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是省戏剧学校的老师,高高瘦瘦的,北方人,下放干部,下放在铺口。不知什么原因,来到我们大队。(有人说是三分之一什么的,搞不清)那个时候,下乡的干部都愿意和知青住在一起,因为大队部里只住着两个女知青不方便,就借住在离大队部最近的我们队上。又因为我是一个人住一间房,自然就和我住在一起了。我的“茅舍”坐落在小河边上一座牛圈的楼上,外间是生产队的会议室,里间就是我和赵老师的卧室。有约七八个平方,一桌、一凳、一床而已。好在赵老师也没什么行李,也不太在意条件,白天我们各忙各的,晚上就抵足而眠,睡一张床。
我自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对有学问的人,特别是旧知识分子更是尊敬有加。赵老师的到来让我喜出望外,(当时队上就我一个知青)终于有人可以说说话了。套用一句旧话:“篷壁生辉”。赵老师不是键谈的人,话不多,但一句是一句,有深度。我喜欢和他聊天。
晚上,我就着煤油灯在啃一本叫《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书,恩格斯的。赵老师坐在床上抽烟(只有一个凳子),迷着眼睛,慢条斯理、有些嘲弄的说:“小伙子,看得懂吗?”我在赵老师面前不敢吹牛,老老实实的回答:看不懂。“那就别看了,给我吹一首《红梅花儿开》吧,我爱听你吹口琴。”我就听话地放下那本隐晦生涩的书,吹口琴给赵老师听。过了几天,赵老师从铺口回来,给我带来一本伏尔泰的书,叫人性论什么的。对我说:其实资产阶级启蒙学派的著作比无产阶级领袖们的著作更接近普罗大众,因为时代不同。你连资产阶级都没弄明白,如何啃的动《哲学笔记》这样的书?我无话可说,唯有佩服。
赵老师爱抽烟,但不买烟,自己卷。这又是让人佩服的地方。他有一个自制的卷烟机,到县城里买来烤烟叶,用我给他磨的快快的刀细细地切成烟丝,包在一张报纸里,喷上酒、糖水,再发酵,几天之后,用卷烟机一支一支地卷。我在旁边看,帮他剪去两头多余的烟丝。有时也抽一根,很好抽。赵老师对我说:要自力更生,你能用父母的钱抽一辈子烟吗?还抽飞马。我建议你明年开始自己种烟。不要种旱烟,太难抽,可以种烤烟。我来教你怎么制。赵老师还告诉我:走了一天的路,出了一天的工,晚上要用热水烫烫脚,很解乏的。不要到港里涮几下就睡觉。从此我总是到团里去给赵老师找热水烫脚。
秋天的时候,我找来晒的干干的稻草,把床铺垫的喧喧地,在床上听赵老师“哐古”。赵老师是原来演剧六队的老人,抗日时期就参加革命的,阅历很深。悠悠往事,娓娓道来,让我这个生活在文化沙漠里的毛头小伙子听的如醉如痴。临睡前,总要声明一句:我睡觉打呼噜,不影响你吧?我终日劳作,身体十分健康,赵老师说:要不是文化革命,我就要推荐你去学舞蹈,你条件不错啊,腿长,身材比例好。可惜啊!说着,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后来,赵老师结束任务回了铺口,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是个好老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