满裂纹的黝黑面孔无疑都是劳动人民的最本质特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贫下中农被压迫被剥削和受苦受难的最有力见证。面对这样的劳动妇女，你能不相信她的控诉句句都是发自肺腑，都是“字字血，声声泪”么？你能不因她的哭诉而感动，而感染，而心情黯淡一洒同情之泪么？你能铁石心肠无动于衷么？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呢？……

岩大妈一登台就很有说服力，就引起一种很肃穆很悲壮的苦难气氛。往下不需要任何语言，就哭，不是那种知识分子式的羞羞答答很虚伪的抽泣，而是很豪放的哭，放声号啕，哭得天昏地暗，“泪飞顿作倾盆雨”。哭本身就是一种控诉，一种痛苦的最高表现形式，于是台上台下终于哭成一团，收到“此时无言胜有言”的艺术效果。

气氛融合了，感情统一了，接下来就呼口号，打倒地主黄世仁，人人都想象黄世仁逼死杨白劳，糟蹋喜儿的罪恶行径，阶级仇恨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往后岩大妈就操着滇西土话“吐苦水”，边吐边哭，虽然台下知青全都如坠五里雾中，但是听不听得懂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岩大妈本身就是苦难，就是忆苦思甜。

后来过了很久，别人才悄悄告诉我，说岩大妈的确吃过很多苦。四个兄弟，一九六〇年都饿死了。

“吐苦水”之后照例吃“忆苦饭”。

忆苦饭人人都要吃，不论你主观意愿如何，抑或阶级觉悟如何，那种被称做“食物”的东西自然是难以下咽的。我们连队的忆苦饭，配方来自猪圈里的饲料，我记得有芭蕉根、粗糠、红苕叶和野蕨草，煮得半生不熟。连长指导员亲自掌勺，不许端回宿舍，在晒坝上吃，互相监督。吃得快吃得多的受表扬，吃得慢或者偷偷倒掉的挨批评受罚。于是大家只好互相折磨，吃了吐，吐了又吃，唯恐给贫下中农留下“觉悟不高”的坏印象。

然而这天偏偏出了漏子：眼看一锅忆苦饭的任务就要胜利完成的时候，一位患近视眼的女同学相当可疑地从碗底挑出一只煮得不明不白的东西，经证实那是一只在劫难逃的死老鼠，肚子鼓鼓的，还龇牙咧嘴。于是所有人立刻都产生了本能的生理反应，吐得上气不接下气。

据说我们的遭遇并非个别。

“忆苦思甜”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觉悟，还在于它初步挫败小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说明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从而雄辩地证明“接受再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迎来这个知青连队的诞生日。一批经过长途跋涉的成都知青高举红旗，步行数十里来到大盈江畔人烟稀少的孔雀山下，开始了白手起家种植橡胶的伟大事业。

孔雀山其实并无孔雀，也许从前是有的。知青们来到这里时，到处除了重重叠叠的山峦树林，就是满目荒凉的蒿草和灌木。

上级领导为该连队配备连长指导员，还从别连调来一批老工人做生产骨干。另有一批上海知青“掺沙子”，防止成都知青搞地方宗派小团体。

前六天照例要上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第一课”。人们一次又一次挥动小红书，怒火万丈，义愤填膺；一遍又一遍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第一课”收效甚大，知青们不仅擦亮眼睛，还纷纷把心得体会写在日记和家信里，用以自励和教育远方的亲人。

由于该连队是在完全没有准备或者准备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筹建的，知青们住在几排临时用油毛毡、茅草和竹子搭成的简易宿舍里，因此条件十分艰苦。好在知青们初出远门，对边疆的一切都很好奇，所以一时尚无怨言。

时值旱季，风高物燥，火辣辣的太阳整日烧烤大地。南亚次大陆刮来的季风凶狠地掠过山谷，掠过大盈江两岸空旷的河滩和荒原，把知青连队的旗帜连同不结实的屋顶一同刮到天上去。

第七天的工作是打土基（土坯）。

据说打土基是为了盖一间厕所，以便优先解决男女授受不亲的当务之急。打土基无须技术，只需体力：将黄泥以水和匀，再辅以木模，奋力夯实晾晒即成。连里下达任务，每人完成三百块，男女一视同仁。这天边疆的日头格外毒辣，时间也变得格外漫长，知青们好容易挨到晚上收工，个个如同喝醉酒东倒西歪，步履不稳。

入夜，连队一改往日沸沸扬扬的喧闹，那些小知识分子精力过剩的口琴，笛子，唱歌，吵闹统统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大山般沉重的睡意和此起彼伏的梦呓。这些精疲力竭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拥抱睡眠，跌入梦乡，他们在时空和现实的混沌交错中初步体会到劳动的原始含义。

疲劳造就了最深沉的梦境，同时也造就了疏忽大意和不可挽回的灾难。

赵国庆，上海南市区人，外号“小舅子”。六九届初中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来兵团。同新来的成都知青相比，赵国庆算得上老战士，虽然他的“知龄”只比那些新战士长三个月。

这天收工回宿舍，他并没有马上熄灯就寝的意思，而是故意磨磨蹭蹭等别人都睡下，才在蚊帐里点燃一盏小煤油灯。因为他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一个掩藏不住的欢乐，这就是他终于向同学借来一本神往已久的“爱情小说”《青春之歌》。

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怎样一片荒漠和枯寂的可怕景象。那时候不仅文学艺术统统被打成毒草予以铲除，就连阅读兴趣本身也成为一种罪过。所以当上海知青“小舅子”幸运地借到一本挨批判的“爱情小说”并躲在蚊帐里偷偷阅读时，那种暗自兴奋的心情决不亚于偷吃禁果或者偷看黄色录像。

事故的隐患正好出在这种不敢光明正大的阅读方式上。

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走，浓重的夜色终于覆盖了大盈江两岸起伏的山峦时，上海知青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眼皮变得沉重黏滞，方块汉字好像一群乱糟糟的蚂蚁爬来爬去，煤油灯忽明忽暗不住晃动。由于这本小说必须限期归还，因此他不得不用手支撑住脑袋，强迫自己努力一行行看下去。

睡意还是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

头终于垂落，字里行间罩上一片迷蒙的雾霭，黄浦江畔那座熟悉的不夜城若明若暗地向他浮来。朦胧中，他仿佛听见父母熟悉的呼唤，于是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翅膀朝着故乡和亲人飞去……

书本慢慢从手中滑脱，它在床铺上磕绊了一下，然后碰翻了煤油灯。煤油灯滚落地上，煤油很快溢出来，迅速引燃了蚊帐、被盖和干燥的竹篱笆墙。仅仅几分钟，这座简易茅屋里的一切——油毛毡、茅草顶、竹墙、竹桌椅以及知青的箱子行李统统燃起大火。当岗哨发现起火并鸣枪报警已经来不及了，熟睡中的知青们被火烟呛醒并连滚带爬逃出屋子时，大火已经蹿上屋顶并且迅速朝其他茅屋蔓延。

这是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可怕的灾难。知青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没有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没有应付突发事变的任何经验和知识。他们到兵团只有一周，学习了整整六天阶级斗争知识，却没有学到哪怕一点点防火和对付火灾的基本常识。因此当大火势不可挡地席卷而来时，知青们的张皇失措和一片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场火灾中，头脑最冷静也最富有经验的当数该连连长。他不仅一口气从自己屋子里抢出寥寥可数的行李衣物，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冒着屋顶坍塌的危险，从大火中抢救出一罐精心制作的辣椒腌菜。表现最差的是那些尖叫不止的女生。当她们好像一群受惊的兔子从冒着浓烟的屋子里狼狈逃出来时，有人发现自己的身体相当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又尖叫着奔回屋里去取衣服。

这场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大火不仅吞噬所有房屋，而且引发一场规模不大的山火。天亮后，人们才纷纷东倒西歪围坐在山坡上，望着废墟上未曾燃尽的火苗和缕缕青烟发呆。

最先掠过一种不祥预感的是三排八班女知青覃秀明。

“不知为什么，我凭直觉意识到好像出了事。”二十年后，这个已经当了一对双胞胎母亲的成都光明服装店业务女经理对我说道，“我们班女生住一间宿舍，紧靠失火的第二间。当我惊醒时已经睁不开眼，到处浓烟滚滚，慌乱中我隐约听见有人叫喊，好像是晏启芬的声音，但是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浑身火辣辣地痛，而连队转眼间已经变成一片灰烬。许多人围着我，有领导，老工人，也有知青，但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女伴的面孔。我心猛地一沉。我惊骇地想起屋子里呛人的浓烟，和浓烟里小晏揪心的叫喊……”

当人们猛然省悟并重新拥向废墟时，他们赫然看见：

十个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铸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凝固地保持着这种受难者的姿势，仿佛在向人们默默诉说，她们是怎样用豆蔻年华的生命苦苦抗拒苦难和死神猝然降临那一瞬间的巨大恐惧和痛苦……

在这座尚未冷却的残酷的人生雕像面前，人们全都痛哭失声。“小舅子”面无人色，吓得晕死过去；那个英勇地抢救出一罐腌菜的连长悔恨交集，当众摔碎了腌菜罐子。然而大错已经铸成，雕像无法复活，人死不能再生。

人们流着眼泪呼唤她们的名字。人们甚至无法完整地辨认和分开她们每一个人，因为她们曾经生机勃勃富有弹性的美丽肌体，如今已经变成一堆面目全非的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断肢残骸。

“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埋葬了她们。”一位胡须花白的老工人坐在冬日黄昏的落日里同我叨家常，边疆的寒风不时撩起他单薄的衣衫。“那些尸体只剩下一二尺长，惨哩……裹尸布全都渗出油来，洗也洗不干净。你想想，人油。”

他顿了顿，喃喃地重复：“人油哪！……”

事故得到迅速处理，肇事者赵国庆被捕入狱，判刑十五年，布告上的罪名是“偷看黄色小说，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十位女知青死于火灾事故并且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业绩，不好追认荣誉称号，就开了一个简短朴素的追悼会，以志纪念。活着的人们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

岁月荏苒。许多年后，人们对死者的怀念已经遥远而淡漠，对那场火灾的记忆也变得如同老掉牙的家什一样陈旧。有一天孔雀山来了一个陌生男人，他满脸胡须，带了许多纸钱香烛和祭品。男人在山上磕了几个头，大哭一场，烧了许多纸钱，然后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有人认出他是“小舅子”，听说已经刑满释放。这件事在当地农场和生产队一直议论了好几天。

5

“再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劳动。

一百年前，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劳动在人类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伟大作用。他认为劳动促进人脑思维，促使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等等，最终促使人类脱离猿并区别于兽类。

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创造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征服太空外层空间的时候，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却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不是改造落后的农村经济，普及科学文化，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信心百倍地回归——一切从原始劳动开始。

这就注定上山下乡运动从本质上是一场违背人类历史进程的庄严的悲剧运动。

兵团第二师下属七、八、九三个团，共有知青二万七千余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女知青。由于各团均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物质匮乏，因此人们常常都要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其中一个小小的困难就是买不到草纸。

从表面上看，买草纸与上山下乡干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何况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成都市教育局那位老资格军代表曾经有过关于草纸问题的精辟见解。问题在于土疙瘩并不能解决女知青来月经的困难，她们都是城里长大的姑娘，受过中学的文明教育，从生理到心理都排斥一切不卫生、不文明、不爱清洁的习惯和行为，因此她们注定不能接受军代表的“土疙瘩”建议，注定只有受到焦急、苦恼、惊惧、羞惭、束手无策……的困扰。由于广大女知青对草纸的要求是如此紧迫，呼声高涨，以至于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落实，所以师党委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把解决草纸问题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

于是各营团纷纷向师党委请战，决心排除万难，掀起自力更生制造草纸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体现中国人民古老的智慧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重新向蔡伦学习造纸术，目的不仅在于恢复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还在于解决女知青卫生用纸的实际问题。

不懂就学，就摸索，就革命。各单位土法上马，展开劳动竞赛，看谁先造出“争气纸”。第八团直属新一连男女知青百余人，每天开荒之余，还须完成一项任务，就是砍一根野生龙竹扛下山去。龙竹有碗口粗细，七八米乃至十几米长短不等，重约几十斤，是造纸的理想原料。

那时候兵团的一切任务都是政治任务。“忠不忠，看行动”，连长指导员带头执行。问题是人与人不一样，情况千差万别，政治任务却一视同仁。

王友玲，女，十七岁，身高一米五二，体重不超过三十五公斤。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姑娘身体是如此瘦弱单薄，胸脯平板，全身上下每一根线条都笔直得如同对角线，因此她得到连队那些不怀好意的男知青背地里赠送的雅号：“三角板”。

现在，这个不幸同几何教具有关的女知青经过一整天劳作，浑身每一根骨骼仿佛生满铁锈，每一处关节仿佛淤满泥沙一样嘎嘎作响。班长怜悯地看看她，什么也没有说，替她砍了一根最小的龙竹放在肩头上。所谓“最小”，其实也有两丈长短，五六十斤重。人人都得扛竹子，概莫例外，谁叫你是知青并且是个不大强壮的女知青而不是别的什么受人羡慕的女职员女干部呢？

小路约有二尺宽，一边是崖石，一边是深涧。王友玲扛起那根硕大的龙竹，仿佛一匹拖曳重载的力不胜任的瘦马，趔趔趄趄头重脚轻地往山下走。悠长的龙竹忽闪忽闪，竹梢在石头上刮出一连串富有弹性的悦耳的回响。

二十年后，一个名叫王仕陆的男知青回忆说：“当时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或者将会出什么事，因为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一连几个月的开荒大战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麻木不仁，关节锈响，头脑一片空白……”

仅仅几分钟，意外情况发生了。

在一个急弯下坡处，龙竹的一端不幸重重戳在崖石上，巨大的反冲力把女知青瘦小的身躯弹起来，弹出小路。人们只来得及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就看见那个不幸的女知青好像一只中弹的小鸟，翻滚着跌下几十米深的山涧去。

人们打着火把在乱石堆里找到王友玲，她已经变成一堆散了架的零件。只有那双惊愕的眼睛努力圆睁着，嘴张成一个大大的O，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刚才一瞬间发生的那幕惊心动魄的惨剧……

人们流着眼泪埋葬战友。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公理在这里得到充分印证，因为成都姑娘王友玲委实太瘦弱，太渺小，所以最先被淘汰出局。

几个月后，第一批“争气纸”造出来，营团都开了祝捷会。但是女知青王友玲却因此静静地长眠在荒草丛生的山坡上。

她永远不再需要这些来之不易又粗糙无比的自制草纸了。

公元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天气晴好。对于正在投入开荒大战的四师十八团第二十七连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个充满耻辱和灾难重重的晦暗日子。

因为这个连的开荒进度已经落到全团最后一名，政委已经宣布即将率领工作组进驻该连“解剖麻雀”。

落后自然不光彩，被上级领导当做麻雀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来解剖就更加不光彩。“知耻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把开荒进度赶上去，这样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此天色未明，连长就吹响出工哨，全连不分男女老少，连炊事员也关了门统统上山开荒。

开荒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你得砍倒大树，刈除荒草，搬走树根，然后一锄一锄在山坡上和崖石上刨出千亩万亩的橡胶田来。

这个过程就是愚公移山的过程，也就是上山下乡和接受再教育的漫长过程。

女知青翁佩华手中的锄头越来越沉重。她感到小腹又坠又胀，仿佛有只无形的手在子宫里搅动，暗红的经血好像源源不断的小溪，一次又一次溽湿了她的下身乃至外裤，迫使女知青不得不一再躲进树丛中换草纸。

翁佩华是上海知青，七〇届初中生。她来兵团仅仅半年，就惊恐地发现自己患上妇科病：痛经，月经不调，腰部坠胀，等等，甚至一月来多次月经。

在连队，妇科疾病通常没处诉说：没有药，没有医生，连队领导自然都是男人，他们根本不承认来那玩意儿是病。当地妇女连生孩子都不上医院，你能说来月经或者肚子痛是一种病么？

病休是没有道理的。你必须服从命令，服从劳动的铁的纪律。你必须怀着难言的苦衷，好像一匹瘸腿的牝马上山去同大自然，也同自己作为女人的生理弱点作斗争。

就这样，翁佩华已经带病上山一星期了。她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眼前金花直冒，锄头在手中仿佛不是一件工具，而是整整一架大山。太阳仍然悬在头上肆虐，阳光在她眼前翻卷起一片灼人的热浪。她感到自己的信心和力气都随着汗水一点点溜走。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能倒下！她咬紧牙关暗暗鼓励自己。挖到前面这个土丘就该休息了，也许吃了午饭情形就会好一些。

在女知青面前两三米地方，在一片灌木丛生的崖石下面确实有个隆起的小土丘。它像一堆荒冢，或者像一只长满长毛的巨大的土馒头。女知青把自己濒临绝望的人生目标定在这个近在咫尺的土丘上，同时也就暂时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和信心。于是她努力抬起手臂，扬起锄头，一点一点朝土丘挖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两位美国科学家在非洲丛林中发现一种体形巨大的野蜂，它们的躯体超过任何普通蜜蜂的数倍，地上筑巢，性凶猛，能螫死野牛。当地人称为“杀人蜂”。科学家怀着极大的兴趣把野蜂带回美国，试图与家蜂杂交以找到一条提高种群质量的有效途径。不料管理人员偶然疏忽，导致野蜂逃逸。数年之后，在南美洲气候炎热的亚马孙河流域，在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美国佛罗里达等地相继发生野蜂袭击村庄的事件，螫死居民和家畜。据报道，这种野蜂体形巨大，性尤凶猛，能在短时间内使人畜致死。

经证实，这种野蜂正是从科学家试验室逃逸的“杀人蜂”。目前杀人蜂正以每年增加数万群的速度在美洲形成一股恐怖浪潮。

我从报刊上摘录上述资料并非为了猎奇。我想确凿地告诉我的读者，在我国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地处北纬25度以南的怒江、澜沧江和红河流域那些面积广大的亚热带丛林中，我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野蜂。

——身长约十厘米。地上筑巢。性凶猛。能螫死野牛。利齿，亦咬人。等等。当地人不叫杀人蜂，称“地蜂”。千真万确，“杀人蜂”。

我不知当地有没有资料记载地蜂主动袭击人类和村庄的事件。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不是你触动它们的巢穴，或者惊动它们，一般地蜂是不大远离巢穴袭击人类的。

地蜂毕竟是蜂，不是老虎。

然而一九七〇年初秋的这天中午，太阳早已将地面的潮气和露珠烤干，上海女知青翁佩华正忍受着妇科疾病的折磨一步步逼近那个毫无动静的小土丘。她没有热带生活常识，没有对付毒虫猛兽的经验，更不懂得如何观察和判断可疑障碍物并避开危险。她只想快快完成任务，好坐下来喘口气，稍许恢复一点体力。但是她绝对没有想到，就在她最后一次举起锄头用尽力气挖向土丘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随着一声轰响，土丘坍塌下去，成千上万只狂怒的地蜂从巢穴中飞出来。黑褐色的地蜂好像一片致命的毒雾那样迅速弥漫开来，丛林和山坡上到处都布满它们沉重而恐怖的嗡嗡声。翁佩华来不及逃走，甚至来不及呼救，就被凶猛而残忍的杀人蜂团团攫住，好像一截木头那样直直地栽倒在蜂巢里……

这天中午，第四师十八团部分官兵在野外工地作业时不幸遭受野蜂袭击，鼻青脸肿痛不欲生者多达数百人，其中尤以第二十七连损失严重，几乎无一不挂花者。

是年底，一封简报辗转送到兵团司令部。据第四师十八团司令部作训股报告：九月中旬，该团第三、四、五营官兵在黄连坡及斑鸠箐一侧山坡开荒，遭地蜂袭击，伤三百余人，其中重伤四五十人。经抢救绝大部分脱险，仅有一人因抢救无效，当场死亡。

死者翁佩华，上海市静安区人，一九五四年生，享年十六岁。

这份报告存入兵团档案（1970）第39号卷宗。

6

一九七二年六月，滇南雨季来临了。

印度洋上空形成的暖湿气流夹带冰雹和滂沱大雨好像一股凶猛的海啸席卷南亚次大陆。狂风连根卷起大树，暴雨无情地抽打大地和山林，洪水转眼间冲毁公路和桥梁。白天，天地一片混沌，鸟兽绝迹；入夜，到处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当耀眼的闪电瞬间撕碎夜幕，人们才能从茅屋篱笆缝里窥见远近惨白的山林和如注的雨帘。

大雨将世界变成一片泽国，人类只有躲进用土基、竹篱和油毛毡筑成的巢穴里并借助某种群体的精神力量才能寻得一种相当脆弱的安全感。

二十四日凌晨，这种脆弱的安全感不复存在。

先是岗哨的听觉捕捉到异常响动，这是一种来自地下的相当沉闷的喘息。很快，一种类似野兽的呜呜的咆哮由远及近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人们惊慌地竖起耳朵。空气起了颤抖，房屋开始晃动，随着这种巨兽般的吼声越来越响，人们分明感觉到一个不祥的灾难正在渐渐迫近。

有人猛然省悟：这是大山在发怒，在崩溃，随之而来的将是山体滑坡、泥石流……

报警的枪声响了。人们好像世界末日来临时那些受惊的小动物，纷纷逃出茅屋，逃出巢穴，在茫茫雨夜里漫无目的四处奔跑，试图找到一条庇护安全和救苦救难的“诺亚方舟”。然而没有人能够抗拒灾难的降临，就像没有人能够阻挡洪水泛滥一样。

天亮以后，幸存的人们陆续回到连队，他们赫然看见，连队和新开垦的橡胶林带不见了，滑坡的山体和巨大的泥石流抹去了一切人类活动的痕迹，自然界一夜之间回到了创世纪以前那种古老的洪荒时代。

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人类是制造人类灾难的罪魁祸首。

……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人为滥伐森林和毁林开荒，造成生态严重失衡和大面积水土流失，仅一九七五年，云南兵团范围内即发生大小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数十起，多次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辞海·植物分册》载：

“橡胶树，亦称巴西橡胶树。大戟科。常绿乔木。干皮具有丰富乳浆。三小叶复生，互生，小叶椭圆状披针形……原产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我国引入栽培。喜暖热气候和湿润沃土。为最优良植胶植物……”

巴西亚马孙河流域横跨赤道，为热带地区。国际上权威的植胶理论认为：橡胶树只能在赤道两侧南北纬20度以内生长，超越20度就是植胶禁区。

我国是温带国家，北纬20度以内地区只有一个小小的海南岛。按照上述理论，我国岂不是只能沦为贫胶国，而种不出橡胶就只好依赖进口，依赖进口就等于眼睁睁让帝修反卡我们脖子，等等。由于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和诸如“国际经济大循环”之类的说法，因此打破国际反动势力经济封锁，种出“争气胶”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万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身上。

不管怎么说，劳动是一种创造，一种精神变物质和物质证明精神的激动人心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将云南边疆建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橡胶基地，这幅宏伟蓝图本身不是足以激励人们去投入，去奋斗，去革命和献身吗？

一九七〇年，兵团党委制定了一个突破“三禁区”的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即突破最远（北纬25度线），最高（海拔1500米），最冷（年平均气温摄氏15度以下）的世界禁区。该计划产生的依据不是实践经验，不是经过严格取证的科学数据和理论，而是来自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的主观意志和一相情愿的勇气决心。“人定胜天”的口号就相当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政策的主题。

于是就有成千上万的兵团战士信心百倍地投入这场改天换地气壮山河的橡胶大会战。

第三师十五团分布在北纬25度线以北的高黎贡雪峰脚下，属沟谷型亚热带温湿气候，当地人从未有过种植橡胶的历史。但是该团广大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决心在这里进行打破禁区的伟大尝试。他们挥汗开荒，砍伐森林，修筑大片台地，精心培育胶苗，然后再将美好的信念和嫩绿的树苗一起植入边疆赤褐色的泥土中。短短几年后，终年积雪不化的高黎贡大山下奇迹般出现了排列整齐迎风摇曳的橡胶林带。人们用铁的事实，不，用战无不胜的思想和劳动的双手打破了“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禁律。

第三师十团驻地分散在横断山脉西麓，海拔1800米以上，一年内有五十天霜冻期，年平均气温摄氏10度左右。该团官兵和知识青年不信迷信，齐心协力，寻找种植橡胶的种种途径和办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诸葛亮并没有种过橡胶，何况种不种橡胶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问题，生产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

天大的困难难不倒用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兵团战士。一九七一年，第一批橡胶苗在暖棚里培育成功，出苗率达百分之二十；次年改进方法，出苗率增至百分之二十五。两年后上山定植，成活率为百分之十。有百分之十就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直至百分之百，因此这个胜利大大鼓舞了初战告捷的该团官兵，他们一面向上级报告喜讯，一面决心不屈不挠，把高寒山区种植橡胶的伟大胜利坚持到底。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宣布：在我国云南省沿北纬21度～25度，东经97度～106度的广大地区已经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橡胶基地，我国不久将会实现橡胶自给自足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这个伟大的抱负和理想已经在一代知识青年手中得以实现。

一九七四、七五两年，云南大部地区连续遭受特大寒潮袭击，连北回归线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等地亦不能幸免。寒潮与霜冻直接打击了蓬勃发展的橡胶事业，致使大批胶苗枯萎，成片胶树死亡。

人们决不甘心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成果，更重要的是，人类决不能在自然灾害面前显示软弱。一师二团重庆知青柳韩英，共青团员，林管工。她眼睁睁望着自己含辛茹苦种下的胶苗在寒霜中摇曳冻死，不由得心如刀绞。这种感情的真实与强烈，决不亚于任何一位人类母亲眼看着孩子生命遭受威胁。然而她能想到并做到的唯一举动，就是将自己床上和箱子里的衣物被盖全都拿出来裹在树上，替那些可怜的胶苗御寒，自己穿一件单衣在寒冷的长夜里瑟缩发抖。问题是女知青的壮举完全于事无补，她既没有能力解除成千上万株橡胶苗的灾难，又无法使自己的感情不陷入无能为力的折磨中，因此尽管她的个人愿望无比美好，行为无私高尚，但是她除了白白患一场重感冒身体更加虚弱外，所有来自遥远的亚马孙河流域的巴西橡胶苗都不可挽回地变成一堆干柴。

跌倒爬起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擦干眼泪，但是并没有总结教训。他们一次又一次宣誓，凭着“人定胜天”的精神信念，死了种，种了死，再种，再死。子子孙孙种下去，有什么样的树种不活呢？

柳韩英和她的同伴就是凭着这股精神同大自然搏斗了整整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社会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生产效益和经济规律重新起作用并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人们终于不再执著于种“争气树”，于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并举，在那些荒芜的橡胶林带上改种了许多茶叶和果树。

人类这种来自内心世界的疯狂激情由此得以遏制。

7

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来说，英雄主义曾经是哺育他们成长的摇篮，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养。纵观中国历史，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的人们能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一样，狂热地崇拜领袖，崇拜英雄，渴望无私奉献，渴望通过献身即为某种神圣目的而死来达到升华精神的崇高境界。

因此，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群能像知青群体那样充满无比壮烈和迫不及待的殉道者精神。

一九七〇年，广东兵团围海造田，遇台风袭击。为保卫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下海水，用胸膛和意志筑成一堵不结实的人墙。台风和大潮过后，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男女知识青年肿胀的尸体……

后来这件事被写进一篇轰动一时的伤痕小说《黑潮》里。

一九七一年，内蒙古兵团第四十三团奉命扑救草原荒火。“明知山有火，偏向火山行”，人们手持树叉、扫帚、铁铲等简陋工具，义无反顾地扑向熊熊大火。天亮之后，荒火烧到河滩自动熄灭，该团男女知青因救火壮烈牺牲达六十九人，伤者无数。

一九七二年，云南兵团发动轰轰烈烈的垦荒大会战，兵团战士意气风发，会战中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北京知青戚京生，患中毒性痢疾，坚持不下火线，不幸被病魔夺去年轻生命，实现生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钢铁誓言。

昆明知青魏九龄，为抢救阶级姐妹的生命，毅然用嘴吸吮蛇毒，不幸中毒身亡。

上海知青金文，伐木时英勇抢救战友，被大树压死。

重庆知青刘渝蓉、万顺华因房屋倒坍，不幸遇难。

第二师某团发生大面积恶性疟疾，一周内死亡男女知青十余人……

……

据有关部门统计报告，该年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事故、疟疾、自然灾害、蚂蟥、地蜂、毒蛇等原因死亡知识青年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有十人追认共产党员，七十余人追认共青团员。

成都知青李文秀，女，十八岁。这是一个性格开朗吃苦耐劳的四川姑娘，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男女知青一样，她也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重活累活抢着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决心用实际行动改变父母乃至祖辈遗传给自己血液里的那种反动成分和卑贱人格。

一九七三年五月，连队批准她回家探亲。临行前指导员叮嘱：不得超假，不得违反探亲纪律，团支部正在考验你，云云。李文秀牢记组织教导，在成都与家人团聚仅十二天，不待探亲假满，就提前匆匆登上火车返回边疆。

当时这位女知青正在患一种不知名的病，天天低烧不止。家人苦苦劝阻留在成都检查医治，但是女知青听不进去。因为她心里只有一个崇高而紧迫的愿望，那就是经受组织考验，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同医治生理疾病相比，治疗精神创伤乃至政治生命中的缺陷不是更为紧迫重要的大事么？

从成都到边疆需要乘坐两天火车，再转乘六天汽车。女知青在汽车里颠簸到第五天，恰遇途中坍方，她硬是支撑病体，步行两天翻山越岭赶回连队。当她被人扶进屋里时，已经眼眶深陷，面无人色。她只蠕动嘴唇喃喃说了一句：“我按、按时回来了……”就栽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位十八岁女知青于当晚停止呼吸。经解剖证实，她患了急性病毒性心肌炎。使医生久久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位危重病人竟然支撑病体在山里走了整整两天！

团支部追认李文秀为共青团员。女知青如愿以偿矣。

一九七三年九月，在远离团部医院的兵团某独立团砖瓦连队卫生室里，一个名叫钟庆生的胆大包天的重庆知青正在给自己施行阑尾切除手术。钟庆生的本职工作是卫生员，曾在医院接受培训，并自学过《赤脚医生手册》等书籍。他在自己身上开刀的动机和目的都十分单纯，就是成为一名白求恩式的天下闻名的医生。白求恩能用手术刀在自己皮肤上做试验，他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阑尾贡献给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呢？

于是他便在没有任何应急措施的情况下，在连队那间低矮简陋未经消毒的卫生室里为自己实施了这次真正的外科手术。然而他很快遭到失败。因为他先是未能有效止血，后来又没能找到自己的阑尾藏在哪里。因此这位未来的白求恩大夫只好忍着疼痛把伤口缝起来不敢声张。

由于手术消毒不严格，加上边疆天气炎热，卫生员很快因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时年十九岁。此事有关部门曾进行通报。

无独有偶，十几年后我在一本描写北大荒兵团生活的知青纪实文集《北大荒风云录》中读到一篇回忆自己割阑尾的文章，此事与钟庆生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这位名叫佟凤阁的北京知青不仅侥幸割除自己的阑尾，而且最终如愿以偿当上一名外科医生。

事实上他们都为自己的理想主义付出了代价。

其实，在我们周围，在几乎所有曾经被称做“知青”的整整一代人身上，我们都不难找到那种残留在他们肉体和心灵深处的英雄主义烙印。比如我的默默无闻的同学周良宗，他为了在自己身上试验中草药的效力，勇敢地用煮沸的开水把自己胳膊和大腿烫伤。我的知青朋友傅小凡曾经累死在开荒工地上，三天后下葬时，有人听见棺材里传出呻吟，这才奇迹般逃脱死亡。十九岁的人，头发竟至花白……还有我的知青女排长贾丽军，人称“铁姑娘”，至今右肩比左肩足足宽两公分。知青战友郑安卡、张大武、温旭辉、郑先、张栋生、高焕武农药慢性中毒，至今未能完全康复……

不管怎么说，知识青年曾经以自己的方式高扬过他们的精神旗帜，尽管这面旗帜曾经把他们引向苦难，引向一条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

哦，我的不朽的知青。

我的不幸的知青……

8

上山下乡十年，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几万知识青年先后开垦荒地数十万亩，定植橡胶五百余万株，播种水稻、小麦，种植茶叶、咖啡、可可、金鸡纳等热带作物，实现农林牧副渔多业并举，初步做到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

该兵团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一九七〇年人均创产值二百余元上升到一九七九年人均一千五百元，财政收支情况则由一九七〇年人均亏损六十五元上升到一九七九年人均亏损一百八十余元。造成上述亏损的直接原因，除了各种行政和政策性开支的惊人浪费外，更重要的是不计成本盲目投入，因此产出愈多，亏损愈大。

据统计，兵团期间累计亏损约一亿元，兵团全体官兵包括广大知识青年人均对国家欠下债务约六百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