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雨同舟，而今携手返乡

——浏阳知青四十年后返乡有感

那些“蹉跎岁月”

    湖南知青网，浏阳知青家园的同志们，我是一名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已接近退休年龄，这次有幸参加《株洲晚报》组织、株洲江南布艺商城董事长刘建明赞助的株洲知识青年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十分高兴。让我们这些曾经风雨同舟，而今携手返乡的同仁们，浮想联翩，心中荡起层层波澜，仿佛又回到那蹉跎岁月，青春年华，不善言谈交流的我，也想在知青家园这个大家庭里，与过去的朋友，儿时的同伴，共同倾诉各自不同的故事和感悟，以此达到一种包容、平和、积极向上的共识，这是我的本意和初衷。

    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掀起，根据各自家庭背景，不同出身，大家各持己见，说法种种， 褒贬不一。我认为，为什么造成2000万知识青年的大规模迁徙，有些是涉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应由研究“知识青年”的史学专家们去寻根问据，这应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讨论。这场始于1968年的群众性运动，它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涉及面广，影响之深，世界绝无仅有，这是段不平凡的历史事件，牵动着10亿人的心，我们亲临其境，颇有感言。

    在部分同仁们对这场运动的谈论中，有的说是不心甘情愿而是被迫下乡，我却恰恰相反，面对这场即将来临的大规模运动，态度积极，十分拥护，主动与同学同伴，组成下乡知青小组，随时等候祖国召唤。当然，这种良好的心态是老师们多年来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的结果。另外，我们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阶段，国家工业停滞，处于瘫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已经停止招生，成千上万的高初中毕业生何去何从，如何安置，这自然成了社会的一大难题，而要消灭社会三大差别，缩小城市与农村差距是当时我国的方针政策，各大媒体、论坛、报道、宣传已成为社会热点，因此66、67、68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毫无疑问的成了必由之路，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

    曾记得，文革前我们除了按部就班正常的学习文化知识外，政治教育方面，结合消灭“三大差别”学习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下乡知青务农的模范优秀事迹，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那时老师带我们去参观畜牧场，大家谈感想写心得特别高兴。另外在教学中，老师常常配有社会主义新农村教学挂图，生动形象，让人浮想联翩。课外读物有“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等图书，让人憧憬，让人向往。在完成“我有一个愿望”的作文时，我曾把社会主义新农村描绘得如诗如画，美丽的田野，层层的梯田，青青的山，绿绿的水，硕果累累，稻麦金黄，金桂飘香让人如痴如醉，心旷神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勾勒出实现机械化的一幅幅宏伟蓝图，令人神往。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我没有任何顾忌，抱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美好憧憬，扎根农村一辈子是我的心愿，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写照。

    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居然有着天壤之别的落差，理想只是一种美好的意愿，现实得亲临其境，去实践、去面对、去承受。记得刚开始下地干活，赤着脚，走在沙石瓦砾的路上，疼的直眨眼，好不容易才一步一拐地捱到田间地头。

    特别是送公粮，身体单薄只有七十多斤的我竟挑起一百一十多斤重的粮谷，开始我还能硬挺着，渐渐腰弯背驼，扁担在肩膀上替换一下就疼得直咧嘴，超负荷的重量压得胸口好疼好疼，连大气也不能喘，口干舌焦，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两条硬撑着的腿不时地颤抖，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望着远处送粮的队伍，我伤心极了，为了磨炼意志，硬着头皮、咬着牙关，一步一步向目的地走去，一双肩膀全压得青紫青紫，肿了起来，一连几天，碰都不能碰，我开始怀疑，用这种肩挑人扛的方式能挑出或扛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来吗？能改变那一穷二白的面貌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固然要苦干实干、艰苦奋斗，更重要的是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包括各级政府、各级财政的投入，在人力、物力各个环节……等等，是一个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系统工程。由此可见，当年的我是如此幼稚，单纯可笑。

    但不管是如此幼稚，还是单纯可笑。我们都不能嘲笑自己，嘲笑这一段历史，因为我们都是亲身的历练者。而这种历练，你没有经过，你就无从感受。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

“老三届”知识青年  韦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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