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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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卫民在医院里再也待不住了。

这是一座简陋的农场医院，医院背靠场部机关，环境相当幽静：绿树成荫，流水环绕，却又零乱破败，蚊虫成群。由于医院建筑普遍采用油毛毡盖顶和土基砌墙的传统工艺，因此大多数病房都因热带暴风雨的长期侵袭而变得歪歪倒倒泥泞不堪。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妨碍医院成为泡病号的男女知青心目中的天堂。

数以百计的知青源源不断地挤满了所有的病房，然后继续进驻门诊部和医院所有的过道、走廊。医院由于知青的持续拥入而一扫死气沉沉的阴霾充满生机与活力。病号们天天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地打发漫长时光：你来我往，或者你不来我也往；访旧朋，交新友，串门聊天打扑克；举办各种形式的精神聚餐，搞出许多别出心裁的恶作剧；交流回城信息，每天举行次数不等的新闻发布会等等，乐此不疲。你很难指责这些享受公费医疗和病号待遇的年轻人虚度青春浪费大好年华，因为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在艰苦的劳动中程度不同地落下了肌体上的损伤：胃病、肝肿大、关节炎、低血糖或者妇科疾病。但是更大的创伤不在肉体而在精神上，因为整整十年过去了，知青的前途命运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因此他们才不得不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地打发属于自己人生中那些漫长而空虚的美好时光。

凌卫民就是这样住进医院并成为该院内科最有资历的病人之一。

凌卫民是上海南市区人，六九届初中生，原先在景洪农场跃进分场当割胶工，后调入分场小学做勤务。从外表上看，他属于那种家境优裕的有教养的上海人：瘦削，白皙，举止斯文，皮肤总也晒不黑。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技术员。凌卫民从小天赋聪明，口齿伶俐，父母对他一直期待甚高。不料小学毕业，便闹起“文化大革命”，理想变成噩梦，初中未毕业便到边疆当知青，一当十年。

在景洪农场上万名知青中，凌卫民一直是个小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他的影响和知名度从未见诸任何报端和铅字材料，但是领导一提到他的名字却往往感到头痛。

一次在连队，营长要处理一个知青，众皆敢怒不敢言。凌卫民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营长恼羞成怒，喝令将他一绳子捆了，吊在房梁上示众达八小时。

还有一次赶景洪街，一群重庆知青与人发生冲突，当地人自恃人多势众，将知青围在街当中棍棒交加。这天凌卫民本无事，只因路见不平，便操起一根扁担参战，当即被打翻在地，头上砸开一条大口子。不料送进医院，当地赤脚医生尤其痛恨聚众滋事无法无天的亡命徒，借口没有麻醉药，硬是在肉皮上活活缝了十八针。凌卫民一声不吭，黄豆大的汗珠淌下来，直到手术结束，竟把嘴唇咬出许多血痕来。

如果谁以为凌卫民仅只是一介鲁夫，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凌卫民不仅敢于主持公道，而且胸怀大志抱负不凡。他读书甚多，兴趣广泛，尤其喜爱伟人传记和战争文学，因此对一切顶天立地的人物：恺撒大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尼克松、基辛格乃至曹操、宋江、忽必烈、孙中山一律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他在农场大会上发言，说古论今口若悬河，竟然同时证明了“英雄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都是真理，令会议主持人不辨是非刮目相看。

问题在于凌卫民在领导眼中始终有个好逸恶劳的坏印象。在连队，这位能言善辩的口头革命派从不好好劳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遇雨季天或者大会战就泡病号。更严重的问题出在他的世界观上。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体力劳动也就是“与工农相结合”的轻视，抗拒思想改造，不肯主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相反，他欣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坚持认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因此他一直为自己没能赶上战争年代或者爬雪山过草地而深感遗憾。

对个人来说，没有英雄的时代至少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它表明社会不需要公平的淘汰和竞争。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正是社会进化生气勃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英文ASPIRATION中，“野心”与“雄心”是同一个词，没有高下之分，唯一的区别在于你取得成功或者失败。

这天，就在郁郁不得志的景洪农场医院内科第二十二床病号凌卫民捧着一本掉了封皮的破书读得枯燥乏味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邻室知青正在发布关于橄榄坝知青闹事的重要新闻。

仿佛一记重锤，他的心脏猛一收缩，然后重重扩张开来。这个消息对他不啻是颗炸弹，炸开包裹在他周围的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使他精神为之一振。汹涌的血流好像决堤的洪水猛冲大脑和面颊，使他至少在几秒钟内，感到短暂缺氧和呼吸紧迫。

这是一种直觉，一种个人对于时代政治和社会气候的敏锐判断，他感受到那种埋藏在历史深层又始终躁动不息的历史机缘的隐隐召唤。当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将某种密码和信息传导给人类社会时，只有少数嗅觉敏锐的优秀人物能够接收这种信息并做出能动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注定要选择他们代表本阶层或者本阶级多数人的利益。

凌卫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对于一个长期埋没在底层又不乏领袖欲望的二十五岁的小学勤务来说，泡病号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权宜之计，只有运动才造就生命。此刻他觉得自己正在被充电，被造就，正在脱去浑身锈迹斑斑的肮脏躯壳。然后好像一只渴望搏击的海燕，当雷声还在地平线上滚动时，它已经嗅到风暴来临的腥湿和海浪的咸味。

凌卫民取出小镜子仔细梳理一下头发，然后一跃而起，径直走进值班医生办公室。他对惊讶的医生友好地笑笑，平静地说：

“对不起，我要马上出院。”

半小时后，拎着简单行李精神焕发的这位小学勤务走出医院大门。他的脚步铿锵有力，充满信心，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历史的选择，他毕竟还是带着几分自觉而不是完全盲目地走向历史。

他明白，机会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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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一群愤怒的知青捣毁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医生成果木的家，幸好当时成医生坐在场部写检查，免遭伤害。

此后几天，一直有人企图对成医生进行暗中袭击。场部还得到报告，有知青正在策划非法绑架该医生。

农场保卫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并密切注视阶级斗争动向。十四日夜，一名歹徒欲纵火烧毁成医生家时，被高度警惕的执勤巡逻人员当场抓获。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许多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

十五日，适逢橄榄坝赶街，大批边远连队来赶街的知青闻知此事后纷纷拥向医院，人们无不为女知青母子的悲惨命运所震撼。无论从前认识或不认识，也无论他们从前来自哪座城市，操着什么口音，只要你是知青就不会无动于衷。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与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猝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停，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奋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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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说过，对不对，‘抓纲治国’抓什么呢？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嘛……我们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揪出林彪‘四人帮’，这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嘛……”

当紧急电话打到垦区机关的时候，西双版纳垦区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兼指挥长贾立全正在会议室主持常委会并讨论向省委表态的重大问题。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相当持久地进行了将近半年。历史证明，这场讨论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理论界，成为全国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直接政治动力。对于包括贾副书记在内的垦区大多数领导来说，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是大老粗，并且本职工作是农业开发而不是研究理论，因此有充分理由对这场讨论不感兴趣。但是政治斗争的职业敏感又提醒他们，这场讨论的真正用意决不仅仅在于理论本身。

贾副书记是这样一位干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入伍，走南闯北，解放后转业，在农场担任领导。他对领导工作始终很有责任感，“文化大革命”几起几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说“不计较”当然不大准确，因为贾副书记对于职务升迁和权力大小还是很在乎的。身在其位，谁又能够超脱得了呢？

半个月前，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文山州检查工作时代表省委表态，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安书记的表态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云南形势终于明朗化。此后，全省各地、州、市委纷纷表态。表态是一种政治宣言，它只表明你的政治立场，而不在乎你是否真的弄明白那些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

常委会开得跟预料中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常委们与其说热烈发言向真理靠拢，不如说争先恐后向第一把手表态。靠在沙发上的贾副书记满意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常常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提纲挈领的见解，开上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把会议气氛和思路置于一把手权威的绝对控制之下。

就在这时，橄榄坝农场的紧急电话打到了会议室。

“这样闹下去怎么行？乱弹琴！……”贾副书记声音陡变，脸拉长了，“他们有意见，可以按组织原则反映嘛，怎么可以聚众闹事，停工停产，嗯，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

会议室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常委们个个屏息静气，不敢弄出响动。

“你们马上查一查，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我不信他们能闹翻天……喂喂，我说你们不要怕，要丢掉顾虑，天塌下来还有党委嘛！解放思想也不是不要原则……”

有人小心翼翼提醒：“上面知青工作会议还在开，万一……”

“陈永贵副总理已经讲了话，上山下乡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贾副书记目光炯炯地环顾在座的常委，对着话筒厉声说道，“以后还要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到边疆来，老知青不安心，新来的怎么办？现在知青中谣传很多，某某农场有人收听外国台，还到处散布说中央斗争激烈，谁谁已经免职，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我说同志们，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松不得的哟……”

一把手定了调，其余人都不再吱声。于是贾副书记略略思忖后断然决定：“第一，医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作深刻检查。第二，尸体要马上处理。第三，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聚众闹事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这天下午，垦区党委会顺利通过常委决议，完全拥护并决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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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区领导的指示得到迅速贯彻执行。

十五日，肇事医生被转移到场部严密监护，农场保卫部门和武装民兵紧急出动，准备强行处理女知青尸体。数以百计的知青闻讯赶来，以锄头、长刀、铁棒对峙。

十六日，聚集在场部和医院的知青已达两千多人。

双方僵持不下。

第四章 人血不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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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决策无疑大大激化了这场酝酿已久的矛盾冲突。

对于被迫滞留在云南边疆的十几万农场知青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无疑是个充满复杂诱因和动荡不宁的年代：光明与黑暗交织，希望与绝望并存。该返城的悄然遁去，不该返城的原地坚持，中国的历史筛选了知青中绝大多数，也就是那些父母没有后门和权力的普通人家的子女来坚持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

空洞的口号已经破碎，十年的现实教会人们不相信谎言，当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好像膨胀的液体被压缩在瓶子里时，久而久之，愤怒的泡沫终将冲决桎梏喷涌而出。

也许不只是泡沫，还有更多躁动不安的自由电荷，它们密布在潮湿的边疆大地上和空气里，一遇高强气流的挤压和撞击，就会迸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

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猝然死亡就成为引发这场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对于一九七八年发生在云南橄榄坝农场的那起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许多年后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农场那些干部，生了病就上景洪，上昆明去住院，知青生了病只能就地治疗。如果回家去看病，不仅路费医药费自理，还要扣发工资和粮票。

“徐玲先死得好惨！他们母子的尸体停放在停尸间，谁见谁落泪。以前年年都有知青死于难产和各种医疗事故，但是对知青的震动都没有这么大，大家生活得压抑麻木，没有人主动把别人的悲剧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次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知青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任何一点小小的火星都可能引燃冲天大火。

“我同徐玲先生前关系不错，她比我大几岁，是个性情开朗乐于助人的人。我们几个女知青本来准备替她料理后事，开个追悼会，不料农场借口尸体腐败要强行掩埋，听说又抓了几个男知青。那几天气氛紧张得不得了，场部机关增加了武装岗哨，到处都有值勤的民兵，很有些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不少胆小怕事的知青就悄悄溜走了……”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则点燃一支“红双喜”香烟，抑制住激动缓缓地说：

“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怪只怪我们那时太幼稚，现在看来，农场当时存在种种问题，包括知青政策，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和极‘左’路线的产物，大环境不变，知青的境况决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善。

“问题在于农场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在连队的工作是赶牛车。大家推选我出面与农场交涉，是因为我说话做事比较客观冷静。我们连夜草拟了一份请愿书，有几百名知青签名。不料农场拒绝谈判，并把我们几个出头露面的人列入‘坏头头’的名单。事情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只有团结起来，背水一战，拿现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人生难得几回搏’……”

周俐敏和李孝林是一对患难夫妻，现在都在重庆市工作，有一个并不富裕但很温馨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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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中长期压抑的怨愤和不满终于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当坐立不安的农场领导正在苦苦商讨如何打破同知青对峙的僵局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知青正在撤离医院，去向不明。

一小时后，报告再次传到场部：抬着尸体的知青队伍已经越过橄榄坝农场的一、二、四分场，正在转向江边的七、八、九分场。大批知青纷纷加入游行队伍。

此后几小时，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许多互相矛盾的消息纷至沓来，闹得场部人心惶惶。后来，直到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已经踏上通往景洪的公路，并且迫近空无一人的澜沧江大桥时，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终于判明：原来他们是要将尸体抬到州府景洪去闹事。

至此，这个石破天惊的重大消息才被十万火急地报告给猝不及防的垦区指挥部和州委。

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上海农机服务公司工会干部汪明娣来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个日影西斜残阳如血的黄昏始终好像一幅色调黯淡的版画刻在心头，令她记忆犹新。

“……收工的钟声刚刚响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大家都急急忙忙钻出胶林往回走。突然有人从公路边跑过来说，四团（橄榄坝农场）的知青正在抬尸游行，有几千人。我们一听，都扔了锄头赶到公路边去看热闹。果然，没过多久知青的队伍就出现了。走在前面的是男生，大多衣衫褴褛，有的还打着赤脚，他们抬着一个女知青的尸体，还有一个早已僵硬的小小的婴孩。人们低垂着头，表情肃穆，没有哀乐，没有激烈的口号，只有队伍走过的沉重的脚步声……

“我的心猛地一紧，空气迅速变冷，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寒气向四周扩散开来。不用任何语言解释，每一个人都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因为知青是一个整体，受一个共同命运驱使，无论我们与那位不幸的女知青如何素不相识，甚至无须打听来龙去脉，我们立刻就被这个悲壮的场面感染了，震撼了。

“不仅仅是我，站在路边的几乎所有知青都掉了泪。根本不用动员，或者如后来有人说的煽动，我们便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我记得我们连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知青后来都受到追究……”

另一位知青童小刚说：“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只觉得这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只要队伍里有人拿眼睛望一望你，只要你是知青，你就决不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从橄榄坝农场到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有四十公里山路，沿江而上，中途还将经过景洪农场和水利兵团驻地。于是，知青游行的队伍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壮大，到傍晚时，知青队伍已经逶迤几里地，总人数接近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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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洪镇又名车里，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是一座新兴的边境小城，人口约两万。据《云南地理志》载：“……解放前土司和头人统治，生产落后，瘴疠横行，内地人皆视为畏途……解放后修筑公路，兴建电力、冶炼、农机、制茶、制糖和木材加工等工业，并逐渐发展成为滇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身着傣家服装同当地人民欢度泼水节的大幅照片见报之后，景洪的名字才同泼水节一道走出边疆，走出云南，开始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国新闻界所知晓。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拥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拥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州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者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睥睨世界、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游行队伍好像一眼望不到头的河流，在南国十一月晦暗的天空下缓慢流动。景洪交通阻塞，车辆停驶，行人纷纷驻足。

一位亲眼目睹游行场面的傣族老波涛（注：即老大爹），退休公路养护工岩孔回忆说：“……开始大家都很紧张，领导让大家待在家里，说弄不好要出大事，后来知青果然进城了，有几万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但是他们没有闹事，也没有跟当地人发生冲突，而是坐在州委大门口，一连坐了好几天……那个死人我看见了，还有孩子，啧啧真惨……别的我说不好，游行是不对的，农场不是有领导么，干吗非要跑到景洪来游行？闹得城里乱哄哄的，交通堵塞了好几天……”

另一位退休教师董木康则直率地说：

“……我是同情知青的。那些孩子真可怜，千里迢迢来边疆，一干十来年，可结果呢？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我相信物极必反的道理，要是当时政策合理，知青就不会抬着尸体进城来……至于游行本身是否恰当，那又另当别论……”

机关干部秦先仁亲自参与同知青谈判的工作，他的思想被现实冲击后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

“……知青游行，我看同社会大气候有关。我们做干部，往往只听信政策宣传，相信报纸，对世事民情不甚了了。知青生活从前苦不苦，从前有没有流血死人甚至更大的事故发生？当然有，为什么那时不闹事，偏偏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来闹？……‘民主墙’，‘伤痕文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别人都在起劲地否定‘文革’，那么上山下乡究竟该怎么看，知青该不该理直气壮地回城？……这么多问题，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敢这样想，所以同知青谈不到一块儿去。这不是对谁有成见，是个观念问题……其实知青自己起来捅开上山下乡运动的盖子未必是件坏事，它让全社会都注意到知青问题的严重存在，并且再也不容漠视，这也符合党中央‘大胆解放思想’的原则……”

无论当时的人们怀着怎样忐忑不安的心情看待这场知青大游行及其后果，知青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反抗行动确实使全社会包括各阶层人们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反抗如石击水，在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省平稳的政治生活中投下一块大石头。

云南昆明。橄榄坝知青游行的消息一经传来，社会舆论哗然。省委负责同志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云南知青闹事的消息以电讯稿形式出现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

北京。长途热线电话传达国务院负责人讲话精神：要说服知青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要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不要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等等。

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加强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唯恐出现云南闹事的全国性连锁反应。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一月十七日晚，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和军分区奉命紧急出动，前往澜沧江大桥堵截和劝阻请愿知青。由于天黑道远，加上知青人数太多，劝阻无效，大部分知青于次日进入景洪。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

1.     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2.     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3.     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做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并且相对他们的行为来说有点小题大做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未能得到及时答复。

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

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十八日下午，知青在州委门前请愿未果，即抬尸游行，轰动景洪。围观者如堵。

十九、二十两日，知青在州委门前抬尸静坐，双方继续僵持。随后又有西双版纳垦区部分农场知青陆续进城，声援橄榄坝农场的请愿知青。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

1. 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

2. 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

3. 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按照有关部门指示，死者遗体被破例允许安葬在当地驻军的烈士陵园内，于是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就成为当地农场中唯一有幸享受这种荣誉规格而没有烈士头衔的老百姓。死者丈夫因祸得福，仅仅一周后即被病退回上海，奇迹般完成从边疆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成医生咎由自取，被判刑劳改，并开除出医生队伍，并不许重新行医。农场还按照有关“因公死亡”的政策规定，每月将女知青工资（二十六元）的百分之四十按时寄往上海，至今仍未间断。

请愿大获成功。

4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

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一师一团）知青宣布总罢工。

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污迹斑斑的横幅标语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

罢工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个雄心勃勃的小学勤务，上海知青凌卫民。

    下放到西双版纳、北大荒、内蒙古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北京、上海知青们比我们湖南知青要苦得多了！他们回城的经历也比我们复杂得多。

    期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