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准考证”
大黑皮
前日休闲无事，在家清理旧书。忽然间，一个老式信封从书中滑落在地 ，我弯腰俯身捡起，戴上老花镜，打开信封，一张“准考证”映入我的眼帘。我凝视着这张白里泛黄的“准考证”，黑白照片上加盖了“长沙市教师进修学院”的大印。它，勾起了我求学路上的辛酸往事。
1979年，厂里决定开办电大理工班。为此，厂里还增开了工人夜校补习班突击。可怜初中67届的我，“麻布袋绣花，底子太差。”数理化三科总共刚过“及格分”，距离电大录取分数线还差一大截。这样，我第一次上大学的梦就此破灭了。
1981年，电大开办文科班，我手持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厂部交涉。无奈与“工人不得脱产学习，不得报销学费”的厂规相背，我再次上大学的机会又与我擦肩而过。
1983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好不容易弄到一个“长沙市教师进修学院”的报名名额。
晚上，安顿好凡儿，待妻子睡后，我清理好饭桌，垫上干净的报纸，铺开报名表，准备填写有关情况。
当了十几年“工贩子”的我，是厂里先进生产班组的班长，平日里甩大锤，抡锉刀，拧扳手，不在话下。今晚，这双长满老茧的手，竟然掌不住这支笔。我咬着笔杆发呆，许久许久，我微带颤抖的手，才在报名表上工工整整的写下了自己的大名。
第二天，工间操间隙，我急冲冲赶到厂部大楼，在我软泡硬磨之下，教育科长终于签下了“学费自理，上课时间自行解决”的意见，并盖上了鲜红的大印。
转身，我又找到厂工会主席。工会主席见我满头大汗，连忙递上一杯水，让我坐下慢慢讲。我接过水杯，仰头咕嗵一口吞下，用略带油污的手抹了抹嘴角，诚惶诚恐地讲述了我的请求。工会主席听后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他同情赞许的眼光，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办完报名手续后，我找到了厂子弟学校校长，把所有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避免引起误会。
考试结束后，我一连数日准时赶到厂传达室报到，翘首期盼“绿衣天使”给我带来佳音。但一连数日渺无音讯，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一天厂休，我找到长沙市教师进修学院招生办。
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女老师热情的接待了我。她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单位、姓名等情况，从书柜里拿出一本花名册仔细地翻了起来。
“你被录取了，但又被取消了。”
我一时被她搞得云里雾里，不知何故？
我急切地问道：“咯是怎么回事？”心中忐忑不安。
她拿出一张被退回的录取通知书，只见上面写着“查无此人，退回原处”的签批，并加盖了子弟学校的大红印。
顿时，我如五雷轰顶，一时懵住了。但我不甘心，仍作最后挣扎，据理力争。我反复强调：报考是经过厂教育科、工会批准的，厂子弟学校无权退回。同时，我不断地向她述说我们青工是如何渴望学习，而求学是何等的艰难，以博取她的同情。
教师进修学院经过再次研究，决定录取我。
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我亲手炒了几个菜，邀了车间几位好友来家小斟。三杯小酒下肚，我百感交加。我百思不得其解，青年工人上学为何就这么难？难？难？工人阶级不是领导一切吗？我越想越气，越想越不通，气向胸中聚，恶从胆边生，我操起傢伙，准备连夜找子校校长问个青红皂白。
好友见状，极力相劝，妻子见状，死死地拖住我，好言劝告……。
入学后，我百倍珍惜。妻子当时脱产住校读书，一周回家一次。我白天上班干活，晚上则等凡儿入睡后，才能挑灯夜读，虽比不上古人“吊悬樑、锥刺股”，但我还是倾尽所能，硬是拼着老命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
回首往事，感慨颇多。我们这代人，真是磨难多多，长身体——遇上自然灾害闹饥荒；长知识——碰上文革下乡插队当知青；结婚养崽——赶上计划生育只准生一胎；长职位——文凭学历是硬杠。人生好比一盘棋，一着不慎，步步皆输。
但就是这张“准考证”，它，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学习永无止境。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